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账-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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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大家认为反动话很好听，一个个把反动话听得津津有味，这个黑脸的吴老师从来没有把课文说得这么生动，后来发现吴老师说完后，沉着脸看着全班同学，拿出一个本子，准备记录，大家这才觉得，吴老师很生气，事情很危险，教室里没有一点声音，大家好像连气都不敢透，傻乎乎坐在那里，没有一个人举手。吴老师又说，不可能啊，不可能，我不相信我们班五十个同学，就没有人说过一句反动话，都好好想一想，看看谁先来，哪个先举手。可能是吴老师最后几句话，给了一个叫黄小冲的同学灵感，这家伙父母亲也在我们师范学校，父亲也是一个右派，大家知根知底，他灵机一动，站起来就说，丁同学说过一句反动话，他说社会主义不好。我立刻觉得，全班所有同学都把目光对准了我，前面的都回过头来，左边的右边的都向我看齐，后边的把我后脑勺都穿透了。我很想站起来大声辩解，你乱说，我没有说社会主义不好，可是我已经被吓得没有勇气站起来，我看见循循善诱的吴老师已经在笔记本上刷刷刷飞快地记录，他诱敌深入终于大获全胜，我也看见黄同学在那里笑得神气十足，我头脑乱哄哄的一片空白，我甚至在竭力回忆，我可能真的说过这么一句反动话，我不是盼望十间房倒掉吗，那种思想说出来就是很反动的，我已经成为全班师生的敌人了。所以，二中没有录取我完全有可能，吴老师完全有可能把我的反动话记在我的档案里，我自己把自己当成一个狗崽子了，不录取也是活该。吴佐左就是吴佐左，一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的反动话理论在小学生中的大胆实践，开天辟地在我身上得到完美结果。黄小冲就是黄小冲，一个右派分子的儿子，同我一样半斤八两，他的以小人之心度小人之腹，一方面说明他比我聪明，一方面也说明他小小年纪就懂政治，他完全是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了，不像我自己把自己当成一个狗崽子，妄想学校的房子倒掉。反动话事件，结果虽然没有吴佐左想象的那样，捞取一点政治资本或成为一个革命典型，也没有黄小冲想象的那样，表现一下自己的进步或者拍一下老师马屁，他们好像都没有披红戴绿，却把我对学校最后的美好印象搞得一团漆黑，不说侍王府的隔离区，连一所阳光灿烂让我们荡起双桨的小学校，都有公然抹黑的一课。 。。
04隔离或惩罚（6）
我的小升初，我的失学二中，后来我们知道的原因是这样的：父亲是第一错误，母亲是第二错误，我是第三错误，一家三口三个错误的完美结合，重点学校自然不翼而飞了。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众所周知，可母亲在给我填表的时候，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可能是政治上不成熟，可能是觉得脸上无光，可能是有意隐瞒，可能仅仅是没有经验，总之母亲没有在父亲这个要命的栏目里，填上父亲这个要命的反革命，母亲根本就没有填父亲，母亲自做主张把父亲从我们家开除了。事发后，母亲当着何教导吞吞吐吐，一边后悔，一边辩解，说父亲去青海五年了，刑满释放了，可是永远回不来了，回不来婚姻就形同虚设了，他们已经离婚了，离婚了就当他死掉了，死掉了就没有这个人了，没有这个人还填什么啊。何教导听完后，一拍大腿，一声大叫，周老师你简直是掩耳盗铃，中国的政治，三代都要查清楚的，死了都要刨地三尺的，不要说丁老师还没有死，没有死怎么就可以当死人，就是死了也一笔勾销不了的，你真是拎不清，说好听是糊涂虫，说难听就是隐瞒历史问题，这个问题很严重啊，这是害人害己啊，害了儿子害自己。后来我才明白，一个人从小到大，是要填无数表格的，你的肉体被很多数字和文字分解开来，肢解成一条一条，你就是赤身条条，这方面好像天下人都有*的经历。母亲好像从来没有赤身*过一样，自以为很君子很淑女，母亲不知道，中国特色的填表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没有一定之规，又处处布满玄机，一切都靠填表人自己领悟与把握，该避重就轻的不能避轻就重，该避轻就重的不能避重就轻，该写实的不能虚构，该虚构的不能写实，既不能完全虚假，也不能完全真实，所以，有多少人因填表而深受其害，又有多少人因填表而获益匪浅。问题还不在这里，母亲没有填父亲也罢了，一放暑假就万事大吉带着我们去杭州外公外婆家了，自从父亲没有后，母亲每逢寒暑假都带着我们去杭州，去外公外婆家简直就是我们的节日。学校在张榜公布的关键时刻，忽然怀疑父亲情况的不明，据何教导判断可能有人举报，不过这永远是一个悬案，学校里一大帮阴险分子，谁都有可能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尤其对母亲这样的大美女。学校派人到我家来调查，母亲在我们家的关键时刻，失去了一次绝好的从良机会，尽管反革命徒子徒孙的最终结果好不到哪里去，但母亲把一丝丝的可能性都自我毁灭了。纵观我们家，父亲母亲真是天生一对，父亲机会接二连三，胡乱挥霍，母亲机会难得一现，溜之大吉，我的尊姓大名就这样被划了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前程毁于一旦的刻骨铭心，促使我后来不惜一切代价，要把儿子送进一流幼儿园一流小学一流初中，直至他自己考上一流高中一流大学。当然我自己的过错也无可原谅，我小小年纪就没有把父亲放在眼里，我眼里压根就没有父亲，有没有父亲是一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是一个看你从哪里来，准备到哪里去的根本性问题。二中是第一批次挑生源的，第二批次就是三四五六七*中了，二中在录取之后又把我用一条黑线划掉，档案都没有地方可退，那时候整个市区已经没有学校可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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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痴呆或老巢（1）
每年暑假寒假，母亲就早早买了火车票，带我去杭州外公外婆家。金华到杭州我们坐慢车六个小时，真是从天而降的逍遥时光，太阳在前面带路，风啊吹着我们，我们像花儿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歌声伴随，一路上我尽情享受没有父亲的幸福。假如有父亲我根本不可能一年坐四次火车，一年两次去杭州，这是我唯一可以向其他小朋友炫耀的事情。母亲没有父亲之后，唯一的情感维系只有杭州的娘家了，就像泼出去的水，每年还要流回来。弟弟比较倒霉，因为被保姆兰溪姆妈带去乡下了，去杭州的机会就不多了，再说来来去去的车费，也要不少钱。父亲没有了，他的工资自然没有了，一家的主要收入当然没有了。父亲那时候是中教二级，每月将近120元，在大米1角3分钱一斤、猪肉5角钱一斤、金华到杭州火车票全票3元3角、半票1元7角的年代，有这个工资完全可以高人一等，套到行政级别上，父亲完全可以和共产党的县长平起平坐的。从这一点来说，何教导当年在火车上说的完全说话算话，那时候最高也就是一级，师范学校里大概只有赖书记有这个水平。多年以后父亲从青海回来，去市教委落实政策，办事人员一查父亲现在应该有的工资，按当年的中教二级为起点一算，忽然眉头一皱，继而大呼一声，你怎么比我们的教委主任工资都高呢。一个青海回来的老反革命，一下子居然成为全市中教系统工资第一名了，他觉得有点荒诞不经，这怎么可以呢，于是随便想出一个政策，一个新政策诞生了，父亲的工资就降下了。工资高或低暂且不说，显而易见的是父亲的历史地位依然有重新评估的必要，于是父亲又开始了青海回来后的新一轮上诉，此乃后话。
母亲降级降薪后，一个保姆两个孩子，四个人的开支，生活显然不能自理了。外公对他的儿女经过一番通盘考虑，一阵点兵点将之后，拐杖一敲地，很快作出决定，自即日起，母亲的两个弟弟必须承担对姐姐的照顾责任，在山东德州军分区当参谋的四舅舅和在昆明当工程师的小舅舅，两个人一年一轮，轮到的每月给母亲20元。其实山东的四舅舅也颇多怨言，因为父亲这个反革命姐夫，他很多年入不了党，职务一直提不上去，解放初期就混进解放军，眼看有老革命的迹象，结果混了一个副营职，最后悻悻然转业了事，当时接到外公指令，也是有苦难言。话说外公摊开笔墨，正襟危坐，一式两份，亲笔柳体书写：吾儿面晤，兄弟姐妹，同胞手足，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所言事宜，务必信守，若有失当，天轰雷鸣，云云。外公对自己子女们的生存面目和生活状态，了如指掌。二舅舅生性老实，喜欢麻将，生活拮据，在自己的厂里一般的机修工，工人阶级，基本不成器，所以他把二舅排除在外。三舅舅左右逢源，一手经商一手当官，已经是自己的接班人了，以后这个周氏家族，就靠他来继续掌控了，大局在身，任重道远。姨妈脑子活络，不但自己混进革命队伍，在杭州最大一个制药厂担任财务处长，而且以身相许一个老革命，而且同母亲姐妹俩，关系比较铁，不用外公说话，她们自己暗中自有往来，可算为机动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