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人情脉络-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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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感情动物，当廖静文听说徐悲鸿的妻子红杏出墙的事之后，出于对长者的同情，对他照顾得更为悉心。她经常陪伴着徐悲鸿到嘉陵江边散步，天长日久，感情的暖流自然会流汇在一起。有一次散步时徐悲鸿对她说：“我最喜欢你的单纯。有人给我搭桥介绍对象，没有一个像你这样单纯。”一句话说得廖静文脸颊飞红，但心里却是美滋滋的。自此，他们间的关系显得更为亲近了，已经揭开了恋爱的序幕。
当年，徐悲鸿经常患病，廖静文的悉心照料，更让徐悲鸿感动。1944年患上严重的肾病和高血压，住进医院。他身边没有人陪伴，廖静文就陪他住在医院里。那时，徐悲鸿手头没有多少钱，治病需要的钱很多，廖静文就量入为出，每天都是吃徐悲鸿吃剩下的饭菜。为了不让徐悲鸿看到，她都是将饭菜拿到病房外边去吃。
徐悲鸿与廖静文恋爱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传到蒋碧微的耳朵里。她几经打听，得知廖静文父母的住址，便给廖静文的父母写了封信，说她是徐悲鸿的合法妻子，廖静文破坏了她的家庭。廖静文的父母得知女儿与相差28岁的徐悲鸿恋爱，而且还是与有妇之夫恋爱，十分恼火，要她立即离开美术学院，断绝与徐悲鸿的一切联系。
在父母的压力下，廖静文匆匆地给徐悲鸿写了封绝交信，就离开了。不料，事有凑巧。平时徐悲鸿总是上完四节课才回办公室来，而这天徐悲鸿觉得心神不宁，无心讲课，只上了两节课就回来了。在办公室见到廖静文的信，立时就意识到廖静文回家了，他飞快地追到廖静文回家必经的嘉陵江渡口，看到廖静文正在等轮渡。徐悲鸿一把拉住她，说：“我与蒋碧微早就分居了，很快就办理离婚手续，我不能没有你。”但在父母的压力下，她还是离开了美术学院，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考入迁移到重庆的金陵女子大学化学系读书。
徐悲鸿为她有机会深造，很是高兴。他找到她，向她表示：“我等你四年，要是在四年里你找到最爱的人，我决不干扰你。”廖静文离开徐悲鸿后，觉得心里总是挂念着他，经常回忆他们相处的点点滴滴，挂念着徐悲鸿的身体。有一次她与知心女友谈起这件事，女友说：“你这是为了什么？”此时廖静文才真正意识到：她什么也不为，就是爱着徐悲鸿这个人。
经过一段内心的煎熬，廖静文不顾家里的反对，终于勇敢地到贵阳找徐悲鸿，答应与他结婚。接着，徐悲鸿于1944年2月9日在贵阳登报宣布与蒋碧微离婚，三天后又登报与廖静文订婚。1946年他们回到重庆后，在中苏文化协会礼堂举行了婚礼。
他们在一起只度过了7年的恩爱生活，徐悲鸿就因突发脑溢血于1953年病逝了。当时廖静文刚刚年满30岁。
徐悲鸿病故后，廖静文将徐悲鸿的1000多幅藏画和他的作品捐献给国家。在她的努力下，徐悲鸿故居建成徐悲鸿纪念馆。她在纪念馆工作之余，着手撰写徐悲鸿的传记。为了写好徐悲鸿传记，她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插班学习。1957年夏，她完成大学学业，任徐悲鸿纪念馆馆长。“*”期间，徐悲鸿纪念馆被毁，廖静文又给当时在世的毛泽东主席写信，要求重建徐悲鸿纪念馆。很快得到毛泽东主席认可的批示，于1983年正式开馆。
“约法三章”定情缘：老舍与胡絜青
1929年的冬天，老舍从英国回到北京后的一天，在与好友白涤洲叙旧时，白涤洲问起他的婚姻大事，老舍支支吾吾地说：“父母做主的那段婚姻，虽说退掉了，至今想起来也让人伤心。我刚31岁，还不着急呢。”白涤洲：“怎么不着急？男大当婚，遇到合适的机会就该张罗了。”白涤洲这样说，事出有因。原来他的朋友有个妹妹叫胡絜青，已经26岁了，她母亲常为女儿的终身大事着急，就让胡絜青的二哥找他的朋友罗常培、白涤洲留心物色。恰巧此时老舍回到北京，罗常培与白涤洲都相中了老舍。
怎么先让他们见见面呢？白涤洲与罗常培就请北京师大音乐系的一位朋友出面，带着他的学生胡絜青拜访老舍。胡絜青自幼爱好文学，与几位女同学组织了个文学社——真社。她们读过老舍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等长篇小说。如今听说老舍回到北京，很希望能见到这位心仪已久的著名作家。于是胡絜青就代表“真社”社员，来请老舍给她们辅导创作。老舍一向平易近人，对青年学生的要求很爽快地答应下来。事后胡絜青和老舍才得知这是白涤洲、罗常培他们有意安排的。后来，白涤洲、罗常培先后三次轮流做东，宴请老舍和胡絜青，而胡絜青没有拒绝，也没有明显地表示出什么。
第二年的夏天，老舍应山东齐鲁大学之邀担任中文系副教授，要离开北京。尽管在与胡絜青的三次接触中，她没有明确表态，但是老舍已察觉到胡絜青的默许。不过老舍也有所顾虑：虽说他俩都出身于满族正红旗，可是两家的家境相差悬殊。胡絜青出身于正三品的参将，老舍却出身于正红旗的护军。他担心门不当、户不对，容易产生意见分歧，影响婚姻关系。他左思右想，觉得还是应该事先摊牌，把丑话说在前头。老舍就给胡絜青写了封信。信中首先谈了对胡絜青的美好印象，指出他们都是正红旗人，可是由于两家的地位相差悬殊，忠告她必须有吃苦的思想准备；接着就提出三点希望：一是要肯于吃苦，要能吃窝头；二是要刻苦地学一门专长；三是将来共同相处，和和睦睦地过日子。这就是被胡絜青称作的“约法三章”。
胡絜青读了老舍的信，不但没有反感，反而觉得与老舍的心贴得更近了。她当即给老舍回了信，很婉转地表示了她非常钦慕老舍一心向上，互敬互爱和积德行善的行为。老舍得到胡絜青的回应之后，异常兴奋和激动，就每天给她写一封信，谈爱情、谈婚姻、谈家庭、谈人生、谈文学，几乎无所不谈。几个月的鱼雁往还，把他们的感情越拉越近，成为不能须臾分开的情侣。
1931年夏天，老舍回北京度假时，由罗常培做媒，与胡絜青举行了结婚典礼。婚后他们来到济南，开始了较为清贫，但却和谐美满的新生活。在他们相伴相依的35年中，胡絜青不仅很好地履行了老舍的“约法三章”，而且在“约法三章”之外，也做得很出色，成为老舍的一位得力的助手。
奉父母之命的“娃娃亲”：茅盾和孔德沚
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茅盾是他1927年发表小说《幻灭》时用的笔名。他和夫人孔德沚都是浙江桐乡乌镇人。茅盾的祖父经营纸店，孔德沚的祖父开蜡烛坊，都是乌镇街面上的小商人，彼此的关系处得相当不错。经人说媒，在茅盾5岁，孔德沚4岁时，两家定下了“娃娃亲”。茅盾的父亲思想较为开明，两家定亲后，传话给孔家，一是不要缠足，二是要让女孩子读点书。不料，孔家守旧，没有允诺沈家的要求。只是在孔德沚大姨的强烈要求下，才放开了已经缠上布条的双足；但仍恪守“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没有让女儿读书。
茅盾从北大预科毕业后，于1916年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春节回家时，孔家托人要求尽早办喜事。茅盾的母亲征得了他的同意，就于1918年的春节为他们举行了婚礼。出嫁前，孔德沚没有大名，只有乳名“阿三”，茅盾母亲就让儿子按着沈家的“德”字辈，给媳妇取了个名字“孔德沚”，从此“阿三”有了正式的名字，并且开始由茅盾和她母亲教她识字。
1921年，茅盾把母亲、妻子接到上海来。尽管孔德沚已经生了两个儿女，但她很有进取心，便到爱国女校读书。在学校她结识了一些进步女性，积极投身于妇女运动，并于1925年经杨之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五卅运动中，茅盾夫妇与杨之华奉命来到南京路的先施公司外集结，参加了包围总商会的活动，直到晚上才回到家里。
大革命失败后，茅盾蛰居上海从事文学创作，因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不得出门，孔德沚也无法为党工作，在家负责料理茅盾的日常生活和抄写书稿。1931年“一·二八”事变时，商务印书馆遭到日寇飞机的轰炸，化为一片灰烬，茅盾的《子夜》手稿被毁。幸好孔德沚在小说脱稿后为《小说月报》抄写了一份，否则就没有《子夜》的问世了。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茅盾与妻子孔德沚离开上海，到香港，去新疆，转移桂林，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孔德沚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中，始终贤惠地照顾丈夫、儿女的起居，再苦再累，毫无怨言。
新中国成立后，孔德沚遵照周恩来“照顾好茅盾同志”的指示，没有参与社会工作。她亲自上菜场买菜，烧菜做饭，洗碗洗衣，打扫卫生，竭尽全力照顾好茅盾的起居，以便使茅盾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中来。
没有亲自保存的合影：茅盾与秦德君
20世纪30年代，茅盾在流亡日本期间曾经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婚外恋情，与他相恋的人就是与他一起去日本的女共产党员秦德君。
秦德君是四川忠县人，生于1905年，比茅盾小九岁。五四运动爆发时，正在成都上中学的秦德君与两个女同学一起，带头剪成短发，用以表示与旧传统的决裂。她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被邓中夏派到西安，以教书做掩护，做党的秘密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她失掉了组织联系，辗转来到上海，投奔在平民女校读书时的老师陈望道。她想到苏联去，陈望道建议她先去日本设法找到那里的*组织，办理去苏联事项。
当时，被蒋介石下令通缉的茅盾流亡到上海，不敢外出，终日躲在家里写小说，以便赚稿费糊口。有一天，陈望道来看望他，发现他形容憔悴，精神不振，建议他到日本休养一段时间。茅盾夫妇觉得这样也好，就委托陈望道代办了去日本的手续。陈望道告诉他，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位秦德君女士。几天后，茅盾到陈望道家会见了秦德君。茅盾在上海平民女校教过书，对秦德君似乎还有点印象。他们商定了行程，约定了时间。茅盾化名方保宗，秦德君化名徐舫，在1928年7月初的一天，就登上了上海开往神户的日本商轮。
到东京后，秦德君住进中华女生寄宿舍，茅盾住进本乡馆。两地相距不远，他们经常有机会见面谈心。特别是秦德君的生活经历丰富而坎坷，给茅盾很多创作的灵感。为了维持生计，茅盾开始根据秦德君给他讲的自己或朋友的经历创作小说。这样，他们日久生情，不久就同居了。1928年年底，茅盾与秦德君移居京都。这里的居住环境幽雅，加上身边有秦德君的照料，茅盾心情舒畅，精神焕发，面色红润，创作的激情接踵而至，成为茅盾创作生涯中最为惬意的时光。
茅盾根据秦德君给他讲的朋友胡兰畦的经历创作了长篇小说《虹》。这部小说的名字就是秦德君给取的。后来茅盾将《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合编出版时，也是秦德君给他取了《蚀》的书名。
1929年冬天，日本当局到处搜捕*党员，许多流亡日本的革命青年纷纷回国。他们本不想回国，但因日本通货膨胀，度日艰难，不得不在1930年4月回到上海。在上海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