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1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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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北京政府才同意在 １９１９ 年 ６ 月 １０ 日将三个亲日派部长撤职；而另一方
面，群众运动的热情也使资产阶级在国家利益的名义下增强了自己对抗外国
势力的地位。
经济抵制是进行国民动员的卓有成效的资产阶级方法。在 １９０５ 年的反美
运动和 １９０８ 与 １９１５ 年的反日运动中，商人们都用他们自己的方法抗议外国
的侵犯和不公正行为：他们的反应是激烈的同时也是短暂的，并且经常带有
排外主义的缺点，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成效都不是很大。在 １９１９ 年以后，在五
四运动所引起的民族主义激情鼓舞下，这种抵制变成了半永久性的。紧接
１９１９—１９２１ 年的运动之后爆发了 １９２３ 年的运动，它一直延续到 １９２４ 年，到
１９２５—１９２６ 年扩展成普遍性的运动，其后又成了革命斗争战略的一部分。其
间资产阶级常力图利用这种抵制来争取民族市场和促进新生的工业社会。
从 １９１９ 到 １９２３ 年，抵制运动完全是针对日本的。受惠于第一次大战期
间西方列强自中国的撤退，日本的廉价“劣货”潮水般充斥中国市场，直接
和中国企业的产品竞争。１９１９ 至 １９２０ 年由学生发起而由商人付诸实施的抵
制日货运动，不失为对缺乏关税保护的一种补救。日本在中国新建企业的速
度减慢，以及日本货进口减少，也许部分地是由于这一运动。不过要把这一
抵制的影响和当时日本从战时经济过度到和平时期经济这种转变所引起的危
机的影响区别开来是不容易的。在抵制日本“劣货”的同时，掀起了提倡本
国产品和“爱国货”的运动，这就使这一运动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抵制
运动不再是对某一特定措施或某一特定政策的敌视，而是变成了促进中国建
立自己工业的“长远计划”和永久性的组织原则。“当每一个地方都回响着
‘中国人民自己建立的股份工业公司万岁’的口号声的时候……这一次抵制
运动的目的才算达到了。”①资产阶级在这里所表现的已经不再是排外思想和
短暂的激情，而是要代之以工业救国的思想。各种情绪的反应必须让位于“国
策”。②抵制运动首先要考虑到“民族经济利益”。③这是目的，不是手段。④
① 《北华捷报》，1920 年 6 月 12 日，第 660 页；1920 年 12 月 11 日，第 745 页。
② 《北京时报》，1919 年 11 月 21 日。
① 日本外务省外交档案：《中国抵制日货，杂件 M。T。3。3。8。5—1》（1919 年）。从烟台致领事的急件，1919
年 8 月 29 日（编号 740856—740873）。
② 《提倡国货之我见》，《上海总商会月报》，4。5（1924 年 5 月），《言论》栏。
③ 文汉：《由工业见地上论维持国货与抵制日货》，《实业杂志》，71（1923 年 9 月）。
④ 《提倡国货》，《上海总商会月报》，4·5（1924 年 5 月）。
聂云台将这一分析引向极端，变成了类似甘地的不合作主义。⑤
在这样的环境中，抵制的责任又落到商人的肩上，他们此后应实施抵制
的各种规定并亲自保证加以监督，①学生则不应参加进来。这实际上是个防止
出事故和出现混乱的问题，是个避免无谓的财政损失的问题，也是个使群众
运动为资产阶级所组织的经济发展服务的问题。
在 １９１９—１９２０ 年之间的各种经济报道充满了有关抵制对建立中国工业
的激励作用的记载。②但是人们怎么能够将这种特定的作用从极端有利的一般
经济环境中孤立出来呢？这种作用也不过只是这种有利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
罢了。
当资产阶级为了特定的具体任务而进行斗争时，其结果是比较容易看得
出来的。１９２０ 年 １０ 月，列强签署了一项协定，决定组织一个国际银行团负
责向中国当局提供全部政府间的贷款。作为担保的方式，银行团建议由他们
控制某些国家收入：铁路收益、甚至——根据一再否认的谣言——地产税。
新银行团的条款公然说，“欢迎中国资本予以合作”。③当中国的金融团体于
１９２０ 年 １２ 月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他们决定不申请加入这个
银行团，而是自己组织一个银行团以应付外国的挑战：“国际银行团一再宣
布援助中国的意愿……对此我们深表谢意。但是对中国的行政事务进行根本
改革是中国人自己的事。”④
《上海总商会月报》发表了一篇措词强硬的社论，谴责列强包藏祸心，
并揭发他们“经济瓜分”的诡计，认为中国正受到这一阴谋的威胁，指出：
“指鹿为马，以鸩当醴……昔之自由割据各独享受者，今变为合力并吞分赃
享受耳。”①
中国官员和财界坚持不懈的敌对态度使国际银行团的投资计划未能实
现。这是资产阶级的一个政治胜利。在前此的年代中，他们力图在经济现代
化的任务中取代外国人，获得了某些成功，现在，他们要取代外国人而充当
向政府提供贷款和控制政府财源的人了。由于低估了中国银行家们的力量和
决心，列强犯了一个错误。１９２１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２２ 年 ２ 月的华盛顿会议给他们
提供了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美国的外交政策在英国的支持下把赌注押在中
国的资产阶级身上；他们所推行的政策预示了 ２０ 世纪后半期的新殖民主义，
他们力图保证中国权力由当地的精英们，特别是由实业界的人士们接管。
华盛顿会议的声明发表以后，中国的舆论被发动起来进行一场声势浩大
的“国民外交”运动，各商会和金融团体在其中起着领导作用。这种由公众
直接进行的外交活动，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已经没有统一政府的国家在其政府
代表的合法性引起争议时的最后一招。就这样，１９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至 １７ 日
⑤ 聂云台（聂其杰）：《为日兵枪杀市民事警告国民》，《上海总商会月报》，3。6（1923 年 6 月），《言
论》栏。法文译文见 M。克莱尔？贝热尔、张福瑞：《救国！中国的民族主义与 1919 年的五四运动》，第
103—114 页。
① 峙冰：《国权回复与经济绝交》，《上海总商会月报》，3。4（1923 年 4 月），《言论》栏。
②M。克莱尔？贝热尔：《中国 1919 年的五四运动：经济局势与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历史评论》，
241（1969 年 4 — 6 月），第 309—326 页。
③ 伍德海编：《中华年鉴，1923 年》，第 674 页。
④ 《张嘉璈访问记》，《密勒氏评论报》，1921 年 1 月 29 日，第 470 页。
① 茹玄：《新银行团与经济瓜分》，《上海总商会月报》，1。6（1921 年 12 月），《言论》栏。
教育界和商会代表在上海举行联席会议时，蒋梦麟和余日章两位代表奉命去
华盛顿表示“民意”。②。这些区别于政府代表团的“国民”代表主要是教师，
但是这两位国民代表和商界都有密切关系。蒋是一位银行家的孙子，他家是
上海钱庄的股东。他在 １９１８ 年和孙逸仙合作出版《中国的国际发展》时，就
对经济事务发生了兴趣。余日章作为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也和实业界的
领袖们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他作为议董（在上海工部局中代
表中国居民的利益），和银行家宋汉章、陈光甫，纱厂主穆藕初有联系，他
们全都是他的亲密同事。①
在华盛顿，国民代表们发挥了间接的但却是很积极的作用。他们捍卫了
中国对山东省的主权，要求恢复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后者是各金融团体和
商会所特别强调的。华盛顿会议部分地实现了中国民族主义者对它寄予的希
望。毫无疑问，这一成功更多地是由于世界列强外交战略互相冲突，而不是
中国国民外交动员的结果。“如果一只瞎猫抓住一只老鼠，那完全是由于运
气！”一位英国新闻工作者这样评论说。②但是，毕竟还是需要那只瞎猫把爪
子伸出去。中国资产阶级通过自己的组织表现了它的存在和决心。正是这一
点导致英美外交将赌注押在它身上。
实际上，华盛顿会议以后，在华的外国外交官和企业家们加强了他们的
呼吁。“代表中国经济生活的人们有责任直接参加中国的政治改组。”——
新任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爵士在北京就任时这样说。③而汇丰银行总裁 Ａ．Ｏ．
兰则发表了如下的见解：“正是中国商界舆论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主要部分……
将证明它是不久将来的主要力量。”④太古洋行老板兼上海英国侨民组织的中
国协会主席 Ｅ．Ｆ．麦凯又进一步阐述了这一主题。⑤提出这些呼吁的根据是，
据称各商埠“所有”商人的利益都是一致的：使经济发展陷于瘫痪的动乱停
止，中国人和外国人都能从中同样得到好处。中国商人有责任保证外国人全
心全意祈求的中国政治改革的实现。这一改革的动力应来自内部，但也可从
外部加以支援。因此外国人向中国商人发出的这些敦促充满了各式各样提供
援助的建议。《字林西报》的社论作者建议：“一名具备良好资格的顾问，
在商界的支持下，能够代表一个诚实的政府很快地改组财政工作。”①而 Ｅ．Ｆ．
麦凯则预言，在清除了腐败的官僚以后，“商界将接管权力，必要时可由外
国顾问协助”。②
外国人小心翼翼地设法发动一场政治运动，他们急不可待地想要利用它
的潜在力量。动力似乎来自汉口，１９２２ 年 １１ 月在那里曾经开了一次万国公
民大会，他们并且和正在那里举行全国联席会年会的中国各商会的代表取得
联系。③双方就一个遣散军队和建立立宪政权的纲领达成了协议。资产阶级热
② 《全国商教联席会议始未记》，《上海总商会月报》，1。4（1921 年 10 月），《纪事》栏。
① W。S。A。波特：《参加太平洋会议的人民代表》，《密勒氏评论报》，1921 年 10 月 22 日。
② 《北华捷报》，1922 年 2 月 18 日，第 420 页。
③ 《麻克类爵士与中国商人》，《北华捷报》，1923 年 2 月 17 日，第 446—447 页。
④ 《北华捷报》，1923 年 3 月 10 日，第 664—665 页。
⑤ 《北华捷报》，1923 年 5 月 19 日，第 471—472 页；1923 年 6 月 23 日，第 818 页。
① 《向商人们说的老实话》，《北华捷报》，1923 年 4 月 14 日，第 77 页。
② 《北华捷报》，1923 年 6 月 23 日，第 818 页。
③ 《北华捷报》，1922 年 12 月 16 日，第 711—712 页；雪莉？加勒特：《中国城市里的改革者：中国基
烈欢迎这一政治上的合作，但极力否认他们有建立“一个附属于他们（外国
人）的封建资本制度”的任何意图——这是共产党报纸《向导周报》对他们
的指控。④“敦请一友邦为佐理，系自动的而非被动的……系暂时的而非永久
的”。⑤孙逸仙本人在 １９２３ 年 １ 月 ２６ 日发表的《和平统一宣言》中，似乎也
支持“和平之要，首在裁兵”的主张，认为可以“敦请一友邦为佐理，筹划
裁兵方法及经费”。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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