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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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缴沿途厘金税的出口过境证，应由海关征收等于出口税一半的过境费。见斯坦利？赖特：《中国争取关
税自主的斗争，1843—1938 年》。1876 年的烟台条约把领取内地过境证的特权扩大到给中国国民（实际上
在 1880 年实施），但北京直到 1896 年才同意把出口过境证发给中国商人。关于详细的海关手续的指南，
见中国海关：《上海海关工作程序手册》。
执时，与外国领事打交道的是税务司，而不是监督。但是监督指派他自己的
书办（１９１２ 年以后改称录事），通过这些人，他能够逐日地了解税收的情况。
港口 ５０ 里范围内的本地关卡由税务司管理，其税收送交作支付赔款之用，但
是有关办公人员和日常业务的事务，税务司被责成与监督会办。５０ 里范围以
外的关卡只由监督管辖。
在 １９１１ 年 １０ 月以前，总税务司及其税务司实际上并不在几个条约港口
征税，也不把税收存银行和汇走。总税务司通过其税务司，只负责确切地确
定关税和向中国政府报送征收数额的准确的会计报表。中外商人直接向批准
的海关官银号缴税，这些银号完全是中国人办的，通常由监督选定，而关税
收入的安全，监督则要向帝国政府负责；他们的帐目要与外国税务司报送的
报表核对。在 １９１１ 年 １０ 月武昌起义、中央政权在中国的大部分地方崩溃（其
中有许多清朝指派的监督，因担心自己个人的安全而离职的情况）以后，这
个制度发生了激烈的变化。由于担心各省的革命领袖将扣押保证用来支付外
债和庚子赔款的税收，在向北京宣布独立的几个省的港口的税务司，为了缔
约列强的利益，直接控制了税收并把它存入银行。这些安排被 １９１２ 年 ２ 月正
式掌权的共和政府不得已地接受了，并在一份北京外交使团强加给中国政府
的协定中表达了出来。这份协定的条款，规定组成一个上海各国银行总董联
合委员会，以监督支付以关税作保证的外债以及庚子赔款；并委托总税务司
征收各港口的关税，把它汇到上海和存入外国的看管银行，“以作归还该项
洋债及赔款之用”，并根据委员会决定的先后顺序，负责归还到期的借款。
这里应该指出 １９１２ 年协定中的两点内容，在南京政府成立前这两点一直
有效。直到 １９２１ 年，缔约列强有权决定在偿还外债之后，是否有“净存税项”，
并有经其批准后才能将任何资金交给北京政府的权利。它们对可以产生的净
存税项的估计是谨慎的，使历届北京政府都不满意，但无可奈何。此外，原
先由中国的银行掌握的中国政府的巨额资金，此时存入上海的三家外国银行
——汇丰、德华（１９１７ 年中国对德宣战前）和道胜（１９２６ 年它清理前）。在
及时付给利息的同时，这些银行总是存有巨额存款余款，使它们能够经营其
他商业，而且在偿还外债时，它们从处理必要的货币兑换的业务中，赚取巨
额利润。
海关收入的第一个用项，是海关的薪水和业务支出。这项费用由中国政
府和总税务司直接商定，１８９３ 年定为每年 ３１６８０００ 海关两，此数保持不变，
直到 １９２０ 年才增加到 ５７０００００ 海关两。此外，各监督办公室的维修每年花费
将近 ４０ 万两。据报告，１８９８ 年的收入总数为 ２２５０３０００ 海关两，１９２０ 年为
４９８２００００ 海关两。因此，这两年的征税费用——不包括银行总董的佣金以及
在征收和汇纯收入时可能产生的兑换上的亏损——分别占总收入的 １５．９％
和 １２．２％。１８９８ 年，８９５ 名外国员工和 ４２２３ 名中国员工（包括在邮政部门
的 ２４ 名外国人和 ３５７ 名中国人）的办公费，平均每人为 ６１９ 海关两。到 １９２０
年海关员工有 １２２８ 名外国人和 ６２４６ 名中国人（邮政人员已在 １９１１ 年从海关
分出），这反映了在这中间的 ２０ 来年，许多新港口已被开辟为商埠。１９２０
年办公费平均每人 ７６３ 海关两，收入增加，缓和了业务扩大而引起的财政紧
张。
海关的中外员工被分配到海关三个部门——税务部、海务部（成立于
１８６５ 年）和工务部（成立于 １９１２ 年）——之一去工作。海务部负责测探沿
海和内陆的水道，操纵灯塔和灯船，修理浮标和指向标，维修港口和维持那
里的治安。到 １９１１ 年，它建成 １３２ 座灯塔、５６ 艘灯船、１３８ 个浮标（其中许
多有哨声和煤气照明）和 ２５７ 个指向标（主要在长江和西江）。工务部负责
和修理海关的房屋和财产。但是，海关的中心当然是税务部。
税务部的人员分属三科：内班、外班和港务科，每个科又分成“洋员”
和“华员”两部分。每个港口的内班是海关的行政部门，负责行政和会计。
它由一名税务司领导，税务司又由一名副税务司和四个级别的助手协助工
作，他们全由总税务司指派、提升、分配和调离，总税务司仅向税务处通报
各项任命。前面谈过的尊敬的罗炳生曾经设想成立一个“中国真正土生土长
的……教会”，赫德与他一样，也不止一次地重复他在 １８６４ 年备忘录中所表
达的意图，大意是外国的税务司署“在它产生了一个取代它的、并同样诚实
和有效率的本地行政机构时，将结束它的工作”。①但是，事实上在他担任总
税务司的时期，没有一个中国人当上即使是内班的最低级的帮办。他曾经一
度想过，掌握一定程度英语说写能力的同文供事，可能最后被补充为那一级
的帮办。这些供事
表 ３５
英
美
１９１５ 年的税务部内班
法 德 俄 其他欧洲人 日
华
总计
总税务司
１
—
—
— —
—
—
—
１
税务司
副税务司
２３
１１
３
１
３
３
５
４
３
—
４
３
２
—
—
—
４３
２２
帮办
７６
１１
４
１７ １０
３７*
３２
６０
２４７
杂务
医务人员
１０
３１
１
５
２
５
２
２
—
—
２
３
—
３
—
９
１７
５８
同文供事
见习＋
录事
文书和抄写员
教员
收帐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６２７
３３
３５０
１１０
７
１０
６２７
３３
３５０
１１０
７
１０
总计
非华人总计
１５２
２１
１７
３０ １３
３１９
４９
３７ １２０６ １５２５
＊包括一名朝鲜人
＋有海关临时级别的海关学堂毕业生
主要是教会学校的华业生，他们的中文教育可能是不够的；总之，这是
作为理由反复提出的阻碍他们取得更高官职的一个缺陷。赫德还能引用北京
高级官员反对提升这些供事的事实，由于他们的教会学校背景以及他们基本
上是南方人，反对是不足为奇的。人数最多的是广东人，其次是江苏、浙江
和福建人。他们通常在大港口通过税务司主持的考试而被录用，他们之被选
用，除了英语能力外，部分地是由于他们懂得几种方言。他们最初主要是口
① 引自赖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 262 页。
译或笔译人员，而到赫德去世之时，许多人正在干和外国帮办相同的那种办
公室工作。１９０８ 年税务学堂成立，终于提供了一批受过良好训练的毕业生，
从这些人以及最够格的供事中，安格联开始任命一批中国帮办。
书办或录事是监督的会计人员。内班中第三个中国雇员集团是精于中文
文牍工作和书法的文书和抄写员，他们准备税务司或监督与地方官员之间的
一切往来中文公文，也准备报送北京总税务司署再转送税务处的文件。
在 １９１５ 年，税务部内班人员按职务和国籍的分布情况，见表 ３５。①外国
内班人员，或是由伦敦海关官署为补充占支配地位的英国集团而招收，或是
由几个外国驻北京公使馆直接向总税务司推荐。许多属员是受过大学教育的
年轻人，他们认为，与在本国相比，自己在中国可以得到更多的机会。税务
司的官署受到了一定的压力，以使这些任命与各缔约列强对华贸易的规模成
比例。这可以举例说明：在 １８９５ 年根本没有日本人，１９０５ 年有 １６ 名日本人
（全是帮办），１９１５ 年有 ３７ 名日本人（包括两名税务司）。英国人占优势，
反映了一个事实：在 １９１１ 年全年，用英国船只进行的贸易，在海关总收入中
所占的比率始终没有低于 ６０％。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期的 １９１５ 年，通
过海关结算的中国对外贸易和港口间贸易总值的 ４２％的货物，是由英国船只
运送的。①
从海关业务一开始，赫德就强调税务司和帮办掌握足够中文说写知识的
重要性。新来的雇员应该先在北京进行语言学习，才能分配到某个港口工作。
１８８４ 年，命令对所有内班外籍雇员进行强制性的年度语言考试，从 １８９９ 年
起，没有足够中文知识的人，原则上不得升任副税务司或税务司。任职满三
年而汉语过不了关，或满五年而汉文过不了关的帮办，原则上也要被解雇。
但是对这件事，赫德比他对待属员的其他许多事情更加宽容。作为一个集团，
外籍内班人员只有中等水平的中文知识；许多人从来没有掌握它；少数人成
为杰出的汉学家。安格联在 １９１０ 年 １０ 月对海关提出要求，②结果，更严格的
语言考试和根据语言能力对帮办进行分等的措施，立刻奉命执行，并再次在
１９１５ 年详细地提了出来。安格联对结果似乎满意，但是海关人员如同其他的
外国人，精通中文的也很少。
１９１５ 年，税务部的外班包括 ８８１ 名外国人和 ３３５２ 名中国人。在全部 ４９０
名负责人员——监察长、副监察长（外班的行政官）、验估员、验货员、检
查长、副检查长、检查员和稽查员——中，除 １４ 名中国稽查员（他们检查进
出港口船只的货物）外，都是外国人。英国国民又占支配的地位。８８１ 名外
国人中，英国人有 ４５４ 名，在 ５７ 个监察长、副监察长和验估员的高级职位中，
他们占了 ３２ 个，余下的 ３２３８ 名中国人（译者按：上文是 ３３５２ 名中国人，减
去担任稽查员的 １４ 人，应为 ３３３８ 人）为过磅员、值夜人、船员、卫兵、送
① 赖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 903 页。
① 萧亮林（音）：《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 年》，第 201—223 页。
② “从收到的关于内班人员的中文成绩的本年报告中，虽然总的来说可以看出中文学习没有完全被忽视，但
它清楚地说明，整个海关关于能力的标准太低；除了少数突出的例外，中文学习不认真。”民族主义在所
在地的出现，要求再加把劲。“为了海关的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