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边-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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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沉睡去。多年以后我还同我的另一个朋友炫耀睡眠，比赛睡眠。天呀！我还遇到过一位更年轻的睡者，１９８６年他同一位校园诗人来看我，不到两分钟，他就伏在桌上大睡起来。我很有趣地问过他的情况：他整天呵欠连天，睡眼惺松，他的瞌睡导致一件极其颓废的行为——偷看女厕所，结果被学校处罚，判为留级。而他是一个公认的爱诗歌、心肠好的人，而瞌睡差一点断送了他的前程。我做了一点瞌睡的调查：中国大学的男生普遍瞌睡。连芒克也写过：“生活真是这样美好，睡觉！”韩东更是从哲理上深思熟虑过瞌睡，他在一首诗《善始善终》中这样写道：“从床上开始的人生/在一张床上结束/尽量长久地呆在床上/尽管不一定睡得着……”
当然，瞌睡的故事似乎还可以再往前追溯，那是我在阅读白居易的《秋雨夜眠》时发现的。白居易不仅是他那个时代的杰出文人，也是从古至今整个中国文人中最出名的闲人与“头号快活人”。他在唐代所创造的睡眠及逸乐生活艺术到宋代（尤其是颓废的南宋）可谓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从皇帝到整个士大夫阶层无不叹服他的生活情调。连宋徽宗也曾手书白居易的诗《偶眠》中如下四句：“放杯书案上，枕臂火炉前。老爱寻思事，慵多取次眠。”而宋孝宗有一次在亲自抄录了白居易的诗《饱食闲坐》后，发出感慨：“白生虽不逢其时，孰知三百余年后，一遇圣明发挥其语，光荣多矣。”的确，白居易的光荣从此以“睡美雨声中”的方式朗照人间，引来无数追随者。仅有宋一代就有邵雍的《小圃睡起》，司马光的《闲居》，苏东坡的“午醉醒来无一事，只将春睡赏春晴”（《春晴》），吴文英也有“半窗掩，日长困生翠睫”，周密更是“习懒成癖”，就连辛弃疾这等英雄人物也如此唱来：“自古高人最可嗟，只因疏懒取名多。”
一、 读书与瞌睡（3）
上世纪３０年代的林语堂也大谈睡觉的快乐，他说：“安睡眠床艺术的重要性，能感觉的人至今甚少。这是很令人惊异的。”还有一位早逝的文人叫梁遇春，他当时年纪轻轻就十分懂得睡觉的快乐了，为此还专门写了一篇谈睡觉的长文《春朝一刻值千金》。他在文中开宗明义道：１０年来，求师访友，足迹走遍天涯，回想起来给我最大益处的却是“迟起”，因为我现在脑子里所有聪明的想法，灵活的意思多半是早上懒洋洋地赖在床上想出来的。关于瞌睡，不仅古今的诗人和作家有过许多奇特的议论，就连科学家和哲学家也对其用心研究，在他们眼中有因感到胆汁旺盛且闷闷不乐的入睡者，有血液中生了黄疸病一到正午便思睡的入睡者，有心怀忧患又觉无聊的入睡者，也有耽于幻想并深感性压抑的入睡者。瞌睡的确给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带去各式各样的快乐。而我以为，瞌睡与热有关，热乃性之催化剂，嗜睡者即享乐者；相反，失眠与冷有关，冷乃风雅之境，失眠者因此堪称雅士。
而我当时就是在瞌睡中整整昏迷了一年，几乎目不识丁，却享受着睡眠的自由和真理，直到１９７９或１９８０年波德莱尔以他著名的《夜晚》、著名的《露台》将我从梦中唤醒，我从此背叛了瞌睡，开始远离了这个沉睡组织，当我的诗瘾越来越大，瞌睡也就越来越小了。为了讴歌瞌睡，我在《星期六下午》中写下它的意义——一个“投篮”的意义：早就睁开双眼了
但仍然躺在床上
突然想到去秋一场篮球赛
成长不过是投篮而已瞌睡除了自由、真理、“投篮”外，还有什么意义呢？还有“天堂”的意义，周海忠通过瞌睡达到了数学天堂，我通过瞌睡达到了诗歌天堂。同时它也是唐序失恋的天堂，我们集体逃学的天堂，李建华聪明的天堂，胡威外交官的天堂，刘学忠喜剧的天堂，瞌睡的天堂无所不在，从某种意义上说，瞌睡还是最好的读书天堂，瞌睡当然也可能指向“那个年轻睡者”的一次令人惊诧的*的瑕疵，一个美丽的呵欠的错误。
我对一切集中的或自愿集中的学习形式天生抱有一种恶感，我曾在“知青”时代对每个夜晚两小时的政治学习和读报阳奉阴违地反抗过，我甚至公然真实地发起高烧或假借呕吐离开会场回去睡觉。而大学图书馆的学生阅览室座位紧张，大家排队蜂抢，唯恐进不了集体学习，我却从不顾盼。整个大学期间，我只去过唯一的一次，一个下午我试着去那里读书。书页的沙沙声，正襟危坐的学生，相互偷看的目光，探索的混乱气味；想象的摩擦与中断，无助的热烈及故意冷漠的表情令我感到不安。自我中心解散，儿童好动症涌现，托马斯·品钦的性与火箭潜在的跃跃欲试的危险，使我一页书、一个字也读不进去，我写下一首《恐惧》，成为我最好的读书心得献给了这个无罪的图书馆：那朵云没有暗示这危险
不祥的安静
一群淡黄的脸升起
暗示走近了
眼珠倾向触电
……
身后有个什么东西
想掐死谁
甩掉性和火箭
……
红色的纽带
一根垂危的领带
……
旁边没有其他人
这时它会降临
……是的，“它”降临了，恐惧降临到了我的心中。一种古怪的、被捆绑的、被侵略的、被同化的恐惧敲打着我的心。直到１９８４年春节前夕我在欧阳江河处读到他的成名作《悬棺》时，我对其中一句大为惊叹：“人头骤若谣传”。多么可怕的情形啊，它使我想起早已死在我心中的学生阅览室，那“恐惧”、那漂浮的寂静的人头。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一、 读书与瞌睡（4）
我一如既往地认为任何教育形式都是规训式的，甚至含有法西斯的意味。一个人从小就被强迫接受教育，这是你无法选择的选择，就像你只能选择你的父母，只能选择你所使用的语言一样。教育的权力高高在上，挥着它残忍的霸主鞭，它将某种你并非愿意的意识形态、价值观、道德原则甚至法律条文抽进你的肉体。规范化、字典化、等级化、秩序化、理性化通通经过既定的教育形成一套你不用动脑筋、逆来顺受、好吃懒做的书写模式、表达模式和行为模式。
教育究竟给了我们什么？教育需不需要革命？毛泽东早就说过：“教育要革命。”他先知般地看穿了教育的真面目、宣布了教育革命的意义。这一点至今仍令人痛定思痛、发人深省！也正因为这一点我认为逃学和瞌睡是对的，是最接近真理的革命武器，是最远离恐惧的欢乐颂！
我一边瞌睡，一边继续我漫游式的“学习”。我认识的第一位广州社会活动家是李克坚（他曾在海南岛当过８年知青），我一想到他就想到他对我讲的一个十分离奇的故事。这故事说的是广东大军阀陈炯明的一件逸事：当他还是一个小官时，他太太曾对他说他今后定会发达，但不能离开她，一离开他就要倒霉，原因是她*左边有一颗黑痣，这痣会给他带去鸿运。陈炯明也不以为然，但后来的确发达了；当他发达到得意忘形的地步，真的离开了他太太时，他太太早年对他说的那番话却随之应验了。我所记得除了这可笑的故事之外，就是他的好身体、好脾气、好脑筋。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黄念祖突然一夜之间发胖了，身体比原来的他大了两倍，声音也变粗了，神态依然未变，雪白的手帕仍持在手中；发胖好像改变了他一些内在性格，他比以前显得大度，纤细消失了，更像一个文雅的青年富翁，而不像先前那种好激动的理想青年。
就在他发胖的前夕，他让我认识了另一个牧师的儿子，华南师范大学政教系学生姚学正（他也曾在海南岛做过８年知青）。他靠快速说话的魔力和天生宿命论的感染力吸引了许多青年学生，我也沉醉于他口若悬河的才气和激情中。
这又一位身体力行的社会活动家，另一所大学的逃学高手正在设法创办一份非官方的文学刊物，我备受其鼓舞。他告诉我已发现两个优秀人才，一个是广州美术学院学生杨小彦，他写的一篇小说《孤岛》在广州青年学生中私下流传，声名赫赫；另一个是一位青年钢琴“哲学家”袁小涛，他出语惊人、目空一切，特别以对理想说三道四而闻名（有一次《南方日报》不点名报道了他在电影院的“极端语言”行为），这个人读了很多书，７０年代末就读过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
“学习”还没有显得疲倦，它带着人与事的零零碎碎继续向前，一本无字之书在生活中吮吸着新鲜，并不讲究意义。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经受“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的肉体考验，长头发和墨镜是必要的配备，更可恨的是一条借来的黑色领带垂吊在胸前，我患了饱满的“左派幼稚病”？的确“艺术高于了现实”，我那“无限折腾”又空空荡荡的变形记丢掉书本、冲出学校、投身社会，“自由选择”的口号暂时替代了“*集中制”，但另一个集中制的怪圈——“协会”却等着我去钻。
广州青年文学协会在１９８１年春天成立了。姚学正是协会会长，李克坚是副会长，黄念祖和我是走马观花的会员。
在另一个阳光明媚的中午，第二次大会上，我作为一名会员领到属于我的会员证，我看见我年轻的照片像另一个人在证件的左边向我微笑，而我脸的左边被小半个鲜红的图章所覆盖。姚学正的滔滔话语正刺激着听众，也刺激着我的神经末梢。我在忘我的兴奋中与唯一一张幽默的脸说话，他叫杨小彦。我们在法国小说家加缪身上找到共同的快乐，我也从他那里第一次听到吴少秋的名字和他著名的《十三行诗》。我震惊于一个诗人１９８０或１９８１年的形象塑造。“表达”的前夜，恰恰在春天，我听到了这样的声音：缆绳下抖动着海蓝的血管
黎明滑过印第安人的海岸
……
像一个英雄的微笑
比一个英雄的眼睛还要孤单
……
——吴少秋《十三行诗》广州青年文学协会以工人的名义终于创办了一份自己的刊物《五月》，它发表了我不成熟的诗作，那是后来我离开广州回到重庆的事了。我并不因此而高兴，它们应该被遗忘而不是出现，我庆幸于很少有人能读到我那不该原谅的装模作样的痛苦，它已随着过去的结束而完美无缺地结束了。
这个协会也是当时中国众多青年协会的一个缩影、一个怪胎，一个青春杂耍的临时剧团，它代表了一个时代不成熟的怀旧、恐惧和笼统的激情。８０年代初，还是*时代的草创阶段，新秩序的思想模式和行为模式还没有最终建立和运行，真理仍习惯集体，不习惯个人，青年们只好把流于表面而困于内心的生活集中在一起来处理，集中消耗他们不得其所的精力——而其中大部分是从似曾相识的童年积压下来的漫长而痛苦的精力。这精力需要经过一个混乱的、无主题的群情高涨的过滤时期，“斗争情结”终得以稀释，凉快之后就会各奔东西。不出所料，１９９０年我重返广州时见到另一番情景：李克坚在广州经商，成了百万富翁，姚学正虽壮志未酬却当上了广州一间大学的系主任，黄念祖也弃文经商去了。而我，一个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