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矿产勘探队在茫茫戈壁滩上考察,由于途中出现意外,一男一女迷路了,与队伍失去了联系。他们是一对恋人,确切点说,他们只是彼此暗恋,在这之前,两人仅仅是从对方的眼神和谈吐捕捉到转瞬即逝但确凿无疑的恋人间所独有的羞涩。 他们相互搀扶,说着鼓励对方的话,在戈壁滩上不停地走。可是到了第三天,周围仍然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太阳在头顶上恶毒地烘烤着,生存的希望正在一点一点地萎缩,尽管他们都朝对方微笑,但两人都意识到死神正一步步逼近。 傍晚,女人在经过一片乱石时扭伤了脚,每走一步都揪心般疼痛。极度疲惫的男人已经背不动她了,而女人也拒绝他背。她说,那样的话,两人将会一起死在戈壁滩上。 他们的面前只剩下两条路:一、男人和女人不再试图走出戈壁滩,只是守着对方和几乎为零的希望,熬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二、男人先安顿好女人,然后独自前行,寻找队伍或救援,寻找到后再回来救女人。两人斟...
(“敦刻尔克精神”(Dunkirk spirit)是指1940年德军将英法士兵围困在敦刻尔克。英国动员了千余艘包括游艇、渔船、拖船在内的大小船只,冒着德军的炮火将34万名英法士兵成功撤回英国。在千余只闻讯赶来的营救船只中,有三分之一是泰晤士河上的小舢板。9天之内英军伤亡达6.8万。丘吉尔把这一惨烈的壮举称为“小船掀大浪”,它成为鼓舞英国人民永不言败的“敦刻尔克精神”。) 格林威治时间2005年7月7日8:51,伦敦利物浦大街和艾尔德盖特东站的地铁列车上,恐怖分子引爆了连环爆炸的第一枚炸弹。五分钟之后,在国王十字车站和拉塞尔车站之间的地铁列车上又传来一声的巨响。紧接着,在埃奇维尔路车站,在拉塞尔广场附近的塔维斯托克,在伦敦的其他角落接二连三地发出令人心悸的爆炸声。强烈的爆炸,弥漫的浓烟,流淌的鲜血,死伤的无辜,逃生的人群一时间, 伦敦城仿佛陷入万劫不复的灾难。...
近来涉猎了不少名人传记,其中戏剧家曹禺的一则逸闻引发了我的好奇心。 上世纪80年代,年逾古稀的曹禺已是海内外声名鼎盛的戏剧作家。有一次美国同行阿瑟·米勒应约来京执导新剧本,作为老朋友的曹禺特地邀请他到家做客。吃午饭时,曹禺突然从书架上拿来一本装帧讲究的册子,上面裱着画家黄永玉写给他的一封信,曹禺逐字逐句地把它念给阿瑟·米勒和在场的朋友们听。这是一封措辞严厉且不讲情面的信,信中这样写到:“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的心不在戏剧里,你失去伟大的灵通宝玉,你为势位所误!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分析也不够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箩一筐的隽语都消失了” 阿瑟·米勒后来详细描述了自己当时的迷茫:“这信对曹禺的批评,用字不多却相当激烈,还夹杂着明显羞辱的味道。然而曹禺念着信的时候神情激动。我真不明白曹禺恭恭敬敬地把这封信裱在专...
某杂志调查表明,中国父母对子女讲得最多的三句话是:听话,好好学习,没出息。这三句话确乎是中国式的,他们完全可以涵盖中国的父母们的望子成龙的急切心理。父母的这种期待自然是无可厚非的,但这三句话的不断重复究竟会达到怎样的教育效果,究竟会给孩子的心理带来怎样的影响,值得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认真反思。 关于听话 在我们小的时候,每天清晨上学前,父母总不忘叮嘱一句“不要皮,要听老师的话呀”,在日常的教育中也总是一再重申要听大人的话。应该说,在那个全民族独立思考能力普遍丧失或者说是这种权利被剥夺的时代内们难以觉出这样的叮咛有何不完备、不科学的地方,这样的要求也有可谅之处。但时代不同了,在强调创造、强调个性发展的现代社会,仅对孩子提出听话的要求,非但是片面的,而且是停留在一个落后于时代精神的低层面的。有两个现象非常值得我们沉思,一是许多高学历的父母也仍然把“听话”做为对...
有人说她是长跑天才,有人说这是贫困造就的冠军,还有人说无需理由,这 就是一个奇迹。是的,又一个体育奇迹。不过缔造者并非职业运动员,而是, “母亲”! 黑马!又见黑马! 当她第一个冲过终点线时,整个赛场沸腾了。不可思议,在高手如云的国际 马拉松比赛中,冠军竟然是个训练仅一年的业余选手! 27岁的切默季尔,肯尼亚的一名农妇,因此一举成名。 切默季尔的全家都住在山区,她的丈夫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除了种地一 无所长。一年前,切默季尔还一筹莫展,为无法给四个孩子供给学费暗自伤心。 丈夫抽着闷烟安慰她:“谁叫孩子生在咱穷人家,认命吧!” 如果孩子们不上学,只能继续穷人的命运!难道只能认命?她不甘心。...
“30年后谁养你, 答案似乎是唯一的, 自己养自己。 “养儿防老” 也许是一个备选答案, 但我们60岁的父母大约已经摇头了, 怎么能指望今天只有七八岁的孩子们, 几十年后养4个老人? 这背后的一个重要问题是, 我们希望过一个什么样的老年生活?今天的努力工作, 希望换来一个苟且的老年吗?从中等生活水平来看, 即便今天的老人有自己的退休金和住房, 有事业有成的儿女, 他们还是会对 “养儿防老” 摇头, 因为他们的退休金无法面对今天的物价, 而在需要子女们资助医药费或其他大额开支, 甚至日常生活的吃穿用度时, 担心要看儿媳, 女婿甚至儿女的脸色。 事实上, 养老计划的重要性在于, 30年后, 退休之后, 不仅要活着, 而且要能够有尊严地活着, 要在有闲的时候还要有足够的钱, 使自己能够精彩, 舒适, 稳定, 坦然地活着。...
**《高峰体验》 他(她)们不断追求“高峰体验”,却又不知何谓“高峰体验”。追求当中,本身竟至失去了记忆,失去了话语,甚至不知道失去了什么,质询自己“到底靠什么来标明自己的存在呢?”何谓高峰体验?自从这个词出现在生活中,就发现生活已以被彻底扰乱了。 第一篇 一整天,我都被这个电话搅得有点心神不宁。除去她所说的这一切,这个电话中,还有些什么东西让我感到熟悉。是什么呢?我有点近乎绝望地苦思冥想。不行,脑子像短路了一样,想不起来。这种感觉,就像在哪里遇见了一个熟人,他的名字就在嘴边跳动,却怎么也说不出来。 “高峰体验,”那个女孩子说:“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那是一种简直绝妙的感觉,无论是不是做爱,觉得就像要融化在他怀里似的。”...
:**作品相关 序 序 我的书中没有什么华丽的辞藻,表现的是那种不安逸的情绪。我很想把这 部<<左手愤怒 右手诗人>>写的更加吸引人,但鄙人才疏学浅,最多弄几个嚼头放里面,再添上一点情节,再来个伤感的结局。 而书名是我根据一句俗语“愤怒出 诗人”想出来的。这里的诗人不可以理解为做诗的诗人,而是在情绪波动下做出让人难以想象而又伟大的事,或是说出惊人的话的人。 正文 一 阿辞的父亲曾是一位纵横四海的有钱人,但却一个失误而破产,其母见昔日繁华落尽,向其父提出离婚,其父有说不出的委屈,但由于其母的铁石心肠,其父无奈同意。但正式离婚那天,其父并没有责备母亲的落井下石。 那一年,阿辞已经20岁了,正是向大学冲刺的一个阶段。阿辞一直向往着名牌大学的证书的到来。而因为父母的感情纠葛而心中不快,一直名列前茅的他也导致高考发挥异常,走向一所普通大学。...
儿子要一只瓶子,我没给。他就大哭,任何人都哄不好。半个小时后,他的哭声停了,第一句话就是:“瓶子。” 我说:“瓶子已经扔了。”他又哭了。母亲站在一边说:“他才两岁,哄哄他吧。” 于是,我给他讲了许多谎言,譬如瓶子像水一样蒸发了,被我吃下去了等等。 儿子说:“瓶子,我要。”我所做的一切都白搭。 成熟与非成熟的界限据说是妥协,一个人什么时候知道有所放弃,他就成长了,大了。 人之初,所有的欲望都像野地里的草一样没遮没挡地生长,因为不知道天高地厚,他们希望把天上的月亮也摘下来玩。 一个暴君的欲望远没有一个孩子那样庞大,每个孩子的欲望都会让任何暴君自惭形秽。 我们为什么教育孩子?很大程度上就是让孩子不要贪得无厌,但又要保持着必要的虚荣和欲望。...
假如让我重新做一次女孩,最重要的事情,我仍然要选择我现在的妈妈再做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和别人的妈妈不一样,别人的妈妈操心孩子吃饭穿衣的那些事情,她都是马马虎虎的;可无论你对她说什么,她都仔细倾听,帮你出主意,就像一个真正的好朋友。有人说她有一颗童心,我觉得他到是像一个女孩。所以和她在一起,总是很轻松很开心的。我认为一个家庭无论贫穷还是富裕,如果有一个好妈妈,天上的太阳就会永远微笑。 假如让我重新做一次女孩,我希望自己能长得胖一点,当然个头还是像现在这样。太瘦的女孩看上去像个精灵,人都以为你聪明得不得了,会让你很心虚。长相到无所谓,不要太丑就行,只是睫毛应该长一点,像个布娃娃,傻傻的好可爱。然后在扎一把粗黑的马尾辩,再系上一只漂亮的蝴蝶结,玫瑰红或天蓝色,我在风中奔跑的时候,蝴蝶结像翅膀那样飞起来,我就变成了一只风筝。...
曾经有一个特别奇怪的场合,作为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的我被要求当场“简单扼要”地说出:“文化是什么?” 是在1999年的“议会”里。从9月开始,官员每天四五个小时坐在“议会”里接受“议员”轮番质询。我是个“新生”,“议员”发言多半用一种怒吼咆哮的声音,麦克风再把音量加以扩大,耳朵嗡嗡作响,一天下来,晕眩的症状出现,我总在头昏脑胀的状态下回到办公室,再看公文到半夜。交通局长是学者出身,他的症状是胃绞痛,想呕吐。到了12月底,预算要三读通过,第二年的政务才能执行。咆哮了四个月的“议会”为了要表现“戮力为公”,很戏剧化地总是通宵不寐地审预算,从下午两点开始连审24或48小时。议员可以轮番上场,回去小睡一场或者吃个酒席再回来,官员却得寸步不离地彻夜死守。我坐在大厅一隅,看着窗外冬夜的雨湿湿地打在玻璃窗上,沙沙作响,觉得全身彻骨的寒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