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1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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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管理市政。“清政权倒台以后，在长达数月之久的时间里大多数中国城市
实际上是由商会和行会协同管理。”④
商界对地方政治与行政生活的干预，反映了城市精英自 １９ 世纪以来在全
国（包括中国内地）所取得的重要地位。但这并不是一种新的政治现象，只
不过是延续——并且扩大了——行会联盟的传统，其作用在太平天国起义的
危机时期就已经奠定了。①那时候这些行会联盟已经超出社团组织的框架，致
力于城市集体的公务事业。在儒家公德责任心的推动下，他们尽力弥补政府
当局的无能，并保护他们市镇的切身利益。
１９１２ 年，商会在许多大小城镇已经享有权威，它们的目的并没有什么不
同。这是个保持社会秩序，与海盗、土匪、毫无纪律的士兵以及秘密会社进
行斗争的问题。商人们和绅士阶层从事共同的事业：在这一由名流组成的联
合阵线中，没有必要把商人特别突现出来，不过他们在行动中的活力的确是
出色的。是商会和行会给军队关饷，贿买盗匪让他们离开，开始解散军队，
并在你争我夺的将领们之间斡旋。一位当时人评论说，“在中国社会的各个
组成部分中，商界是最团结同时也是最保守的”。②
① 董必武：《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
② 贝热尔：《中国的资产阶级》，第 41—42、125—126 页。
③ 周锡瑞：《中国的维新和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和湖北》，第 237—250 页。
④ 《北华捷报》，1913 年 11 月 1 日，第 352 页。
① 窦季良：《同乡组织之研究》，第 2 章（转引自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第 337 页，注 18）。
② 《北华捷报》，1913 年 11 月 1 日，第 352 页，关于商人在各省城行政中的作用，参看贝热尔：《中国
的资产阶级》，第 69—80 页。
但是不论商界的卷入有多么广泛，在政治上却只获得了有限的重要性。
实际上他们只是要打进一个早已建立起来的体制的框架里面去，力图纠正其
在运转中的毛病而已。商人们并没有为自己争取权力，通常只满足于和现有
的当权者协商。真正的当权派是保住了职位的官僚、将领们，或者取得了大
权的革命军人。这种间接控制的方法包含着不少风险；地方掌权者经常背叛
商人，科以苛捐杂税，威胁和绑架他们。尽管商人掌握着施加财政压力的手
段（因为他们提供资金或者为发行纸币作担保），并且为统治权的建立出了
力，他们却成了这一权力的第一批牺牲者。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商人们并
不准备直接承担传统一直把他们排斥在外的政治责任。他们的卷入只不过是
短期的。
在这场波及整个政治体制的普遍危机中，这种权宜之计证明是无效的。
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不但还在继续，而且越来越糟糕。广东省完全变成了
“海盗共和国”。①商人们曾经企图废除的厘金制度，又在商捐或统捐的新名
目下出现了。由于政府没有正规的财政收入，商人们也无力独自长期承担公
共行政开支。争取安定的努力和统一市场的计划，由于地方政权之间缺乏协
作和不关心农村而注定要失败。在中国的各个省份里，商人阶层的权力不可
能取代中央政府和各省政府的权力。他们所能做到的只不过是力图对具有破
坏性的无政府状态加以限制。和过去一样，无政府状态仍然是帝国体制的唯
一替换物。
上海的资产阶级和南京政府
在上海，组织得更好的更强有力的商界精英在摆脱了过去的束缚以后，
继续享受到租界内的安全和秩序。他们抓住革命提供的机会，力求实现其在
本地和全国的雄心。
在 １９１１ 年帝国的驻军被打败以后，公共租界和华界里的主要商人毫不迟
疑地参加了陈其美将军组织的军政府。陈聘请总商会的董事们担任他的顾问
（虞洽卿和周舜卿）。他将财政事务付托银行家朱葆三和沈缦云等人主管，
并由一位买办郁屏翰协理；将商业管理交给船东兼工业家王一亭。市政管理
则归公共工程承包商李钟珏和粮商顾馨一负责，他们成了陈的顾问。②
上海地处中国沿海，有世界主义倾向，现代化，是最适合于资产阶级的
环境。置身其中的上海资产阶级竭力要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如果条
约口岸真像一些作者所说那样，是与内地互不交通的外国飞地，上海的商人
们也许就不会梦想把他们的活动推广到全中国了。但是沿海的经济却在相似
的程度上既指向内地又指向海外。其繁荣同样地既依赖于各省又依赖于同外
国的联系。这种经济上的一致性加强了民族统一的需要和愿望。上海的资产
阶级接受了孙逸仙的共和纲领，并参加了他的现代化努力。他们和孙逸仙一
样，并和他一起为塑造一个新的中国而呼吁海外华侨给予援助；他们想要控
制广袤的内地，并将其按沿海的形象加以改造，以便那里的资本主义和民主
的萌芽最终能够开花结果。
上海商人据估计资助了约 ７００ 万两白银。①促成了孙逸仙于 １９１２ 年 １ 月
① 让？罗德：《中国革命生活的状况，1911—1914 年》，第 301、117 页。
② 小岛淑男：《辛亥革命时的上海独立与绅商阶层》，《东洋史学论集》，6（1960 年 8 月），第 113—134
页（《中国近代化的社会结构：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特辑）。
① 《北华捷报》，1912 年 7 月 13 日，第 109 页；1913 年 3 月 1 日，第 650 页。贝热尔：《中国的资产阶
１ 日在南京宣布建立中华民国，由各省代表投票使之合法化。这个新建立的
自认为是全国性政府的纲领，重复了同盟会纲领的内容。孙逸仙在 １９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发表的宣言中，谴责愚昧的清帝国“贼害吾民，以图自利，宗支近系，
时拥特权……又复征苛细不法之赋税，任意取求，迹近掳劫。商埠而外，不
许邻国之通商。常税不足，更敛厘金以取益，阻国内商务之发展……”孙逸
仙保证：“吾人当更张法律……改良财政，蠲除工商各业种种之限制……”②
在新任命的实业总长张謇的倡议下，设立了工政司，将中央政府的指示
贯彻到各省并协调它们的工作。③银行家沈缦云从海外华侨募得 ５００ 万美元，
在孙逸仙和上海总商会会长周金箴①的共同支持下创建了中华实业银行。可是
南京政府执政只三个月，这就意味着它不可能有多大成就。不管怎样，它能
不能有更大的成就呢？孙逸仙就任大总统后几个星期，“银行家、富有的商
人和买办……开始感到这个政权很难忍受”。②商界和陈其美之间的关系恶
化，这位上海都督有时为得到必要的款项而采取严厉的手段。③当政府决定以
招商局轮船公司作为抵押向外国借款时，它遭到包括周金箴在内的股东们的
强烈抗议。④
在上海出现的这一矛盾，与 ２０ 年代坚持地区特殊论的广东资产阶级对国
民党政府的抵抗看起来并不相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急于要将其活动扩展到
全国，即使以艰难的北伐为代价也在所不惜。上海资产阶级支持孙逸仙迫切
要求统一中国的思想。但他们无疑希望在他们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南京政府，
能迅速扩大其基础并获得国内其他方面的支持。他们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
由于缺乏适当的社会基础，南京政府不能指望得到一个高效率的政党的支
持。同盟会本来就是个松散的组织，早在 １９１２ 年初它就遭到一些新政党的竞
争，没有多久就只剩下孙逸仙的少数追随者了。面对拥有大多数正规军并得
到官僚和传统主义的士绅支持的北京－武昌轴心，孙逸仙被迫逊位，于 １９１２
年 ２ 月将民国总统的职位拱手让给袁世凯。
就这样，资产阶级的第一次政治实验于 １９１２ 年春以双重的失败而告终。
不错，资产阶级在这段时间里使人感到了它的分量。在各省，它曾协同保证
商业照常继续，并维持一定程度的公共秩序。他们对南京政府的支持，阻止
了不得人心的清朝复辟，并为共和政体的建立作出了贡献。但是它未能为了
自己的发展而成功地建立起不可缺少的政治结构。在各省，它的社会基础的
界限很不清楚，所采取的行动很难与士绅们的行动真正区别开来。连上海的
企业家们也未能将一个全国性的政府单独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未能将立足
于商业与技术、自由竞争与相对和谐的民主态度之上的新秩序移植到中国内
级》，第 82—85 页。
② 宣言译文，载 F。麦考密克：《中华民国》，第 457 页。（原文见 1912 年 1 月 5 日《孙大总统对外宣言》
——译者。）
③ 《近代史资料》专刊，《辛亥革命资料》，1（1961 年），第 58、201 页。
① 《辛亥革命资料》，第 96 页。参看沈云荪：《中华实业银行始末》，载《近代史资料》，6（1957 年），
第 120—139 页。
② 《上海法国总领事的报告》，1912 年 1 月 13 日。法国外交部档案：中国国内政治，中国革命。
③ 《上海法国总领事的报告》，1912 年 1 月 13、17、18 日，法国外交部档案：中国国内政治，中国革命。
④ 《北华捷报》，1912 年 2 月 10 日，第 356 页；1912 年 8 月 10 日，第 405 页；1912 年 8 月 17 日，第 458
页。《上海法国总领事的报告》，1912 年 3 月 2 日。
地的农村与官僚统治的社会中去。这种新秩序在条约口岸由于外国的参与有
可能建立。
尽管已经有了沿海地区的资产阶级，这个国家的命运仍然继续体现在内
陆中国以及军事和官僚的政治机构——只有它能控制这个国家——之中。
倒退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开始了中国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倒退时期。经
历了几个月混乱之后，商界急于恢复稳定与安全。他们在稍微迟疑之后就拥
护袁世凯，这标志着政治转向的开始。与革命的共和派的联系变得松弛了。
１９１２ 年 ４ 月，上海“敢死队”在他们的领袖刘福标①在公共租界被捕时，谴
责上海总商会的背叛。资产阶级的依附者被吸引到新的更温和的政党方面，
这些党派在 １９１２ 年 ５ 月改组为共和党。在 １９１２ 月年 １２ 至 １９１３ 年 １ 月的全
国选举中，上海的温和派支持这个政党。此外，袁世凯努力向商人们提供补
偿和保证：他承担南京政府与上海商界签定的合同的义务，①并答应赔偿汉口
商人在 １９１１ 年 １０ 月因商店被毁而蒙受的损失。②他长时间地出席 １９１２ 年 ４
月 ２９ 日在北京召开的临时参议院会议，为争取资产阶级的支持而宣布了一系
列的改革：取消厘金，减低出口税，统一币制和一项发展实业的政策。
在 １９１２ 年最初几个月的停滞之后，商业的复苏转移了资产阶级对政治的
注意。由于丰收和国际市场银价上涨，对外贸易的数字与 １９１１ 年相比，减少
甚微：１９１２ 年是关银 ８．４３ 亿两，而 １９１１ 年是 ８．４８ 亿两。③繁荣扩展到工业。
在上海，１９１２ 年必须将电力供应增加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