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君-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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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新事物的排斥当然也是源于暴君们害怕的心理。他们害怕新东西，害怕自己不能理解的科学会给自己所编织的网住所有人的天罗地网带来任何不可知的影响。所以就干脆选择蒙上眼睛不见，或者将创新和创造的人才统统否定或者禁止。然而你不去创新别人就会创新，你可以选择蒙上眼睛几千年来一直活在在耕田和农民起义中轮回，但并不能阻止人家飞机大炮电灯电话的纷纷问世。和我们探索和发明新东西总是能给自己带来便捷和强大不同的是，当别人携带这些新东西来到一无所知的你面前的时候，你就只能面临一顿暴打。
中国人拒绝新东西到了什么地步呢？我举例对比一下大家便知。
1727年，英国的科学巨人牛顿去世。英国以隆重的国葬仪式将他安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出殡当天，成千上万的普通市民涌向街头为他送行；为他抬棺的是两位公爵、三位伯爵和一位*官；在教堂合唱的哀歌中，王公贵族、政府大臣和文人学士们一起向这位科学巨人告别。牛顿的葬礼，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对于科学家的态度，也是一个国家对于科学的态度。可能这种态度能反应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与先进程度。
正当牛顿的科学改变西方世界的时候，大清这边的统治者在干什么呢？康熙时，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发明的手摇计算机通过传教士赠给康熙时，并没有引起康熙同志的注意。（是计算机哦！）西方科学家莱布尼茨发现他的手摇计算机的二进制原理与传教士翻译过去的中国易经不谋而合，对中国更感兴趣了，他通过传教士给康熙写信，申请加入大清国籍，并希望帮助康熙建立大清的皇家科学院。康熙如何对付这件事的看法因根本找不到清朝方面的记载，所以我们不得而知。反正莱布尼茨没有成为“清籍德侨”，我们也没有看到大清皇家科学院的诞生。显然康熙把这个科学家当成了一个想依靠“奇技淫巧”就图谋升官发财的外国神经病，甚至对此事都不屑记录。
有人说：“康熙时中国正是强盛之时（这种强盛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可能瞧不起这种当时还是发展初期的科学。”如果这种说法貌似还勉强能说得过去的话。那么鸦片战争之后，正在饱受拥有科技力量的西方强族欺凌的中国人依然还是对所谓的“奇技淫巧”相当排斥，恐怕就再难自圆其说了。
就在星战前夜。哦，错了，是就在鸦战前夜。一个叫丁韪良的美国传教士在中国教中国学生英语，想把发报机介绍给中国人。他乘回家探亲的时候，学习了电报的使用和操作课程，并自费买了两台发报机（一台是摩尔电码机，一台是字母拨盘机）带了回来，两台机器都很通俗易学，而即时通讯在战争中也能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这位美国人请恭亲王派总理衙门的官员前来观看实验。四位官员在整个过程中一声不响，兴味索然。其中一位翰林（相当于现在的中科院院士）轻蔑地说：“中国几千年没有这些怪玩意儿照样是一个大帝国。”丁韪良在他后来的日记中写到：“当我拿了几件玩具给他们看时，他们倒是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兴致勃勃地观看追逐磁鱼的磁鹅，被这种新奇的玩艺儿逗得抿嘴直乐。”
1843年在英国通过鸦片战争向中国索取大量割地赔款之后，英、法、德、葡、比利时等等数十个国家蜂拥而来，在中国的港口和河道内孔雀开屏一般地展示自己的科技力量，纷纷要求签订各种割地通商条款。
美国亦不例外，虽然其也开到中国港口“鸣礼炮”以示威，但毕竟还为我们带来了可以救我国与危难之中的礼物。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份礼物清单的份量吧。
1843年7月31日，美国44岁的众议院议员顾盛搭舰离美，携带了两份国书：一是授权缔约的国书，一是进京觐见皇帝时面递的国书。而其它物品中，最费心思的当数送给清朝皇帝的礼品。为了不被误作贡品，泰勒总统亲自审定了礼单：航海地图，地球仪；六轮连发手枪、连发步枪；蒸汽战舰模型、蒸汽挖掘机模型以及设计图等；关于构筑要塞、造船、海陆军战术、地质、化学、物理的书籍以及《美国百科全书》；电话机、望远镜、气压计、温度计及科学原理等等……
然而这份宝贵的礼物却被清朝官员却视之为“奇巧淫技”，严词谢绝了。很显然在科技上落后的中国才是被动挨打的最大原因，这份礼物可以说是中国人当时最最需要的东西。而中国人却依然坚持认为这些东西只不过是红毛鬼子的把戏，是一种误人子弟的奇技淫巧，转而把战败的原因全部归咎于“卖国贼”“奸臣”等等。实在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就在我们严词拒绝这些“奇技淫巧”的时候，一直被我们视为“小倭国”的日本人却选择了和我们不一样的道路。
翻来史料我们不难发现，日本人并非像我们以为的那样一直是“世界列强”。反而当时的日本奉行的是中国的封建集权政策，日本德川幕府也就相当于中国的朝廷；其科学、文化、经济都严重停滞。在“西方列强”疯狂地向中国索取割地赔款签订单项贸易条约的同时，日本也“享受”着和我们同样的待遇。英、法、德、葡、比等等数十个国家蜂拥而至，令日本苦不堪言，同时每年日本还要向满清政府进贡大量物资。
然而，就在我们群情激愤，大肆寻找“奸臣”“卖国贼”开刀，把签订不平等和割地条约的责任都归咎于这些可怜的执行者身上时（当时的情况无论签不签都是一样的结局。当年中国以一个国家之力尚不可抵挡欧洲列强，而百姓以及朝廷却又认为只要某个和西洋人打交道中国官员“骨头够硬”就可以打败西方列强，这是何等滑稽。）美国人也到了日本。1953当美国的黑色蒸汽战舰驶入日本港口的时候引起了日本人和中国人截然不同的反应。当中国人继续痴迷于通过锻炼自己的“骨气”从而恢复“天朝”霸气之际，在义和团、刀枪不入等怪力神学轮番登台表演之际，在我们热衷于对“丧权辱国”条约签订者批判，大吐口水之际。日本人从“黑船到来”中看到了西洋人科技力量的伟大，然后他们选择了忍耐。日本人对西方列强要求的“丧权辱国”的条约一概接受，一概签之。然后就团结一致地开始了学习西方列强科学技术的“明治维新”运动。
几十年后，当日本俨然以新列强身份登陆中国的时候，我们大天朝还在继续“狠斗卖国贼。”还在大讲“决不可丧权辱国。”“只要气节在，一定能无敌。”广州学子还在如潮一般地街头巷尾发起一场又一场的“抵制洋货就可救国”的可笑运动，这和今天的某些情况非常类似。
而当这个中国一向看不起的“小倭国”居然也敢来勒索的时候，中国人表现出来的是不屑一顾。“倭国岛民怎也敢来要求通商协议？”于是看也不看直接把前来勒索的“日本使节”轰出门外。这就是甲午战争的前奏曲，从此中国人民就陷入了几十年尸山血海的恐怖，到处可见人头滚地，到处可见肠穿肚烂；慰安妇、万人坑轮番登场。
然而如果当时我们稍微忍耐和日本一样接受“不平等条约”然后再学习西方科学文化，自然也可以如列强一样站立。可惜，我们始终没有习惯去接受新东西，新科学，我们始终渴望恢复到“天朝顺民”的黄粱大梦中去。
今天我们这些经历了血的洗礼和地狱一般生不如死折磨的中国人真的就学会了妥协，学会了忍耐，学会了探索新事物？接受了接受新思想吗？在我们今天看来，当年满清政府拒绝美国人是六轮手枪以及科学技术是如此可悲而可笑，然而在当时看来却没人觉得可笑。这不是说一句：“当时的人比较愚昧。”就可以一笔带过的。因为当时的人未必就比今天的人傻。我在这本书中反复的强调，很多看起来荒唐可笑的历史，再度发生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又变得顺理成章，振振有词，自以为毫不荒唐。这才是荒唐怪梦千年难醒的根本原因。
如果说，当年美国人送来的是物质上的进步代表：“手枪，机械，电灯电话，现代科学”的话，今天美国人送来的就是精神上信息上的进步代表如：“*、技术、创新”等等。我们和日本的态度又是截然相反。日本人全盘接受，今天依然是世界列强，而我们反而还嘲笑他们“全盘西化”是一种堕落。而我们自己只要谁敢赞美一下“美国富强”或“日本的先进技术”，就言必对其称之为“卖国贼”、“汉奸”。只要号召学习美国，日本，就会被民众认为是：“资本家的奴才，美帝的走狗，日本人的狗腿子。”这和当年大天朝的昏庸如出一辙。
当顾盛带着礼物前来中国的时候，中国人亦是认为，这份“美式礼物”并不适合中国国情，这种“礼物”根本就是美帝借机向我们展示自己实力的敲诈道具。其中更包含美帝主义妄图用科学技术的“糖衣炮弹”兵不血刃地“和平演变”中国人的“奇技淫巧”。谁要是敢接受这个礼物谁就是“美帝的孙子、走狗，人民的叛徒，民族的汉奸。”而事实上，这种极端排新的思想在民众中广为盛行，也是当时官员不敢接受这份“烫手礼物”的原因之一。
那时的广州学子认为只要抵制“洋货”就可以救亡。日本人则是全盘接受洋货，学习洋货。当“洋货”使日本人团结一致认真学习的时候，“洋货”给中国人带来的不是团结，而是更激进的内斗！购买洋货，使用洋货者，或者和外国人合作学习研究者一律被猛批为“汉奸”“卖国贼。”这种无知到令人发指的情形今天依然在继续。
2005年中国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据北京一位现场的学生事后记载到：“我今天下午去海龙大厦，正好赶上抵制日货*的尾声，队伍已经从中关村到了大街上。沿途看到一些高潮时候留下的痕迹，路边上佳能的大广告牌就被毁了四个。许多日本牌子的轿车和店铺被砸，来自日本的餐厅“吉野家”“回转寿司”等纷纷关门避祸。警车倒是超级多，城管、消防的都出动了，看阵势好像出动了全城的警力。我真后悔没带上相机。”
而这种竞争当前，枪口不是对准外人，而是对准自己人；把学习竞争对手，和竞争对手合作都一律视为“卖国贼”“叛徒”而“毁之”“烧之”“砸之”，并坚决认为只要这样做了是在“抗日救亡”的思想和当年的“抵制洋货就可救亡”的思想又何其相似和荒诞。
这些日本模式的餐厅也好，索尼佳能的相机也好，日本牌子的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