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人情脉络-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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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于不治。后经警方破案方知，这个凶手本是孟小冬的戏迷，凡是孟小冬演戏，他每场必到。现在孟小冬成了梅兰芳的夫人，看不到她的演出，就想杀死梅兰芳，以解心头之恨。无辜的张汉举成了替死鬼。这件事当时闹得沸沸扬扬，对梅兰芳名誉有很大损伤，更激起了梅夫人福芝芳的不满。
1930年8月，梅兰芳的大伯母（即祧母）过世，按风俗，梅兰芳的妻子们都应该披麻戴孝，在灵堂接待吊唁宾客。当孟小冬赶来守灵时，却被福芝芳派人拦在门口，不允许她进门。梅兰芳百般相劝，福芝芳无动于衷；转而又劝孟小冬，让她先回家。孟小冬这才意识到媒人说的“双祧”，原来是个骗局，怒而返家。梅兰芳晚上冒雨去找她，她没有给他开门。第二天孟小冬就到了天津，隐居起来。他们的婚姻也就宣告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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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存感激，以身相许：杜月笙与孟小冬
杜月笙是上海川沙县人。幼年父母双亡，由其继母和舅父养育。14岁时到上海十六铺鸿元盛水果行当学徒。为人不守本分，嗜赌成性，常与一些流氓、歹徒厮混。后拜青帮陈世昌为老头子。经陈世昌举荐，拜在黄金荣门下，成为其亲信，成为上海青帮的显要人物。
杜月笙是个京剧票友，他的四房夫人有两房都是京剧名伶。早在孟小冬刚出道时，杜月笙就经常看她的戏，早就有拥怀纳抱之意。可是孟小冬到北平发展后，与梅兰芳结婚，他也只好放弃了奢望。孟小冬离开梅兰芳之后，拜余叔岩为师继续学戏。出徒后，杜月笙邀请孟小冬来上海演出。杜月笙的四夫人姚玉兰也是京剧须生坤伶，曾与孟小冬结为金兰之好。这次孟小冬回到上海，自然与姚玉兰往来密切，杜月笙也趁机靠近孟小冬。后来孟小冬还得知，在她与梅兰芳婚变后，杜月笙曾几次报复梅兰芳，为她出气。
情况是这样的，孟小冬与梅兰芳分手后，孟小冬登报声明，指责梅兰芳。杜月笙闻讯后，为讨好孟小冬，对来上海演出的梅兰芳处处为难，先是与上海各报馆打招呼，不准报道梅兰芳演出的消息，接着又在梅兰芳演出时起哄捣乱，弄得梅兰芳演出受挫，经济亏损很大，甚至连返回北平的路费都凑不齐，只得典当行头，才得以离开。
或许是孟小冬对杜月笙心存感激，也或许是她意识到有杜月笙这样的“老大”作保护，自己后顾无忧，经姚玉兰说合，孟小冬与杜月笙同居了。此时的杜月笙，是个“跺一跺脚上海就得颤三颤”的人物，他得到了早就钟情的孟小冬，呵护有加，钟爱无比，的确过了几年浓情蜜意，情深意重的恩爱时光。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杜月笙携家眷来到香港。这时的杜月笙已经60出头，身体每况愈下。不过有孟小冬伺候左右，对杜月笙来说，也是极大的精神慰藉。1950年广州解放后，杜月笙对定居香港产生了不安全感，就决定移居欧洲。杜月笙要侍从办护照时，按人头计算到孟小冬时，她说：“我跟了去，算什么呀？”一句话提醒了杜月笙，当天晚上，这位63岁的新郎就与42岁的孟小冬举行了婚礼。移居欧洲后的第二年，杜月笙病逝，孟小冬带着分得的两万美元遗产回到香港，课徒授业以度余生，1967年移居台湾，1977年因病不治逝世。
亡命私奔的同居：徐悲鸿与蒋碧微
徐悲鸿，原名寿康，是现代国画大师。他生于1895年，江苏宜兴人。其父徐达章是位农村塾师，擅长绘画。因家境贫寒，徐悲鸿9岁时跟随父亲学画，从13岁开始，跟着父亲到处流浪，以卖画为生。流浪的卖画生涯，使得年幼的寿康经常在劳乏中失声恸哭，声如鸿雁悲鸣，因之更名为“悲鸿”。
1916年，21岁的徐悲鸿来到上海，考入震旦大学攻读法文，并以画插图、广告筹集学费。同年3月，明智大学在哈同花园宣告成立，征求仓颉画像。徐悲鸿以水彩仓颉像中选，并获得一笔不菲的报酬，同时也赢得了名气。
有一次，同乡朱子彬告诉徐悲鸿，说乡贤蒋梅笙在大同学院当教授，想给他引见一下。他们约定时间去拜会。蒋梅笙夫妇对徐悲鸿的印象相当不错，对这位宜兴老乡也很热情。在蒋家，徐悲鸿认识了蒋梅笙的女儿蒋棠珍，这是一位才貌双全的女郎，年仅18岁，性格活泼、开朗，气质典雅，深得徐悲鸿的喜欢，而这位女郎对徐悲鸿的艺术才华也很欣赏。因此，他们彼此都有好感，但碍于蒋棠珍已经许配给苏州望族查家，她心中苦恼，但又无力摆脱，经常暗自哭泣。徐悲鸿与她似乎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对她的苦恼心领神会，就在朱子彬的帮助下，动员蒋棠珍跟他到日本去。在去日本的大海上，徐悲鸿将刻有“碧微”的戒指戴在她的手指上，从此，蒋棠珍就更名为“蒋碧微”。
蒋碧微离家出走，对蒋家这个望族是个不小的打击，也没法向苏州查家交代，为此蒋梅笙十分苦恼。蒋梅笙与滞居上海的康有为过从甚密，而康有为又在哈同花园认识了徐悲鸿，为了成全徐悲鸿，并让蒋家摆脱窘境，于是在康有为的策划下，蒋家宣布女儿蒋棠珍因病早殇，并在宜兴老家设立灵堂，安排下葬，以遮掩女儿私奔。
1918年徐悲鸿与蒋碧微来到北平，徐悲鸿被蔡元培聘为北大国画研究院导师，第二年赴法国深造，蒋碧微同行。1921年徐悲鸿夫妇在柏林出席中国驻德国公使的一次酒会时，结识了来德国旅行的青年画家张道藩。不料张道藩对蒋碧微情有独钟，想方设法与徐氏夫妇接近。1926年初，张道藩给蒋碧微写了封求爱信，言辞缱绻，热情似火。虽说蒋碧微对徐悲鸿专心作画，对她呵护日渐淡薄，心中多有不满，但她还是拒绝了张道藩的追求。
不料，三年后，徐悲鸿夫妇在南京又遇到了张道藩。此时的张道藩已经从政，在南京国民党政府担任主任秘书。张道藩见到蒋碧微，旧情复燃，百般讨好，而此时的蒋碧微对徐悲鸿醉心于艺术不够理解，感情上觉得寂寞，这就为张道藩提供了感情冲击的空间。1936年蒋碧微和张道藩请徐悲鸿为蒋介石画像，被徐悲鸿拒绝，因而遭到流言飞语的中伤。为了远离是非，徐悲鸿到广西写生和创作，同时也为抗战筹集资金。就在他离开南京期间，张道藩与蒋碧微打得火热，偏离感情的轨道，在一次躲避日军飞机轰炸时，在张道藩家的地下室里，蒋碧微开始成为张道藩的情妇。1943年，徐悲鸿到重庆筹建中国美术学院时，为了挽回与蒋碧微的感情，徐悲鸿曾泪流满面地乞求她回心转意，可是此时的蒋碧微已铁了心做张道藩的情妇，与张道藩的感情如胶似漆，徐悲鸿已经无力回天了。后来在1945年，二人在重庆协议离婚，作证律师是大名鼎鼎的沈钧儒，蒋碧微从徐悲鸿那里得到了100万元的赡养费和100幅画作。
1949年年初，国民党政府撤退到台湾时，已经担任国民党*部长的张道藩安排蒋碧微去了台湾。张道藩将他的法国妻子素珊送到澳大利亚养病，开始与蒋碧微同居。到1958年蒋碧微去南洋探亲回台后，张道藩对她十分冷淡，从此二人分居。蒋碧微拒绝了张道藩的资助，以卖徐悲鸿的画为生，直到1978年病逝。
“大慈大悲”的心迹：徐悲鸿与孙多慈
蒋碧微的红杏出墙一般认为是徐悲鸿执著于授课与绘画创作，无心关怀爱妻所致，其实也不尽然。蒋碧微身无长技，醉心于应酬和享受，她与徐悲鸿盲目同居，缺乏感情基础，没有共同语言，使得徐悲鸿在生活上得不到应有的爱抚，因而精神苦闷，郁郁寡欢。恰巧在这个时候，他的女弟子孙多慈走进了他的视野。
孙多慈，又名孙韵君，安徽寿县人，生于1913年。1930年从安庆女中毕业，第二年考入中央大学艺术系，学习绘画。徐悲鸿很快就发现孙多慈的艺术才华和非同一般的悟性，认为她很有发展前途，对她非常器重。经常课外点拨，还让孙多慈到他的画室为她画像。徐悲鸿专门刻了一方印章：“大慈大悲”，将他俩的名字嵌在里边，表*底寂寞的徐悲鸿已经坠入爱河。此后不久，他创作了一幅《台城月夜》的油画，画的是他和孙多慈在一座高岗上赏月，徐悲鸿席地而坐，孙多慈站在他的身旁。蒋碧微看到这幅画，十分生气，就将它藏了起来，不让它面世。
1932年徐悲鸿的公馆在南京落成后，孙多慈特意购买枫树百棵，用于装点恩师的公馆，不料此事被蒋碧微得知，气急败坏地令佣人将枫树苗砍断，当作木柴烧掉。对此徐悲鸿自知理亏，不敢发作，遂将自己的画室命名为“无枫堂”，用以表示心中的不满情绪和对孙多慈的怀念。孙多慈大学毕业后，徐悲鸿本打算带领全班学生到苏联参观学习，顺便送孙多慈到法国进修，但此计划未能实现。后来他们只能通过好朋友舒新城传递书信来联络感情。
尽管这样，徐悲鸿的师生恋还是被小报炒得沸沸扬扬，孙多慈的父母也知道了他们的恋情。有一次孙多慈的父亲孙传瑗来到南京，要见徐悲鸿。他们约定在鸡鸣寺的一个茶馆相会，这位曾经担任过军阀孙传芳秘书的孙传瑗，顾及到徐悲鸿的名望和社会影响，婉辞谢绝了他和女儿的婚事。
1938年孙多慈随父母避难到桂林，徐悲鸿闻讯后，请托朋友向孙父提亲，仍然遭到孙父的拒绝。随后孙家就离开桂林前往浙江丽水。不久，孙多慈与时任浙江教育厅长的许绍棣成婚。1948年孙多慈跟随许绍棣到台湾，任教于台湾艺术学院。她与许绍棣感情不和，但囿于传统观念的影响，也无力走出失败的婚姻，心中始终恋着徐悲鸿。1953年当她在美国得知徐悲鸿病故的消息，悲痛异常，为徐悲鸿守孝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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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恩爱，终生不忘：徐悲鸿与廖静文
徐悲鸿与廖静文 廖静文于1923年出生在湖南浏阳县（今浏阳市）的一个贫苦知识分子家庭。在长沙市读的小学和中学。抗战爆发后，她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后撤退到重庆。1942年年底，重庆的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需要一名管理员，登报招聘。年仅19岁的廖静文便报了名。后经院长徐悲鸿面试，一锤定音，她便被聘任了。
当时图书馆的图书并不多，她除了管理好图书，还帮助院长徐悲鸿整理画案，收拾画室，闲暇时也在旁边看院长画画。那时47岁的徐悲鸿，在生活上有点狼狈不堪，衣服经常不洗，衣服纽扣掉了也没有人给补缀上。廖静文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有时就帮着徐悲鸿缝上纽扣，或洗洗衣服，只不过出于同情而已，她根本没有想到会嫁给比自己年长28岁的徐悲鸿。
人是感情动物，当廖静文听说徐悲鸿的妻子红杏出墙的事之后，出于对长者的同情，对他照顾得更为悉心。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