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之花-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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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艺术家与精神病人的确有相同之处。他们在心理上和精神上都趋于一种不能以客观的方式去面对世界、认识世界的状态。但作家、艺术家是疯子吗？从某种意义上看他们是的，有些作家、艺术家事实上最后真成了疯子，成了与精神病院中的精神病患者一模一样的人。例如法国作家马尔奎·德·萨德和莫泊桑，他们两人都患有严重的精神病，并最终都死在疯人院里。莫泊桑一开始只是有比较轻微的视觉障碍和轻度幻觉症，后来视觉障碍和幻觉症加重，头脑发狂，他把自己当成幽灵，拿着枪向住室外胡乱射击。他自信刀枪不入，用枪对着太阳穴扣动扳机，用裁纸刀往自己脖子上乱划。最后，他的病症日益加重，全身瘫痪，医治无效，被疾病夺去了生命。凡·高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33岁时他的精神病症状渐渐明显，深受幻觉症和妄想症的折磨，几年后，他因精神错乱而自杀。
那么疯人、精神病人是作家、艺术家吗？不是，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都不是。作家、艺术家可以走向精神病人，走向疯子，那些不幸的作家、艺术家最终与他们化成了一体；但精神病人和疯子根本不可能走向作家、艺术家，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精神病人也有喜欢写诗作画的，据抽样调查，在被调查的精神病人中，喜欢画画的人占他们总数的2％，但他们写诗作画只是为了治疗的目的，只是为了宣泄内心的积郁，清除情绪上的郁结和精神上的障碍，与真正的艺术作品根本无缘。作家、艺术家是疯子这一陈述是不可回逆的。如果说，这一陈述可以倒过来讲，疯人是作家、艺术家，那么疯人院里的精神病患者都应该是作家和艺术家了，精神院倒成了作家、艺术家的摇篮了。实际情况根本不可能如此。
十一 天才与疯子比邻（3）
作家、艺术家与精神病人有着明显的区别，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前者精神的自主性和意识上的自觉性，这是他们区别于精神病人的最为显著的标志。
作家、艺术家和精神病患者都处于偏离正常状态的精神状态，他们都在疯狂的状态中生活。但精神病人之所以是精神病人，以病态的方式生活，完全是因为他们自身无力承受残酷的现实，被抛入疯狂的状态，被不能忍受的生活打击推进这种生存境遇。他们完全是消极被动的。他们身不由己，被不由自主地拖进或陷入非正常状态的生活。精神病人缺乏自觉意识，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也不知道自己在过着反常、病态的生活，因而他们没有能力去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生存环境。他们从根本上缺乏想要摆脱反常生活方式的意识、愿望和能力，而且他们也绝无能力用诗歌和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们的生活现实。
作家、艺术家不同于精神病人，他们有着精神上的自主性和意识上的高度自觉性。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能干什么。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如何偏离日常世界，在何种生命境遇中生活。为了完成创造的崇高使命，他们积极地选择着与自己先天心理倾向一致、有利于完成艺术创造工作的非常态的生活。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价值在于创造的价值。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完成创造的意向，将人类生命的自由本质对象化，以艺术的形式外化自己从生命世界中获得的感觉，形象化生命存在的价值。
在他们眼里，只有这样生活，他们的生活才叫生活；只有这样生活，他们才能成为原本意义上的自我；只有这样生活，他们才能成为真正意义的人。因此，为了艺术创造，他们有意地偏离常态生活轨道，中断日常的生活方式，从客观的世界中退出，进入超乎寻常的也即疯狂的生命状态之中，去体验、去感受、去组合、去随心所欲地重新建构生命的景观。为了艺术创造，作家、艺术家主动选择疯狂，自觉地走向疯狂，并完全自主地沉浸于疯狂。为了进行艺术创造，他们不惜以牺牲自己作为普通人所需要的安宁以及有效地适应生活所具备的健全心智。
大多数作家、艺术家在完成一个时期的艺术创造之后，通常能够比较容易地回返作为普通人的生活，内心状态也趋于正常。在从艺术创造的世界中退出之后，作家、艺术家在现实生活中与芸芸众生看上去并无二致。但是，也有一些艺术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从那种疯狂的状态中走出来，有的人甚至走不出来，而最终为疯狂所吞噬。世界超级电影明星费雯·丽在演《飘》时，全部身心都投入其中，与她所扮演的角色完全趋同。她所塑造出的银幕形象极为出色，但由于身心投入过深，她几乎完全变成了她所扮演的那个人。她经常把银幕上的世界与现实世界混淆，搞错自己的丈夫，把在银幕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丈夫与她现实中的丈夫混为一谈。花了一年多时间，费雯·丽才完全从她所扮演的角色中走出来。另一位大明星伊丽莎白·泰勒在演《谁害怕弗吉妮亚·沃尔夫》时，也因过于投入，在拍完电影后，不能马上从角色中走出来，摆脱角色的影响，以致她所演主人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对她的现实生活产生了极为有害的影响。所以伊丽莎白·泰勒声称，她再也不演这类角色了。
与凡·高和莫泊桑相比，费雯·丽和伊丽莎白·泰勒还算幸运。但实际上费雯·丽也幸运不到哪儿去。费雯·丽因为演电影过于投入，加上生活上的不幸刺激，也患上精神病，虽然她时而清楚，时而疯狂。据她的传记作者安妮·爱德华讲：“她时而是言谈举止温文尔雅的费雯，时而是荒唐、粗野、口不择言的疯妇。她甚至还当众把衣服脱光，用污秽的语言辱没大家。”但疯狂最终还是毁灭了她。
投身于艺术创造并非轻而易举，它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决心、胆量和心智。投身于艺术创造的代价是巨大的，有时是疯狂的，有时则是生命。
十一 天才与疯子比邻（4）
作家、艺术家是人类生命边界的开拓者，生命感觉和表现极限的冒险家，他们有时难免也会走火入魔，现代主义艺术家在这方面表现突出，尤其是表现主义艺术家。他们醉心于荒谬，迷恋于倒错反常。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表现主义内在积极的价值品性已不存在，随着人类爱欲的神圣性和神秘性的消逝，现代艺术的前卫性业已丧失。艺术表现变得无聊透顶，毫无掩饰，赤裸怪诞得令人发怵。表现主义艺术家把艺术变成了反艺术。
画家米依乐不画画，却异想天开，别出心裁地把自己的粪便巧妙地装入听罐里，送交展览会，当做自己的作品，谓之躯体艺术，并将其命名为《艺术家的粪便》。
１９７２年在纽约，另一位表现主义艺术家尼施将他创作的《狂热的神秘剧》公诸于大众。他的作品由一间房子、躲藏起来的艺术家和所有人进入即可看到的动物的血及内脏器官组成。
艺术家维托·阿克尼创作出的作品《最后的叫喊》更是邪乎。艺术家按照一定的高度建筑一个倾斜的坡面。接着，他本人走上去，一边手淫，一边在坡面上旋转着向上爬行。
然而，在所有被评论家休斯称之为“表现主义的最后呻吟”的作品中，最为令人震惊的还是鲁道夫·施瓦茨考格尔的躯体艺术。为了揭示时代精神的令人恐怖之处，他竟将自己的###一寸一寸地切下，让摄影师为他拍下###被一寸寸切除的整个过程。这一系列照片于１９７２年曾在西德卡塞乐的西方艺术展览厅中展出。连续的切割最终断送了这位狂热艺术家的生命，他于１９６９年死去，年仅２９岁，他是自己狂热艺术创造活动的牺牲品。
美国当代文学家哈里·克罗斯也是艺术的牺牲品，他为了艺术创造走向疯狂，最终为疯狂所吞噬。哈里·克罗斯从事艺术活动一共七年，把艺术奉为自己的宗教。为了保全艺术创造不可缺少的个性，他不惜把自己变成一个疯子；为了自己的艺术宗教，他不惜将自己的生命献上。他酷爱艺术在他身上唤起的疯狂激情，追求生命的速度、强度及疯狂力度，无论是在创作中还是在生活中，他都渴望着生命的冒险，渴望着能时刻得到的强烈感觉。他的生命格言是：过危险的生活！抓住今天，干任何事都要过度！他追求的生命境界是最高的狂喜。
哈里·克罗斯认为，要达到这种境界，让灵魂脱离肉体的拘役，必须借助各种各样的兴奋剂：酒精、大麻、性爱、鸦片。它们是导致人的精神向上飞升的力量，是让灵魂进入狂喜状态的连续性仪式的途径，它们宛如圣餐中所使用的面包和葡萄酒一样，代表着主耶稣的血肉。
为了他的艺术宗教，哈里·克罗斯命中注定只能朝着一个方向走，走向更强烈的生命境界，走向孤独，走向狂热，最终走向疯狂。他热爱艺术宗教强加给他的那种疯狂。按哈里的话说，他相信为了艺术，为了成为天才，必须达到疯狂境界：“我信仰半神志正常、半精神错乱的疯狂状态和预言家的先觉性。”为了成为天才人物，他首先给自己定下了变成疯子的目标。他说自己是疯狂的天才人物卢梭、拜伦、爱伦·坡的学徒。
哈里·克罗斯拼命地追求着狂喜状态，不惜借助一切可能借助的手段。他寻找生活中一切可能找到的强烈刺激。他到国际狂欢者和流亡者聚集的圣地巴黎，去万国宫，去看各种倒错变态的情景，去体验在那种古怪环境中的特殊感受。他和他的朋友们在浴室里饮酒作乐：
我们一共十一个人，人人饮酒，人人喊叫，然后我们去吃牡蛎，接着又到“丛林”去，在那里畅饮威士忌，听疯狂的音乐。如今，生活真够刺激，有那么多鸡奸者和搞同性恋的女人——谁也弄不清谁在和谁调情。
他参加各种疯狂的舞会。在这种舞会上，人们尽情放纵自我，大家拼命饮酒，变着花样乱来。哈里·克罗斯也到所有能寻欢作乐的场合去放纵自己，他和那些寻求强烈刺激的人们一道进入狂欢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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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天才与疯子比邻（5）
我们在院子里排队（我带着装满蛇的口袋），然后列队步行而入……终于筋疲力尽地进入瓦格拉姆大厅（门口有老虎咆哮，里面也有老虎咆哮），爬上梯子到顶楼，然后再爬上一架想象中的梯子进入太阳，我在这里解开口袋，把它兜底翻转，所有的蛇都落在跳舞者中间，尖叫声、喝倒彩声和嘘声一时并作，造成了一片喧闹；我记得有一个疯癫的大学生用一个头盖骨喝酒，这头盖骨是从我的藏书室里偷走的。我是一年前从地下墓穴里把它偷来的（哦，幸福的头盖骨啊！里面装满了闪闪发光的黄金），我在一个角落里看到两个野蛮人调情，赤身裸体，在地板上扭打。一个露着双乳的胖女人在我的身旁坐在地板上，专心致志地给一条蛇喂奶。
哈里·克罗斯沉溺于放纵的生活是为了他的艺术宗教。他还无条件地崇拜太阳。在他看来，“太阳是生活中唯一不会幻想破灭的东西”。但他的太阳并不是我们自然界的那个太阳，而是他所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