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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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由于与欧洲的过去（中国人对此基本上不清楚）有关的不同的忏悔形
式不相干，这就为修改和简化外来的神学理论提供了动力。１９０７ 年召开的中
华百年传教会议，表现了采取一种共同的神学理论的姿态，它为所有的团体
（除中华内地布道会等更信奉原教旨主义的新教团体外）提供了教义的指导
路线。在组织上，较大的团体共同出版了一份新教的主要月刊《中国纪事报》；
支持非教派性的或涉及不同教派的文学团体；参加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中
华医学传教协会、中华主日学校联合会；创办联合的神学学校、涉及不同教
派的学院和大学；参加 １８７７、１８９０ 和 １９０７ 年全中国的传教会议和 １９２２ 年的
全国基督教会议，后者还首先正式把中国的教会包括在内。新教统一的主要
表现，是 １９１３ 至 １９２２ 年的中华续行委办会，它在 １９２２ 年由中华全国基督教
协进会接替，这再次扩大了中国教会在基督教整个教会中的正式作用。当然，
调和和合作决不是完全有效的。例如，保守的中华内地布道会在 １９２６ 年退出
了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
表 ３３ 所列为按 １９１９ 年当地保持的传教士人数多寡排列的最大的新教传
教团体，它还显示了各大团体的布道站的数目和地理分布。①这 １８ 个团体共
有传教士 ４３５０ 人（占总数的 ６６％）和 ６１１ 个布道站（占总数的 ５９％）。一
个“一般”的布道站可能有 ６ 至 ７ 名传教士，但是实际的分布状况却大不相
同；如中华内地布道会、宣道会的传教士人数常常为 ４ 人或更少，而美国监
理会海外布道会、美国长老会（北美）和美国海外布道会则平均为 １４ 或 １５
人。总的来说，传教士集中在一个布道站的情况，表示了对教育、医药以及
宣讲福音的广泛努力，而分散在若干小布道站的情况，反映了该团体工作重
点主要（虽然不是唯一地）放在传布福音方面。几个团体不同工作重点的情
况，还可从以下例子反映出来：中华内地布道会所雇中国员工的 ６６％从事福
音宣讲工作，３０％从事教育，４％从事医药工作，而与之相比，美国海外布道
会的比率为 ２８％从事福音宣讲工作，６４％从事教育，８％从事医药工作。
晚清一般新教徒的内向性一直保留到民国时期很久。保罗？科恩对晚清
时期的情况曾经写道：
传教士生活在布道团院落的高度组合在一起的建筑物中，结果导致他们在心理和肉
体上严重地脱离周围的中国社会……除了不得不这么办，传教士不愿意进入中国人的世
界。他们的整个目的是让中国人进入他们的世界。①
随着这种隔离的状态，产生了一种对他们天职的绝对自以为是的心理。
这种心理，常常压倒了因他们的政府使用炮舰去解决他们在华时期时有发生
的反传教士运动而引起的任何道德上的不安。
布道会和中国社会
但是在义和团起义以后的 ２０ 年中，在许多新教传教士与其周围社会的关
系方面，在他们寻求武装干涉以保护其特殊地位的程度方面，都发生了某些
变化。他们那种甚至伤害中国基督教徒的文化优越感依然如故，但是越来越
多的新教传教士，突破了 １９ 世纪在布道会院子里传布福音的界限，参加教
育、医药和慈善工作方面的活动，从而与 ２０ 世纪初期的改革潮流会合起来。
妇女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成立于 １９１５ 年）、反裹足运动、基督教青年会
和基督教女青年会对城市问题和劳工问题的关心、饥荒救济、公共卫生（消
灭肺痨和灭蝇运动）、公共运动场所以及运动和娱乐计划、禁毒运动、农业
的科学研究（由金陵大学农学系进行），这些是新教传教士倡导或明显地参
加的一些领域。
布道站是传教团体所有或租用、并受治外法权保护的有围墙的建筑物，
① 关于所报道的“传教士”的人数，在任何一个时期都有多达 1/6 的外国工作人员可能在中国国外休假，
将近 1/12 是新来的，主要进行语言学习，许多为已婚妇女，宗教工作只占用她们一部分时间。因此全日工
作人员的人数估计可能为所列总数的 2/3。
① 为西德尼？福赛思的《1895—1905 年美国在华的一个传教团》所写的前言，第Ⅶ页。
它一直是传教活动的最典型的特征。在这块封闭的场地内，通常悬挂一面国
旗，是传教士的住地，又是教堂、学校或教室、医院或药房。典型的布道站
位于城市地区。街道的教堂一天开放一部分时间，配备一名外国传教士及其
本地的助手。“站外”的教徒社团，由本地的牧师为之服务，布道会的工作
人员一年来访几次。
以两三个传教士家庭及一批单身妇女为工作人员的布道站，平均每三个
中可能有一个包括一名医生或护士，虽然医务工作者的实际分布是不平均
的。据 １９１９ 年的报告，在 ６６３６ 名新教传教士中，有 ２４９５ 名（３８％）是男人，
其中任圣职的计 １３１０ 人；２２０２ 名（３３％）为已婚妇女；１９３９ 名（２９％）为
单身妇女。有 ３４８ 名男医生，１１６ 名女医生；妇女中 ２０６ 名是受过训练的护
士。有圣职的男人负责主要布道会传布福音的工作，并担任领唱的角色。许
多无圣职的男人在教会学校的扩大网络中担任教师；妇女则担任教学和护理
工作，并承担对中国家庭的大部分家访工作。
传布福音的主要办法，是在布道会教堂或街道小教堂布道，其成效至少
部分地取决于传教士讲汉语口语的能力。在 １９１０ 年前，仅有的供新教传教士
学习的组织起来的语言学校，是中华内地布道会在扬州和安庆开办的，安庆
的一所可能追溯到 １８８７ 年。在每个布道站，语言教育都特别重要；对许多站
来说，掌握汉语能力不佳的情况仍然是一个严重问题。但到民国初期，已开
办了一批水平高的联办（涉及不同教派的）语言学校，它们采用现代“语言
归纳”法和分级的教科书。中华内地布道会在镇江和扬州开办“训练之家”，
它们采用鲍康宁的初级教材并聘用中国教师，开设六个月的基本课程。每年
有 ２０ 个不同传教团体的将近 １５０ 名学生在金陵大学传教士训练班学习，自
１９１２ 年以来，那里开设为期一年的住读课程，由 ５１ 名中国教师任教。还有
第二年的课程，但大部分学生在以后几年采用函授的方式继续学习。在北京，
北京协和语言学校在 １９１３ 年正式组成，１９２０ 年隶属于燕京大学，１９２１ 年招
收 １４７ 名学生，所设课程与南京的相似。其他的学校有成都的协和传教士学
校（是华西大学的一部分）、上海东吴大学的英语学校和广州的协和语言学
校。像少数外交官那样，只有很少传教士精通汉文，但他们普遍地能在某种
程度上讲方言。
几乎每个布道站都办一所初级学校。在 ６９３ 个新教驻扎中心中，据报道
有 ３０６ 所高小和 １４１ 所中学。表 ３４ 所列为 １９１９ 年各级学校的数量和招生数，
它还列出了 １９１６ 年公立学校招生的估计数。这些数字可能都是猜测性的——
教会学校招生数少于表 ３１ 所列之数——但比率多半反映了实际情况。它们显
示教会的初小学生只占公立初小学生数的 ４％，但是高小和中学的学生所占
的比率，都提高到 ８％以上。１９０７ 至 １９２０ 年期间，教会学校的学生——其中
一半也许来自基督教家庭——增加了三倍，而新教的受圣餐者人数只翻了一
番，这既表明有意识的传教努力深入到了中国的青年，又表明现代教育的诱
惑力。新教的传教士夸耀说，虽然总的说中国每 ７５ 名学龄儿童中只有一名在
接受教育，在全部基督教青年中，每三名中就有一名在一所教会学校入学。
表 ３４
新教传教士学校和招生人数，１９１９ 年
初小
高小
中学
教会学校数
５６３７
９６２
２９１
教会学校招生人数
男生／女生／总数
１０３２３２／４８３５０／１５１５８２
２３４９０／９４０９／３２８９９
１２６４４／２５６９／１５２１３
１９９６９４
１９１６ 年公立
学校招生数
３７５２９８２
３８８９４１
１７９６２１*
＊包括同等水平的技术学校和师范学校。
新教的教会学校不但配备了外国教师（他们在高小和中学更常见到），
而且配备了 ８０００ 名中国男教师和 ３０００ 名中国女教师。初级小学往往是简陋
的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严重地缺乏书籍和设备。高级小学设备稍好一些，
常常用英语作为教学的手段。教会学校采用类似于教育部为公立学校所定的
课程，在开始时是有选择地，然后从 １９２５ 年起，则是为了取得在政府备案的
资格。所有的教会中学都教一些宗教课；中文和文学课采用教育部的“国民
读本”，大部分学校的科学教学很差，因为实验和示范的设备很贵，供应又
少；很少学校提供职业训练。它们很可能不比公立中学差，但是又可以看出，
在民国初期，从教会中学随时提供财政资源的能力来衡量，它们已显得力不
从心了。
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的高等教育中，有 ２０ 所新教的学院和一所天主教办的
学院。新教的院校经过改组和合并，最后组成了 １３ 所基督教院校，它们的全
盛时期是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末期又新设立两所天主教的院校。
除了文科院校外，新教的传教运动保持了若干神学校（其中几所是联合创办
的）和几所基督教医学院，天主教徒则办了几所神学院。除了以加拿大和英
国的人事和组织模式为主的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外，新教的文科院校大部分由
美国的传教士主办，他们寻求在中国创立完全以美国中西部小教派院校为模
型的院校，他们是从那里毕业的。这些院校的大部分，在开始时是在 １９ 世纪
后半期成立的中学，它们逐渐扩大并在学术上升格，其用意是为教会学校训
练中国牧师和教师。
在 １９２０ 年，新教的院校共招收了 ２０１７ 名学生；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的一
段迅速发展的时期以后，１９２５ 年学生总数达 ３５００ 名。１９２５ 年中国大专院校
共招收将近 ２１０００ 名学生，因此，新教院校的学生占全体学生的 １２％，而 ３４
所公立学校占 ８８％。甚至最大的几个基督教院校——北京燕京大学、上海圣
约翰大学、金陵大学、济南齐鲁大学——的学生都不超过三四百名。教职员
工的人数和开学科的能力也几乎同样受到限制。在 １９２０ 年，外国教师共有
２６５ 人，而中国教师——大部分为助教——有 ２２９ 人。但许多人还在同一校
园内的中学任教。
在本文讨论的一段时期内，基督教的院校在美国获得办校许可，１９２８ 年
以后则被迫向国民党政府正式申请备案；在这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