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1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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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１９１２　年必须将电力供应增加四倍以满足新厂——特别是苏州河两岸
正在建设的碾米厂和正在扩充生产能力的纺织厂——的需要。④同一时期，面
粉业经历了一次迅速发展（在上海、满洲和长江沿岸城市于　１９１３　年登记的
５３　家中国公司中，有　１４　家是在　１９１１　年以后成立的）。⑤机械厂的数目也增
加了，１９１２—１９１３　年间新建了　５　家，大多数都在上海。⑥汉阳钢铁厂的高炉
在　１９１１　年　１０　月起义时被闲置不用，这时又恢复开工，操作人员自此以后全
部都是中国人。⑦在采矿业方面，勘探和开采都在发展，有时得到外资的帮助。
⑧上海华界的电车路系统（南道）的建设从计划到完工只用了几个月，完全没
有依靠外国的帮助。⑨这一全面的努力得到　１０　多个为鼓励实业而于　１９１２　年组
成的省级或全国性的组织的支持和配合。①
在这样的情况下，商界最害怕的就是重新出现政治和军事动乱。１９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袁总统唆使人暗杀了宋教仁，这在上海的巨商中引起了深刻的不


① 《北华捷报》，1912　年　4　月　27　日，第　217　页。
① 《北华捷报》，1912　年　3　月　1　日，第　650　页。
② 《北华捷报》，1913　年　11　月　9　日，第　40　页。
③ 萧亮林（音）：《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　年》，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　年。
④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1895—1914　年》（此后简称《工业史资料》），2，第　848
页。
⑤ 同上书，2，第　908　页。
⑥ 同上书，2，第　920　页。
⑦ 《北华捷报》，1912　年　11　月　16　日，第　479　页。
⑧ 《北华捷报》，1912　年　12　月　7　日，第　665　页。
⑨ 《北华捷报》，1913　年　8　月　13　日，第　558　页。
① 汪敬虞：《工业史资料》，2，第　860—867　页。



安。②不过，孙逸仙的敌对反应比袁世凯的背叛使他们受到更大的震动。在这
样一个新建立的国家体制和自由遭到危险的时候，资产阶级唯一担心的是，
新的危机将要给他们带来直接麻烦。革命实验带来的失望，有条有理的政权
的吸引力，还有经济发展激发起的希望，这一切都综合在一起把他们推向一
种互相勾结的中立。③１９１３　年夏季的危机将逼迫他们作出决定。
１９１３　年　７　月袁世凯与孙逸仙的冲突爆发以后，南方各省的军事领袖宣布
独立。上海被卷入这次运动：陈其美担任叛军司令。商人们在和反叛运动公
开敌对与为保护自己利益所必需的机会主义之间迟疑不决。总商会拒不赞成
独立宣言，又不向陈其美提供他所要求的资金。商人们压倒一切的希望是避
免叛军与重新占据了江南制造局的驻军之间的对抗：“鉴于上海是商埠而非
战场……任何一方挑起战端均将被视为人民之公敌。”④一个集团的私利就这
样简单明了地被等同于全体人民的利益了。
在广州，都督陈炯明于　６　月　２１　日宣布独立，他遭到商人们的敌对或漠视。
⑤国民党的为数不多的支持者来自海外华侨社区或港澳地区。可是没过多久他
们之中最活跃的一位陈席儒就被港英当局取消了居民权。在长江流域的主要
港口重庆、长沙、芜湖和南京，商人们同样表现得小心翼翼，同样对叛乱抱
着隐藏的敌意。①当地的商会致力于保全他们的城市，贿赂叛军撤离，并为北
军的和平归来作好准备，在这些方面他们获得了程度不同的成功。可是南京
的商人们的这种努力失败了，他们被迫给南军大量的金钱，而在北军入城以
后又遭到抢劫而倾家荡产（１９１３　年　９　月　１　至　３　日）。②
资产阶级对“二次革命”的敌视只是极其谨慎小心地表现出来，在那些
已宣布独立的省份中尤其如此。各地商会不曾表示公开反对，而只是拒不给
与财政上的合作——只要压力不太大。无论如何，斗争的结局主要取决于那
些军事领袖和他们部队的人数与质量。在这方面袁世凯占有压倒优势。在
１９１３　年，资产阶级的反对或者毋宁说他们的袖手旁观，并没有起决定性的作
用，正如在　１９１１　年，他们的支持对事件的发展没有什么真正的影响一样。不
管是支持还是反对革命，资产阶级都不过是次要的力量。
１９１３　年起义的失败带来了沉重的赋税和抢劫，迫使资产阶级保护他们的
近期利益。袁世凯鼓励商人回到他们社会孤立和脱离政治的传统中去。一旦
获得胜利，袁世凯就不再满足于用迫使反对派领袖流亡，并首先解散国民党
（１９１３　年　１１　月）然后又解散国会（１９１３　年　１２　月）的方法来消灭革命。他
还把他的攻击指向在革命前后为了地方精英的利益而建立起来的一切代表机
构。１９１４　年　２　月　４　日，他解散了　１９１２—１９１３　年冬天在扩大了选民范围的基




② 《北华捷报》，1913　年　4　月　26　日，第　226、252　页；1913　年　5　月　10　日，第　427　页；1913　年　5　月　24　日，
第　531　页。
③ 参看上海钱业公会通电，《北华捷报》，1913　年　5　月　17　日，第　495　页。
④ 《北华捷报》，1913　年　7　月　26　日，第　283　页。
⑤ 《南华早报》，1913　年　7　月　27　日、7　月　29　日、7　月　30　日、8　月　1　日。
① 外交部驻华大使与领事档案，书信，F。O。228：2499，卷　277，革命，北方与南方，1919　年　7　月　24—31
日。F。O。228：2500，卷　278，革命，北方与南方，1913　年　8　月　16—31　日。F。O。228：2501，卷　279，革命，
北方与南方，1913　年　8　月　16—31　日。特别参考发自镇江、南京、重庆、芜湖的书信。
② 南京通讯，1913　年　8　月　29　日，F。O。228：2502，卷　280，革命，北方与南方，1913　年　9　月。



础上（占成年男性人口的　２５％）复苏的省和地方的议会。①自革命以后，这
些地方议会接管了许多原本属于国家官僚机构的行政、财政和军事职能。②
此外，它们还成了当时人数日益增多的新的工业家、教育工作者、手工业者
和妇女组织的讲坛和活动舞台。正是通过这些组织，一整个社会阶层——士
绅，还包括文人学士和小商人——将自己结合进了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这些
议会在中国政治传统之内代表很近似于自由主义的某种东西，起着保护地方
利益和保护那些被官僚机构拒之门外或忽略了的社会集团的作用。在袁世凯
眼中，它们因此对他个人的权力和国家的统一构成了威胁，因为他把国家的
统一等同于一种严厉的行政上的中央集权。
对于上海的商人来说，这是一次异乎寻常的经历的结束。在革命以后，
华界的市政当局重新命名为“市政厅”，称为“绅商”的城市士绅曾经有机
会证明他们的管理能力、现代化才干、对民主程序的理解和他们对重大国家
问题的兴趣。③现在，上海商界再也不能恢复这种行政上和政治上的自治了。
袁世凯用来代替原来市政厅的“工巡局”（负责管理公共工程、巡警、捐税），
被置于地方官的严格管辖之下。１９１４　年制定的法律加强了对商会的控制，剥
夺了商人表达政治意见的手段。
商人们就这样被剥夺了主动权，他们好像已经失去了过去　１０　余年中曾经
鼓舞过他们的那些伟大的理想。由于不能使全国都接受他们自己在中国所开
创的现代化，他们就转而全神贯注于自己的短期利益了。面对这样一个虽然
非其所求但也并不难接受的军事官僚政权，他们只得在外国势力的荫庇下努
力去加强自己的地理和社会基础之上的自治。因此，他们要求在南京的英国
领事将租界①扩展到下关的码头和商业区，以便得到更好的保护。在上海，华
界闸北的一些显要人物请求公共租界的巡捕进行干预，并且，用一外国居民
具讽刺意味的话来说，寻求“我们专制的市政权的保护”。
不过，袁世凯接掌权力并不是简单的旧政权的复辟。他在担任总统的时
期内表现出一种新的进一步发展经济的决心，完成了商业的立法，稳定了财
政与货币制度，鼓励私人企业。②自　１９１３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１５　年　１２　月担任农商总
长的张謇促使关于商业企业和公司注册以及关于开设公司的法令获得通过。
他建立了棉花和甘蔗的模范生产基地；并计划统一度量标准。１９１４　年　２　月，
在梁士诒的创议下，作为统一货币制度的第一个步骤，铸造了袁世凯银元。
这种鼓励商业的意愿，与拒绝给予资产阶级最微小的权利形成奇特的对比。
这里，袁世凯又回到现代官僚主义的传统，他本人在清朝末年就是这一传统
的主要代表之一。作为一个独裁者，袁世凯权力的支柱是军队和官僚集团，
他没有必要去讨好商人。因此，如果把他的经济政策视为对资产阶级的支持，
那就完全错了。同时，把袁世凯统治时期各大商埠的繁荣归因于他的这一政


① 参看本书第　4　章欧内斯特？P　扬：《革命后的政治风云：袁世凯时期，1912—1916　年》。
② 1911　至　1913　年之间为地方精英的利益而缩小官僚机构的权力，以及地方精英与私商的结盟，参看周锡
瑞：《中国的维新和革命》，第　246—255　页。
③ 伊懋可：《上海的士绅民主制，1905—1914　年》，第　73　页：《上海市制进化史略》，载上海通社编：
《上海研究资料》，第　75—78　页。
① 南京无租界，下关江边地带划有外国人居留地——译者。
② 关于袁世凯的经济政策，参考菊池贵晴：《中国民族运动的基本结构——关于排外性联合抵制的研究》，
第　154—178　页。



策，也是错误的。把中国资产阶级推向它的黄金时代的决定性的动力来自别
的地方：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改变了的国际局势。



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１９１７—１９２３　年

不过，资产阶级对革命运动的有限参与和它对社会动乱的保守反应，还
不足以驳倒资产阶级革命这一概念，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辛亥革命所产生的影
响。虽然引入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对弄清　１９１１—１９１３　年所发生的事件没有多
少用处，但是也许对较长时期的社会经济分析是有用的。这样，演变的观念
（从“封建的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变和从官僚主义社会
到阶级社会的演变）就应该代替革命性的决裂的观念。这种变化产生于漫长
的过程。在中国，这一过程始于　１６　至　１８　世纪在传统经济中出现的所谓资本
主义萌芽。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一演变后来在　１９　世纪变得十分明显。在
１９１１　年以后，它仍在继续，成为　２０　世纪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变革的一部分。
因此，不可能把像资产阶级的兴起这样一个发展包括进一次单一的革命事
件。
但是，在　１０　至　１５　年这样的一个不长也不算短的期间内，辛亥革命是否
加速了工业化的进程，是否改变了社会内部的力量对比和促进了一个真正的
资产阶级的兴起呢？一些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