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人情脉络-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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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老舍与梁实秋天各一方，可是他们的友谊是非常真挚的。当梁实秋听说“*”期间老舍自沉湖底的消息，非常悲伤，一连写了三篇悼念亡友老舍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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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庸风雅的黑老大：章太炎与杜月笙
杜月笙自幼家境贫寒，读不起书。当时一个月学费只有五角钱，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了，读到第五个月，只好辍学，之后就来到上海滩闯荡。1925年7月，杜月笙在上海租界与军阀庇护下，成立“三鑫公司”，垄断了法租界鸦片提运，势力日大，成为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的“上海三大亨”之一。章太炎是学界泰斗、辛亥革命*，名重海上。一次，章的侄子在上海法租界和一个很有来头的人起了房产纠纷，向章求助，章无奈之下只好亲笔写信给杜月笙请求帮忙。杜接信后立即调动关系把事情摆平，并亲自到苏州造访章太炎，见章经济拮据，便赠两千银元以示关心。此后，杜还每月接济章太炎的生活。
如何回报杜月笙的盛情？章所依凭的惟有才学和名气。杜月笙本名杜月生，因生于农历七月十五得名，章太炎便引经据典为其改名杜镛，号月笙。语出《周礼·太司乐疏》，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如此名号，自然高雅多了！章为杜做的另一件事更具轰动效应：一代朴学大师章太炎亲笔为杜月笙修订家谱。他根据杜的自述“祖先由浙江海宁迁来”，“考证”出“杜之先出于帝尧”，“直系祖先为山阴杜衍”，让出身贫寒、父母双亡、近族寥落的杜月笙跻身帝王之系。有了章大师的这篇笔墨，杜再也不必在名门望族面前自觉低人一等，并于1931年风光体面地在故乡浦东高桥落成了他的杜氏祠堂。
除了结交章太炎，杜月笙的座上食客还有学者章士钊、名士杨度、诗人杨千里、才子杨云史等，都是当时文化界大名鼎鼎的人物。有了这样一批文化名人朋友环绕左右，人们再不好把杜月笙看成“黑社会头子”、“大流氓”了，杜已成真正的“大人物”。他在门厅高悬的对联是“友天下士，读古人书”。他一度勤练书法，虽然没有什么成就，但“杜镛”二字终可潇洒地到处签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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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胆相照，同心同德：瞿秋白与鲁迅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国革命文艺事业的重要奠基人。1931年年初，他受到王明等人的残酷打击，被排挤出*中央领导之后，开始转入文化战线，与鲁迅、茅盾等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并结成了忘年之交。
其实，瞿秋白与鲁迅的交往时间并不长，如果从1931年5月瞿秋白与鲁迅经冯雪峰中间联络算起，他们的交往只有四年的时间。可是从鲁迅书赠给瞿秋白的那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对联看，他们的友谊却是非常深挚，非同一般的。
1931年5月的一天，冯雪峰来给避居在茅盾家的瞿秋白，送去左联机关刊物《前哨》的“纪念战死者专号”。瞿秋白读了这本由鲁迅等编辑的刊物十分赞赏。特别是读了鲁迅写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文，不由得击节称赞说：“写得好，究竟是鲁迅！”瞿秋白虽然没有与鲁迅见过面，但对鲁迅的文章非常喜欢读，认为他的文章犀利、泼辣，很有战斗力。事后冯雪峰与鲁迅谈起瞿秋白，说他在苏联学习过，懂得俄文，鲁迅当即让冯雪峰请瞿秋白将《铁流》俄文的序文翻译出来。随后，鲁迅又请瞿秋白翻译卢那察尔斯基的《解放了的堂·吉诃德》。1931年9月，鲁迅译的法捷耶夫名著《毁灭》出版后，瞿秋白给鲁迅写信，对鲁迅译文中的几个问题提出了看法，并说：“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和自己商量一样。”
后来，瞿秋白住到上海市紫霞路冯雪峰的朋友家里。他和鲁迅的联系就由冯雪峰承担。冯雪峰每隔三四天，或五六天，就分别去瞿秋白和鲁迅的住处一次，传递“左联”与革命文*动的情况，请示或讨论一些问题。瞿秋白除了指导和参与“左联”的一些活动外，还为“左联”公开发行的《北斗》、《文艺新闻》和秘密刊物《文学导报》写杂文，或翻译介绍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及苏联的文学作品。
1932年年初夏的一天，瞿秋白由冯雪峰陪同拜访了鲁迅。他们一见如故，倾心而谈，话缘投机，至晚始别。此后，他们经常见面交流思想，切磋文章，甚至共同商讨由瞿秋白执笔成文，用鲁迅的笔名发表。如编入《鲁迅全集》的《王道诗话》、《曲的解放》、《出卖灵魂的秘诀》等多篇作品，就是瞿秋白执笔的杂文。1933年4月瞿秋白编辑了《鲁迅杂感选集》，在他写的序言中对鲁迅思想的形成、发展与特点，以及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作用和弱点，都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正确的评价。鲁迅对他的直率批评和鼓励非常满意。
在那寒凝大地的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鲁迅的处境很艰难，但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先后在1932年11月，1933年2月、7月及9月，四次接待瞿秋白夫妇到家里避难。这对处于地下状态的左翼文化领导者的瞿秋白，无疑是极好的保护。1934年1月初，瞿秋白奉命到江西中央苏区。临行前，他来鲁迅家辞行。他们彻夜长谈，依依惜别。不料第二年的6月瞿秋白却被反对派杀害。为此鲁迅抱病搜集、抄写、编排、校阅瞿秋白的译稿，编辑成《海上述林》两卷出版，作为悼念瞿秋白的礼物。
建立在“鲁迅关系”上的友情：彭真与萧军
无产阶级革命家彭真与作家萧军有着四十多年的友谊。他们相识于20世纪40年代初，是萧军到毛泽东的窑洞做客时，恰巧遇到彭真，是经毛泽东介绍认识的。当时彭真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1944年春天，萧军第二次来到延安，被安排在中央党校三部学习。他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出席了纠偏抢救运动的大会。会上毛泽东摘下帽子，向出席会议的同志鞠了一躬，说：“我是中央负责人，我向大家检讨！”这件事影响很大，尤其是让萧军更受感动。
第二天萧军与彭真在延河边上习练武术时，萧军说：“国民党蒋介石从来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可共产党却如此坦荡，我也要入党。”彭真听了萧军的表态，十分高兴，但他也知道萧军有自由散漫，口无遮拦的毛病，就说：“共产党有严格的纪律，入党就要加入一个基层组织，你能服从基层组织领导吗？”萧军一听就犯难了，心想：我这个人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让我听别人的我心里难受。想到这里他对彭真说：“那我还是在党外吧。”尽管萧军不再提入党的事，可是彭真还是很喜欢他的这种直率性格。
1945年日本投降后，彭真受命到东北筹建东北局，萧军闻知，找到彭真，表示愿意到东北工作，彭真当即表示同意。萧军到哈尔滨后，被担任东北局书记的彭真任命为东北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第二年他又创办了鲁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报。萧军工作得很顺手，热情很高，于1948年7月就向东北局宣传部部长凯丰提出了入党要求。这件事汇报给已经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彭真。后经*中央、毛泽东同意，８月萧军就被批准为*党员。不久，萧军就被罗织罪名，受到批判，他所主办的鲁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报被勒令停刊，他本人也被下放到抚顺矿山“体验生活”。
1951年萧军要求调到北京，东北局不予办理。萧军只好只身来京，但无法解决工资待遇问题。最终在担任被北京市市长的彭真同志的关照下，萧军被安排到北京市文委，才获得了每月100多元的生活费。1987年在彭真同志的关怀下，萧军一家从居住了几十年的一处危楼搬入木樨地茂林居，改善了萧军的工作生活条件。
彭真40多年来一直与萧军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帮助他解决困难。特别是在萧军身患绝症后，彭真不仅亲自给医院负责人打电话，询问萧军病情，请他们多多关心萧军的治疗，而且还在百忙中拨冗到医院看望萧军，慰问家属。对于与彭真的友谊，萧军曾对家人们说：“我之所以和彭真同志、毛主席相交，首先，他们不是按一般的作家来看待我的，我也不是按一般的政治领袖来看待他们的。其次，我不是他们的下级，我尊重他们，但也并没有忘记我自己。我们是同志、朋友、知交，是半宾半友的形式相处的。正因为他们二位对鲁迅先生有着深刻的认识，而且十分尊重；鲁迅先生对中国共产党也有着充分的认识的。我们的友情，是建立在‘鲁迅关系’上的，才可能有这样的理解和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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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交相忆五十年：曹聚仁与周作人
曹聚仁是浙江兰溪人。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和记者。五四运动时，他是杭州“一师”的学生领袖，积极推动浙江的新文化运动。《新青年》杂志对他的影响很大，特别爱读周氏兄弟的文章，产生了由衷敬佩之情。
曹聚仁与鲁迅的首次见面，是在上海的暨南大学。1927年12月21日，鲁迅应邀到暨南大学演讲。当时正在暨南任教的曹聚仁担任记录，事后整理成《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发表在《新闻报》副刊《学海》上，从此他们建立了联系。后来曹聚仁创办《涛声》时，得到鲁迅的支持，曾多次提供杂文在该刊上发表。
曹聚仁与周作人的交往，早于同鲁迅的交往，大约开始于1925年的冬天。他们间的交往是以通信为纽带的。当时周作人刚刚从孙伏园手中接过编辑《语丝》的工作。正在上海教书的曹聚仁很欣赏《语丝》中的一些宣扬自由主义的文章，他给周作人写信，表示他很崇拜周作人，称自己也是自由主义的信徒。
曹聚仁是在与周作人通信交往三十年后，才在1956年9月见到周作人的。这一年曹聚仁作为香港报界的特约记者，来到北京出席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大会。他在北京期间，到八道湾会见垂垂老矣的周作人。这时的周作人已经71岁，身体衰弱，行动不便，医生要求他会客不得超过五分钟。可是，当周作人见到神交已久的曹聚仁时，喜出望外，兴奋异常，跟他谈了一个多小时，还没有尽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