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人情脉络-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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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最初，程砚秋对吴祖光并不信任，对他的为人和专业都心存疑虑。当他得知他的好朋友、音乐家盛家伦与吴祖光同住在一个院落时，就去找他，向他了解吴祖光这个人。他最担心的是吴祖光对拍摄工作是不是够诚心。盛家伦在程砚秋的面前，拍了胸脯，他说他绝对能够保证吴祖光是个好人，不但有诚心，而且有才华。出于对盛家伦的信任，程砚秋对吴祖光，也就放了心。
随着拍摄工作的逐渐向前推进，程砚秋对吴祖光的信任感也就越强，甚至与吴祖光的私人友情也越来越深了。有了信任，程砚秋很听吴祖光的话，暂戒了酒。
《荒山泪》拍完不久，反“右”开始了。吴祖光成了右派分子。有一次开批判会。吴祖光作为被批对象，坐在第一排。程砚秋坐在主席台上，紧紧皱着眉头。期间，程砚秋总是盯着吴祖光，一副很不愉快，甚至很痛苦的表情。这种表情，在他俩合作拍摄《荒山泪》期间，吴祖光从来没有见过。
偶尔间，两人目光对视，何止是千言万语，一时间，吴祖光几乎听不到了耳边的鼓噪之声，世界变得异常宁静。然而，他不得不低下头去，因为他正在被批斗，他不得不做出虔诚的样子，在笔记本上记录批判他的发言。等他再次抬起头来时，他发现，主席台上，空了一个座位。程砚秋不见了。直到批斗者们精疲力竭而结束冗长的批斗会，那个位子，一直空着。
一见如故：程砚秋与贺龙
程砚秋第一次与贺龙见面，是在解放初期，于西安。当时，贺龙是西北军区司令员。一天午后，程砚秋正在屋里写日记，偶一抬头，见有一个人正大步而来。他身披风衣、身形魁伟、神态坚毅，一看就知道是军人出身。未等程砚秋想明白这是谁时，那人已迈步进屋，并高声大喊：“程先生！”然后就爽朗地自然介绍说：“我是贺龙。”
程砚秋大吃一惊，他万没有想到贺龙会亲自登门。他连忙站起来，伸手相握，一边说：“贺将军，您好！您军务繁忙，为什么还这么客气要亲自来此呢？”然后，两人相互谦让着，分别坐下。他紧紧盯着贺龙，发现贺龙与他想象中的形象是有差距的。在他的想象里，贺龙“一定是一位大花脸的角色，不料会面时却是一位靠背武生的样儿，真是有趣。” 两人的这次见面，时间很短暂。之后，贺龙将一把日本战刀作为礼物赠送给了程砚秋。
两人又一次见面，是在重庆，正逢贺龙生日，在程砚秋的提议下，举办了一个小型生日会。程砚秋还唱了几段呢。他送给贺龙的生日礼物是一副英国制造的“赛璐珞”扑克牌。有意思的是，就在贺龙住处的院子里，程砚秋穿上贺龙的军装，戴上贺龙的嵌有五星帽徽的军帽，披上贺龙的军大氅，照了两张照片，一张是他自己的生活照；一张是扮成贺龙模样、描上黑色短胡须的化装照。他在那张生活照上，注明“46岁摄于贺龙总理家”；他在那张化装照上，写了这样几个字：“贺龙将军，看，我像你的小兵吗？”然后送给了贺龙。所有看过那张化装照的人，都说：“像极了贺龙。”就连贺龙本人，也连声夸赞他的化装技术呢。
程砚秋于1958年去世前，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贺龙是入党介绍人之一。
胡适：张学良w
一个学者，一个军人，胡适与张学良之间本不应该有什么关系。
一个文臣，一个武将，胡适与张学良之间又注定要有什么关系。
“张学良”这个名字，总是与抗日联系在一起的。于是，胡适与张学良之间短暂的交往自然离不开抗战这个大背景。
“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热河全省岌岌可危，胡适的心情不免郁闷又愤慨。东北军溃不成军，张学良又与在华北驻防的冯玉祥、阎锡山不合，难以取得他们的配合。万般无奈之下，张学良请求“政府”援助。然而，蒋介石正忙于在江西指挥“围剿”共产党，以实现“安内”，而对张学良的求助不加理睬。在这种情况下，胡适给蒋介石发电报，请求政府出面。然而，还是迟了，热河失守。胡适对张学良有了些许埋怨。
就在张学良遭受四面楚歌之时，胡适对他却油然而生同情之心。也许他意识到，让张学良承担这一切，是不公平的，他不过是“不抵抗政策”的替罪羊罢了。于是，胡适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劝他辞职。张学良看了胡适的信的第二天，就给蒋介石发电报，请求辞职。蒋介石接受了他的辞职，并安排他出国考察。
胡适就“九·一八”事变，撰写了六千字的《全国震惊以后》，其中从五个方面论证了他认为的失败原因，从而得出结论：张学良和政府都应负绝大的责任。在他看来，张学良的能力智识都不足以担当如此重任。
“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几天，胡适刚刚从美国返国。事变后的第二天一大早，他不是从报纸或电台或朋友那里得到消息的，而是小儿胡思杜的一声惊叫：“爸爸，张学良造反了！” 他认为，张学良“这祸真闯得不小！”由此他认为，张学良这个人“为人有小聪明，而根基太坏。”他以“叛变”这样的字眼，给张学良和“西安事变”定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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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友谊经得起考验：沈从文与巴金
巴金在《怀念从文》中写道：“在朋友中待人最好、最热心帮忙的人只有你，至少你是第一个。这是真话。” 这句质朴无华、发自心底的话，反映出巴金与沈从文五十多年的真挚友谊和无限情深。
巴金与沈从文相识于1932年的冬天。当时正在青岛大学教书的沈从文，收到张充和、张兆和姐妹发来的电报，告诉他有关婚事已获父母的应允。她们的父母当时住在上海，想见一见这个未来的乘龙快婿，于是沈从文乘船到了上海。在上海逗留期间，沈从文遇见了在南京主编《创作月刊》的陈曼铎。陈曼铎是来上海找巴金约稿的，他就约巴金和沈从文一起，到一家俄国人开的西餐馆聚餐。素昧平生的巴金和沈从文都是青年作家，彼此又都读过对方的作品，因此一见如故。交谈中巴金得知沈从文有本短篇小说集，想找个出版社出版。饭后，巴金就带着沈从文到闸北的新中国书局，将沈从文的小说集交给这个书局的老板，并且预支了部分稿酬。
在上海期间，巴金还帮助沈从文挑选了拜见未来的岳父母的礼物。沈从文想买几套外文书作为见面礼，可是又担心自己买不好，就请巴金帮忙。巴金不负所望，带着沈从文到书店精心挑选了几套俄罗斯的文学名著，其中有一套英文版的《契诃夫小说集》，印制精美，又是权威译本，沈从文的未婚妻张兆和非常喜欢，这对成全沈从文的婚事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水榭举行了一次宴会，宣布他们结婚。前来赴宴的除了张家姐妹外，就是沈从文的文学界的朋友们。巴金得知他们结婚的消息，马上给他们发了贺电，祝福他们“幸福无量”。不久，巴金来到北平时，住在达子营沈从文家里。尽管沈从文新婚燕尔刚刚一个多月，但他们夫妇对巴金这个好朋友却是相敬如宾。他俩都在酝酿着新的作品，舍不得花时间闲聊，就分头搞起了创作。北方的秋天气候宜人，沈从文将书房让给巴金创作《雾·雨·电》中的《雷》，而自己却在院子里的树荫下写自己的《边城》。不久，沈从文的大姐前来看望他们新婚夫妇，巴金才搬离沈家。
抗战结束以后，伴随着两种命运的决战，沈从文的灵魂出现了迷乱。他“游离”于国共两党政治之外的“中间路线”，倡导自由主义的文艺追求。他写了大量的政论杂文，其观点出现了一些“极端”倾向。巴金为他的前途担忧，就通过朋友传话，劝导沈从文应该将主要精力用在小说创作上。遗憾的是沈从文没能够听从老朋友的劝告而刹住车。1949年北平解放后，他感到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于是在3月28日这一天，他拿起一把水果刀，割破了血管，以便寻求解脱。幸好他的妻弟及时发现，挽救了他的生命。从此以后沈从文家门庭冷落，很少与朋友往来。
1949年7月，巴金应邀到北平出席首届文代会，他多次在会议的休息时间到沈从文家拜访。同年9月，巴金出席第一次政协会议时，也到沈家去看望他。在沈从文最为消沉与寂寞的时候，巴金的友谊给了他极大的安慰与支持。即使是在“*”时期，巴金和沈从文都自身难保时，仍然惦念着对方。至于在“*”结束后，他们的往来就更多了。可见他们的友谊是经得起挫折考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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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说相声演“帽戏”：梁实秋与老舍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协”）在汉口宣布成立，老舍当选为常务理事和总务部主任。随着武汉的沦陷，“文协”迁往重庆。
有一天在“国立编译馆”任职的梁实秋到“文协”去看望朋友，听说老舍也在这里。他就在朋友的引导下，在楼梯拐角处的小屋里，找到老舍。他们异地邂逅，真是有点不敢认对方了。老舍精神委顿，显得很苍老。交谈中得知，原来他们都住在北碚，相距不远，只是他的“雅舍”显得偏僻些。既然都是“天涯沦落”的老北京，又是志同道合者，自然就显得很亲近，彼此的联系也很多，很密切。
在他们的交往中，最为脍炙人口的是他们说相声的一段逸事。当年，由国立编译馆牵头，邀请驻在北碚的各机关团体，发起募款劳军，在北碚儿童福利试验区的大礼堂举行晚会。这个晚会共举办两场。演出的主轴戏是京剧《刺虎》，由国立礼乐馆的张充和女士与编译馆的姜作栋先生（名伶钱金福的弟子）合演。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在演出主轴戏之前，需要演出个“帽戏”。可是没有这类节目，老舍就自报奋勇，来个相声小段来“垫一垫”，并且要梁实秋给他做搭档。老舍是在北平的平民家长大的，喜欢曲艺，对相声很有研究。梁实秋虽说也是北平人，也听过北平相声名角儿焦德海、草上飞的相声，可是毕竟不如老舍熟悉。他本不想出演，老舍却说，你不上台，我一个人怎么演？为了劳军，梁实秋只得硬着头皮答应下来。他们商定这两场的演出，头一晚老舍“逗哏”，梁实秋“捧哏”，第二晚进行互换。在排练时，老舍告诉他说：“说相声第一要沉得住气，放出一副冷面孔，永远不许笑，而且要控制住观众的注意力，用干净利落的口齿，在说到紧要处，使出全副气力，斩钉截铁一般迸出一句俏皮话，则全场必定爆出一片喝彩声，哄堂大笑，用句术语来说，这叫做‘皮儿薄’，言其一戳即破。”梁实秋听了，觉得心里没有底，老舍就鼓励他说：“不要紧，咱们练着瞧。”他们说得相声段子是老相声《新洪羊洞》和《一家六口》。手头没有本子，老舍就凭着记忆写出本子。
相声里面有些粗俗的玩笑，例如一方说到“爸爸”二字时，另一方就要赶快答应一声。梁实秋觉得这样的内容似乎太无聊，但是老舍坚持不能删改，他认为这些传统段子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擅自改动就容易失去相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