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历程:36位中国当代学人自述-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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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 30年中的若干记忆片段（6）
在90年代的氛围中还理所当然地产生了文化民族主义思潮，以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为代表，主张“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其理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西方文化的主流地位已经有两三百年，风水流转，下一世纪轮到咱们中国了；另一个论据是，西方社会正遇到无法解脱的危机，只有乞灵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才能摆脱危机。我对这种观点大不以为然，发表了尖锐的批评意见。
我的态度被观察敏锐的F教授注意到了，他借助于“青年论坛”的名义召开会议，部署对于“国学热”展开大批判。F教授认为，“国学热”中有人企图以国粹主义、复古主义来抵制、排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所以他想要开展的批判是政治大批判，我和被邀请与会的H、L都表示只能进行说理的、学术性的磋商、批评，我特别指出，政治大批判往往会在学理上闹笑话，而且不得人心，即使对于应该批评的东西，其效果也是适得其反。
F教授确实是我以前没有见过的一类人，会议一开始，他摸出一个又大又厚的记事本，就像指挥战役的军官首先介绍敌情一样，讲“当前思想战线的形势”：哪位学者在海内外什么刊物上发表过什么文章，有什么问题，得到什么样的评价，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作者的师承关系、单位关系、社会关系如何，各种背景和来龙去脉，等等，等等，如数家珍，一讲就是一个小时，听得我不寒而栗。事后发生的情况说明，他对我们拒绝参加他的大批判铭记于心，使我们在他认为十分关键的事情上付出了代价。
到了2005年，我在批评“国学热”的某些方面一如既往地尖锐、猛烈，同时发现F教授的立场有了很大的变化，也许，他是在与时俱进，这是好事，但愿在这新一轮的“国学热”中他不再把我当成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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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 我当人大代表的故事（1）
葛剑雄，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际历史人口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等。著有《西汉人口地理》、《中国人口发展史》、《普天之下：统一分裂与中国政治》、《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简明中国移民史》（合著）、《中国移民史》（一、二卷）、《往事与近事》、《泱泱汉风》、《未来生存空间·自然空间》、《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葛剑雄自选集》、《行路集》、《碎石集》、《走近太阳——阿里考察记》、《剑桥札记》、《中国古代的疆域变迁》、《人口与中国的现代化》（合著）等。
1976年9月，毛泽东的追悼大会结束后的一天晚上，我与一位当时最密切的友人议论中国可能发生的变化。当时流行一句话：“两个人说真话，三个人说假话，四个人说笑话。”意思是说，只有两个人之间才能说真话，因为万一对方检举揭发也不会有证据。三个人在一起说话就比较危险，万一其中两个联合起来揭发另一个，此人必败无疑，所以千万不能说真话。人再多就更麻烦，还是说笑话稳妥。我与他只有两人，说的是真话。我们都认为在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将会发生变化，他认为在三年后，我估计只要一年；他认为会回到“文革”前，我估计至少要回到“大跃进”前。谁也没有想到，惊天动地的变化不到一个月就出现了。
“四人帮”倒台的消息传到上海的第二天晚上，我所在的中学党支部召开教工大会，传达上海市委负责人马天水的讲话。我一方面为这个消息得到证实而兴奋，另一方面对马天水所强调的“上海市委没有问题”深为不满，几次打断支部书记的传达进行批驳。当时我是该校“红卫兵团”的辅导员，负责全校的学生工作，手下有一帮学生干部。会议一结束，我就带着他们刷出一幅大标语，责问上海市委站在什么立场。接着又写了一份大字报，让学生抄了两份，与他们一起骑着“黄鱼车”（上海一种三轮车，一般用于运货，也可坐人）或自行车，贴到了火车站和外滩“市革会”（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所在地，当时上海市的权力机构）附近。那里已是人声鼎沸，大幅标语铺天盖地，但有内容的大字报并不多，所以我的大字报吸引了不少人。当晚，我们又骑车去了康平路（上海市委书记处办公处），大门前已不见警卫，进出的人络绎不绝。张春桥家已人去楼空，进院的人都会去转一圈。其他几幢楼门窗紧闭，一片漆黑，一圈圈人就着灯光在议论各种小道消息，来自复旦、交大的人最受欢迎，无不成为人群的核心，大概是因为他们传播的消息比较可信。
很快尘埃落定，党中央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到达上海，任市委第一、二、三书记，原市委书记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都成了揭批对象。这几天我忙得不可开交，最多一天参加三场###游行——带学生参加区、市两次游行，参加全区教师的###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这几天还先后去人民广场等处参加揭批马、徐、王的大会。连日来我处于高度亢奋的状态，很像十年前“文革”爆发那一两个月间，当时我曾狂热地拥护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惟恐稍有落后。
我对“文革”和毛泽东当时实行的路线的怀疑是从林彪事件开始的，但并没有理出一个头绪，而长期接受的“左”的影响却根深蒂固，往往是站在同样“左”的立场上反对某些“左”。例如，上海市的写作组“罗思鼎”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总结秦王朝迅速覆灭的原因是因为新兴的地主阶级缺乏经验，我立即给《人民日报》写信，批判此文否认阶级斗争，美化地主阶级。
但另一方面，“文革”十年期间我在任职的中学所起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就是反对我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所学校离不开我。
“文革”一开始，我紧跟党支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真正做到了“党（支部）”指向哪里我就打到那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我成为学校头号“保皇派”与党支部书记一起被打倒。上海的“一月革命”后，党支部被夺了权，支部书记被监督劳动，学校实际瘫痪。我当了一段时间的“逍遥派”后，又成为新成立的“校革会”下属“专案组”的成员，等“工宣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军宣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我继续留任，经历了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批林批孔”、“评法反儒”、“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学校的重要材料——无论是工宣队负责人的讲话、党支部的总结、红卫兵团的报告、学校代表的大批判文章——不是由我代笔，就是由我改定。学校举行悼念毛主席的大会，几个发言全部由我一手包办。到1972年，我这枝笔杆在所在的区已小有名气，正好市写作组要物色有教学经验、适合教育大批判的写手，区里决定将我选送，学校里已开了欢送会，后来才知道临时换了人。不过这并没有影响我的笔力，党支部副书记在市区大会上的发言稿，1976年在上海市青年纪念“五四运动”大会上以学校“红卫兵团”名义发表的批“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也是由起草或定稿的。
葛剑雄 我当人大代表的故事（2）
1967年后，学生中的犯罪行为增加，学校专案组中由我联系警方（当时称为“公检法军管会”）和“文攻武卫”（名义上是群众组织，实际可随意施行专政手段），逐渐成了学校的“派出所所长”，管理所有犯罪或越轨的学生，处理校内外各类事件，镇压学校里随时可能出现的乱子。我与警方的关系也越来越熟，大约有两年多时间在分局参与“群众办案”，从协助调查、拘捕、审讯、押送去外地，到整理积案都干过。还经手判过一个案子，已确定无罪释放，因为所在单位的“工宣队”不答应，改为判刑三年（实际已关满时间）。1974年，我又担任红卫兵辅导员，从学生干部到差生都管上了。我积累了一套对付各类学生的办法，加上有强大后盾，所以只要我到场，无论是在校内，还是学生所在的街道里弄，没有哪个学生（包括已毕业的）敢捣乱，其他地方的流氓差生也退避三舍。我带领学生外出，无论是红卫兵干部还是一二千学生，都能指挥自如，秩序良好，在当时简直是奇迹。
我对工作可谓全心全意，一年365个日夜，除了除夕夜回家睡以外，其他晚上都住在学校。校内惟一的一部电话就安在我的房间，随时上通下达。有几次上级在半夜发通知、传达文件，到我这里是最顺利的，也给他们留下很深印象。到“四人帮”倒台，学校转入“拨乱反正”，“抓纲治国”时，我自然更加努力，学校面貌、特别是学生工作方面，也为之一新。
1976年“五四”青年节，团区委安排我在全区大会上发言，并将我树为标兵。不久我被评为区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当年9月，又被评为上海市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我的“先进事迹”中，除了我历年的工作表现外，又增加了两个“与四人帮作斗争”的例子，一是我带头贴出大字报，揭露原上海市委与“四人帮”的关系，一是我写信给《人民日报》，批判罗思鼎的文章。后一件事是支部副书记反映的，因为我的信寄出前给他看过。实际上我当时是害怕写信会出事，先给他看一下以便多一个证明。颁奖的那天，我们戴着大红花，在夹道欢迎中进入上海万人体育馆，又当众上台领奖。市委书记彭冲给我发奖状时，问我在学校教什么课，我告诉他是红卫兵团的辅导员，相当于以前的大队辅导员和团委书记，他说：“这工作很重要呀！我以前也做过。”电视直播更扩大了我的影响。
1977年，上海市准备恢复人代会。由于来不及先开基层的人代会，代表是由各区县通过酝酿提名，征求所在单位意见，再在一次临时召集的会议选举出来的。区领导或者知道我的情况，或者听过我的发言，马上想到了我。正好教育界已经提了两位小学的候选人，一位是老模范教师，一位是中年总支书记，都是中###员、女性，就缺一位中学年轻男教师，最好是非党，我在哪方面都符合。于是我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顺利当选为第七届上海市人大代表。
尽管我在1978年10月就离开中学和所在区，但这一届任期为五年，到1981年才结束。这几年正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和改革开放发轫阶段，市人代会也发生了显著变化。1977年底召开的第一次会议的模式几乎是“文革”期间大会的翻版，全体代表早早入场坐定，在乐曲声中，苏振华等领导登上主席台，全场起立鼓掌。在小组会上，市领导很少露面，偶尔到达，都有充分准备，记者的镜头早已对好，领导在发言后，照例表示因公务繁忙，立即离开。其他代表的发言大多照本宣读，在坚决拥护的表态后，工农代表多做忆苦思甜，干部代表少不了声讨“四人帮”罪行，知识分子代表在控诉之余，少不了歌颂英明领袖，掌声不断，甚至不时响起口号声。有位老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