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幸福来敲门-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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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迈尔·戴维斯这样的爵士大师，那天在亨利舅舅家头一次听到他曼妙的音乐，我就从此不能自拔，就暗下决心，一心想向着这个伟大目标努力。
当妈妈奈不住我一次次地央求，终于买来了一把二手小号，而且给我提了这样那样的要求，我也只好一切都照单全收，乖乖地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有些活找我帮忙倒是没什么，比如到街边的杂货铺花几元钱买点这个那个之类。一般这类活计都是从妈妈这样张口喊我的名字开始的：“克里斯，去贝碧家取个包包回来。”
虽然妈妈什么都没讲，但我明白我们这又是要拆东墙补西墙了。大家都心照不宣，仿佛说家里手头紧是见不得人的事情。等我到了贝碧家，她也是只字不提包里装的是什么，只是交给我一个折好的小纸包让我带走，当然我也清楚地知道里面包着的是两三个美元。做这种差事，我自然不会偷窥纸包里到底装了多少钱，不过这种事情让我对妈妈用心良苦维系一个家庭的生计而备受感动，有的时候我们几乎是靠这点钱才能解决当天的晚饭问题。
所有这些和钱相关的话题都让我颇费心思，因为没有父亲作为我的经济支柱，我不得不学会精打细算，省吃俭用，把自己打零工挣得那点钱节省下来，甚至后来我曾一度以自力更生买辆自己的车子作为目标。与此同时，这些差事让我对一系列金融原则有了基本的认识，诸如资本和负债、借贷和利息，怎么通过更少的钱带来更大的价值之类，这些都离不开这时候的经历。
除了沙伊犹太店和其他一些小店，我还常光顾本叔叔的店，他家的店开在第九大道万利捷大街，本叔叔是黑人，他开的是肉铺，妈妈常让我从他那买一块钱的熟食回来，一半意大利香肠一半奶酪，这就是一家7口人的晚饭了，包括妈妈、弗莱迪、我、沙仑、金牡，还有姐姐奥菲丽娅的女儿德沙娜，那是她在少年管教所生的孩子。
虽然我饥肠辘辘，但还是不愿碰那些本叔叔肉铺里的食物。倒不是店主本人有什么问题，只是看到他家的猫总在店里吃肉让我接受不了，总是觉得从卫生角度这事情有点不可取。那时的我不过12岁，根本谈不上是什么专业人士，只是觉得猫咪刚在窝里刨来刨去，又过来动我们要吃的意大利香肠，实在有些说不过去。不过，这个秘密我没有说出去。
还有个差事让我头痛，就是需要大家都聚齐的时候，让我出马，把德沙娜接回家来。当时，德沙娜还寄养在福利院，只有姐姐奥菲丽娅找到工作后，才可以把她带回家来和大家生活在一起。我的工作就是把小家伙从10个街区以外的福利院带回家来，然后再把她送回去。
德沙娜不认识我，对自己的生母奥菲丽娅也不熟，一看到我来，就会又哭又闹让大家谁都不好受。连福利院的阿姨拿她都毫无办法，小家伙又喊又叫，又哭又闹，在地上打滚，连踢带打，这阵势让福利院的阿姨都抹眼泪，对我怒目而视，仿佛这些都是我造成的。再下来，我自己都要掉眼泪了，我冤枉啊，这又不是我的孩子，我不过是履行职责罢了，不过是个跑腿的，这和我有何干系啊。
当我们终于能迈出大门，准备带她回家时，她就干脆躺在地上大哭大叫，我只好扶她起来，抱着她走。每次她号哭的动静似乎都更大几分，体重似乎也增重几分。后来，我只好放她下来，连哄带骗让她自己走。她心里不满，就继续大哭，不愿意拉我的手，这些都是小孩子惯用的一套。我只能去拉她的手，结果她就又哭，使劲要挣脱开来。路人都停下来，侧目观瞧，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分明是觉得：这人对孩子干了些什么？孩子有什么错？
回程似乎稍好些，德沙娜见过自己的妈妈，两人逐步建立感情，这个小外甥女好像情绪也平稳一些。可是下次再去接她，场面依旧混乱。当社会福利机构终于让她们母女团聚，可以把孩子接回家和我们生活时，大家终于皆大欢喜。不过，姐姐怎么会身怀有孕，家里人对此只字不提，也没有人问及，这是我们的传统。但一想到德沙娜的处境，想到她生命中不会有父亲的身影，又让我触动。我暗下决心，当自己的孩子来到世上后，我决不会离开他们。
* * *
“克里斯”，那天有三个人齐声喊着我的名字，就像唱诗班的排练一般。先是妈妈说：“去帮我买些高洁丝回来。”奥菲丽娅和表妹琳达也说要高洁丝，我最恼火的就是这种差事。她们就不能合用一包么？妈妈说要红色包装，奥菲丽娅要天蓝色，琳达要紫色。一个牌子的卫生巾怎么搞出这么多花样呢？泰瑞表哥见多识广，这种事情没少遇到过，可每当三个姐姐要他去买这些东西时，他就一脸坏笑地说：“让克里斯去吧。”
至少奥菲丽娅还替我着想，把要买的东西写在纸上，还给我拿上个牛皮纸袋，但这已经无济于事。我怀里抱了三大包高洁丝，因为商店给的袋子里根本放不下，然后我听到自己身后有人冲我指指点点，“瞧，这个娘娘腔！”
我该怎么办呢？把卫生巾往地上一扔，去踢那人的屁股，还是假装没听见，而放任这种事在学校和邻里间迅速传开？我眼前仿佛能看到邮差和弗莱迪两人泡在鲁克的快乐屋酒吧（人们都管邮差叫大轮儿先生，我对他还真有几分敬畏），他们和周围人大肆宣扬“娘娘腔”就是那个没爹的野种，那我还怎么在这儿过下去？
最后，我还是忍着没发作，咬着牙回到家，谁让家里这些女性的生理周期都赶在了同一时间，我也一点没想过自己这种对于女性的敏感，有朝一日也许会成为一笔财富。虽然遭此奚落，但我和其他孩子相处的原则还是尽可能少发生冲突。因为家里已经充满火药味了，我希望在学校和街坊四邻还是尽量用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但由于我的个子一天天长高，比周围的孩子高出一头甚至都不止，一旦发生争吵，动手可能就在所难免。因为街上就是这规矩。其他的孩子可能会先冲我动手，因为只要我这大个子被制服了，我那些朋友就自然不在话下。有时候我实在有些烦了，甚至觉得该换些大一点儿的朋友一起玩了。但不久之后，我就学会了要利用自己的身高和强势，用凌厉的眼神或是言语，来避免正面冲突的发生。只有真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才会动手。
我有个朋友叫诺曼，见识了这种所谓迫不得已的正面冲突。那是在一天下午，当我们一群人正沿着第十大道右街往回走，边走边玩。
诺曼听说过一个星期之前， 妈妈为躲避弗莱迪的毒打逃到一家商店的事情，弗莱迪拎着枪在后面穷追不舍。当时我倒是没有亲眼看见，但是也听人讲弗莱迪如何闯进商店，用枪口指着大家，问妈妈藏在哪里，把所有人都惊得面如死灰，魂飞魄散。妈妈偷偷溜出来，上了辆出租车想逃离这是非之地，可是听任妈妈怎么苦苦哀求，司机就是不为所动，车子压根就没动地方。听到这些让我火冒三丈。
更让我受不了的是，弗莱迪冲了出来，把妈妈从出租车里拽了出来，就在大街上大打出手，而周围都是跑出来看热闹的人群，大家却听之任之，一言不发。无论是这种肆意的伤害还是恶毒的侮辱，没有人出来主持公道。无论是警察还是街坊四邻，大家都是袖手旁观。甚至连我的舅舅们都没有插手管管这事情。倒不是因为什么害怕，其实弗莱迪根本不是我舅舅的对手，而是大家不愿意插手妈妈的家事。我也从没往这方面想过。在当时，很多社区已经不再对家庭暴力不闻不问了，但我对此却一无所知，即便是有这样那样的求助渠道，我们也根本没有听说过。我看到的只是人们的袖手旁观和若无其事。
我已经不需要更多的刺激就能坚定除掉弗莱迪的决心，但是当诺曼学妈妈在街上狼狈逃跑的样子时，我顿时就血往上涌，忍无可忍。
“克里斯，你看呀！”诺曼边走边说，学着妈妈躲躲藏藏的样子，“还记得吗？”接着他又模仿弗莱迪端着枪的样子，假模假式地说，“‘她人藏在哪？在哪？’你还记得吗？”
我仿佛是火山一样，瞬间爆发了，连我自己都被吓了一跳，我一下子扑了过去，拳头雨点般的落在他身上，一脚接着一脚把他一路踢了回去，把所有对弗莱迪的积怨都发泄在诺曼的身上。
从那以后，没人再敢和我提妈妈的事情。但唯一的例外是弗莱迪的一个亲戚，他当时已经二十多岁了，而且还常来我家，对妈妈颐指气使，根本谈不上丝毫的尊敬。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妈妈让他别闹腾了，他就破口大骂：“你怎么敢这么和我说话，小心我把你的脑袋打烂。”
我当时恨得牙根痒痒，几乎就按耐不住又要大打出手，但我还是忍住了，咬牙坐在一旁，一声不吭。但我心里默默记住了这一切。虽然他并未屡屡如此，但我在很多年后仍无法释怀。大约40年后，有个亲戚邀请他来到我在芝加哥的家中参加感恩节晚宴，那是在我自己的家中，所有的食物都是我买来的，可我却根本吃不下。有他在场，我根本就没法坐下安心吃饭，因为我担心自己会忍不住对近在咫尺的他大打出手。他过得很惨，一个肾脏被摘除，已经是弱不禁风，只要我当腰给他一拳，他就可能命丧黄泉。他当年对待妈妈的方式根本让我无法忘却，更无法宽恕，他已经把我深深激怒。
但是在其他一些场合下，我那些朋友拿我开玩笑，我却可以一笑而过，毫不在乎。我的宗旨就是希望人们能喜欢我，不一定要包括老师校长在内的每个人都要喜欢我，但是我至少要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身份。这才够酷。
为此，五年级的时候，我脑袋里突然蹦出一个想法，要是把弗莱迪姐姐的玻璃假眼拿到课堂上来做介绍与展示，那一定酷到极点。后来，一次次的实践证明，只要我有个什么想法出来，就一定会一心一意琢磨这事，这种能力是把双刃剑，让我以后受益无穷，也给我带来了不少麻烦。是什么让我缠着弗莱迪的姐姐希斯，借她的假眼拿到学校展示，我也说不大清楚，但我就是不达目的不罢休。
希斯姑妈50出头，头发花白，总穿一件家常外罩，一个兜里装一小瓶威士忌，另一个兜里揣一包好彩牌香烟 。即便是在屋子外面，她也很少换件衣服，我更没见过她穿裙子的样子。在1965年的密尔沃基东北部，女人们都喜欢穿家常外罩，不管里面穿什么，外面都要套上这么件外罩，仿佛穿的是貂皮大衣一样，招摇过市。家里还有个远亲阿尔伯塔小姐，是个大个子的胖女人，她就习惯在这种外罩里穿上五层衣服，这就是我们当初幸福时光的一个有趣景观。希斯姑妈的穿着和这位远亲也有一比。
我每次央求姑妈的时候，得到的答复基本是一样的，“希斯姑妈，我把玻璃眼球带到课堂做展示行吗？”
每次她都是先一仰脖喝上一口威士忌，然后说：“小混蛋，拿走我的假眼，你想都别想！ 不可能！”
最后我只好“曲线救国”，换了一套行动方案。我知道她夜里睡觉时，会把假眼放在一个盛着液体的小罐子里，保持假眼湿润。我计划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