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幼儿教育之父:陈鹤琴传-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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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后，陈鹤琴写道：从中学时代开始，我就接受教会学校的教育，宗教精神所给予我的影响，可以说是至深且巨的，她使我成为一个教育的斗士，耶稣伟大的博爱平等与牺牲的精神，熏染了我的血液……因此，在很早以前，我就立志以此生要为劳苦的民众服务，同时抱定了这样的宗旨：“凡是别人不愿干、不敢干、不屑干的，我都去干。”在清华大学时代办工友补习班，在留学时代从事华侨童子军工作，以及回国后办鼓楼幼稚园都是凭着这股信念去干的。《陈鹤琴全集》，第五卷，第49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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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圣约翰大学（1）
1910年末，将满19岁的陈鹤琴完成了学业，以优异成绩从蕙兰学堂毕业。他的母亲、姐夫和小哥都感到很高兴，尤其是在报关行当经理的小哥鹤云。小哥是陈家里最有经营头脑的人，他自创福兴永运输公司，开设叙兴酱园号，有了一些财力。自在蕙兰读书的第二学期，一直到后来陈鹤琴进圣约翰和清华读书深造的费用，包括学费、书本、食宿及零用等都是由小哥提供的。陈鹤琴希望继续读书深造，得到了小哥的鼓励和支持。当时，有两所大学可以选择，一所是教会办的上海浸礼会大学（即后来的沪江大学），另一所就是当时在国内赫赫有名的圣约翰大学，也叫梵王渡大学。当初送他到蕙兰读书的姐夫陆锦川，此时又竭力鼓动他去投考圣约翰。1911年2月，陈鹤琴如愿考入了圣约翰，开始新的学业。
他懂得了一个道理：“要济世要救人，非有学问不可；要有学问，非读书不可。”《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559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
圣约翰大学是中国著名的教会大学，其前身是1879年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把培雅、度恩两所书院合并后成立的圣约翰书院，校址在沪西苏州河畔梵王渡，当年4月14日破土动工，9月1日开学。有记载，这所外国人办的书院，最初所设课程只有三门——西学、国学、神学，采用国语和方言同时授课的方式，规模很小。1881年，时任书院英语教习的卜舫济牧师（），在中国的学堂里首开英语授课之先河。1886年卜舫济成为校长，即将英语教学升位于各科之首。1892年圣约翰开始教授大学本科课程，至1896年已经形成文理科、医科、神学科和预科的教学布局，是当时上海惟一的高等学府，在中国教育史上产生深刻影响。1906年学校在美国注册，正式称圣约翰大学。1913年设大学院，招收硕士研究生，形成预科、本科、大学院梯级结构，成为远东最有影响的高等学府之一。圣约翰的校训是与信仰和追求有关的“光与真理”与中国孔子的至理明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在圣约翰大学旧址上，原有一座由美国纽约克拉克逊女士捐巨资兴建的教堂，后经重建，被用作学校礼堂兼圣公会教堂，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拆除改建为图书馆。1894年，为纪念创始人施约瑟主教，学校盖起了一座中国特色的教学楼，命名为“怀施堂”。而另一座教学建筑则是在20世纪初用庚子赔款基金兴建而成的，为纪念中国籍颜永京牧师，命名为“思颜堂”。来自美国的校长卜舫济执掌学校长达52年，一直从事教会教育事业。他的夫人黄素娥女士是美国圣公会第一位华人牧师黄光彩的长女，曾是近代上海著名的女子中学——圣玛利亚女校的首任校长。
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圣约翰大学具有重要地位。她不仅享有“中国外交家的摇篮”和“东方哈佛”美誉——中国早期的许多著名外交官和杰出人士均出自该校门下。这里还是中国现代体育运动最早的起源地。1890年5月20日在圣约翰校园举办了以田径为主项的运动会，这是中国体育史上真正意义上的校园运动会，也是国内举办最早的现代运动会。1898年由圣约翰学生组织成立的学生体育会，时兴网球、足球和田径运动。1904年4月23日圣约翰与南洋、东吴、英华公###合举办了中华大###合运动会。倡导体育和体育精神，是圣约翰大学鲜明的办学特色与宗旨之一。
二 圣约翰大学（2）
陈鹤琴刚进圣约翰时，因为岁数稍大，也是从一年级下学期插班开始的。蕙兰与圣约翰开学时间不同，蕙兰开学是在春季，圣约翰开学却在秋季。卜舫济校长看着眼前这个矮个子圆脸盘的学生，满脸诚恳神情，交上来的蕙兰成绩单各科都不错，因此就答应将他先插班在一年级下半学期试读两周，若读得好，可以升上去，若读不好，则将被退回中等科。这与当年进蕙兰前姐夫陆锦川给他的警告如出一辙。他只有硬着头皮，拼着命去死读。陈鹤琴回忆：“全校五六百个学生中每天起得最早的总是算我了。功课虽考不着第一，起早的头名没有人敢来抢的。”②《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561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
在圣约翰，陈鹤琴所面对的第一道门槛又是英文。与蕙兰不同，圣约翰的课程除国文外，理化算学历史等都是用英语讲授，课本也采用英文教材。此外，因为是中途插班，大学一年级上半学期课程没学过，他感到有些吃力。经过一个阶段适应环境，他依然像在蕙兰读书时那样的坚忍、勤奋与刻苦，终于跟上了课程进度。两周的试读总算通过，但拉丁文课程却让他吃尽了苦头。他写道：……只有一门功课倒苦死我了。什么功课呢？就是拉丁文。拉丁文字母也没有学过，先生就要我读拉丁书的下半本呢，况且拉丁文比英文难得多。所以，我一方面补读上半本，一方面赶读下半本。这位教拉丁文的先生又来得凶，他的名字叫巴顿（Barton）。他的声音怒貌，到今天还留在我的脑筋中！他看见我回答不出，总是突着眼睛，伸着手指严厉地说道：“e on！ e on！”意思就是“快点说出来！快点说出来！”不过巴顿待我还算好。他知道我没有读过上半本，常常叫我到他的房间里去补习。②一年的功课须半年学完，陈鹤琴读得实在辛苦。到了学期结束，各门功课成绩下来，陈鹤琴每门都及格，惟有拉丁文一门考了59分，下一学期需要补考。可惜，因为转学，他把这个记录留了下来。
对于卜舫济校长，陈鹤琴一向怀有景仰之心。他写道：卜校长惨淡经营，苦心孤诣数十年如一日，把梵王渡一个小学校变为一个国内著名的大学，五十余年来，桃李满中国。现今在外交界、政界、商界、学界服务的不知有多少。他对我国教育事业贡献宏大。卜校长不仅介绍西洋文化，而且特别注重人格教育，宣扬圣道。他总是苦口婆心，劝人从善，仁爱精神，以身作则。一个外国人能够如此，我们岂不应该更加如此吗？这是我当初对于卜校长的景仰，并从景仰中所产生的一种感想。《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562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然而，圣约翰校园中的另一番景象，却使得陈鹤琴对自己所怀有的这些景仰产生了怀疑。一方面，这所以培养教会领袖人才的高等学府，藉以激励、感染青年信奉耶稣并接受“基督化的品格”，并在将来走向社会时发挥“人民的先生和领袖”作用；另一方面，在圣约翰校园中存在着种种不平等，令人产生出愤愤不平的情绪。在圣约翰，一般学生不注重中文学习，因此教中文教师的待遇很差。校中外国籍教师的待遇大大优于教西文的中国籍教师，而教西文的中国教师又较教国文的中国教师要好。教员所住的房子、所享受的薪金待遇分三个等级。国文教员住的是又旧又小的中国式房子，而外国教员住的则是又新又大的小洋楼。
圣约翰的学生中，不乏父母是洋行买办或官宦人家的阔少，平日里出入学校以黄包车和汽车代步，他们根本不把国文教师放在眼里。上国文课的时候，不是在底下读洋文功课，就是看小说。台上的国文教师像是低人一等，靠着桌，低着头，盯着书，讲课时连头也不敢抬一下。有的时候，卜校长走进教室查看，那些不听讲课的学生才收敛一会儿，装模作样把国文书摊开。更有甚者，这些学生给国文教师“捣乱”。有一天，上国文课时，几个顽皮的学生，在讲台上的桌子三只脚下都垫了砖头，另一只脚悬空。当国文教师讲课时，将两只手臂靠在桌子上，稍有前倾，桌子就从台上倒下来。被学生捉弄的国文教师只好赤红着脸，尴尬不已，而那些学生却前仰后合，乐不可支。中国人欺侮中国人，学生捉弄先生，陈鹤琴对这种不公平现象感到愤愤不平。他写道：“这种怕外国人而欺侮中国教师的奴隶心理，我今日思之犹愤愤不平呢！”《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563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
卜舫济，这位曾经令陈鹤琴崇拜、景仰的外国校长、虔诚的基督徒却在15年后的1925年6月，做了一桩令很多圣约翰校友感到蒙羞的事情。五卅惨案爆发后，上海全市人民###、罢市、罢课。6月3日清晨，声援上海工人的爱国师生在校园中重新升起了被校方取走的中国国旗，闻声赶来的卜舫济恼羞成怒，当众从旗杆上强行扯下，引起了在场师生的一致抗议。人们气愤得跺脚、痛哭。据记载，有一名学生挺身而出：“您是校长，我们应当尊重；但你是外国人，不应该抢夺我们中国人的国旗。”在卜舫济交还了国旗之后，人们高喊：“###万岁！万岁！万万岁！”后来，校方命令学生们到礼堂受训，但当校长和外国教授到场时，学生们并没有像平日一样起立欢迎。震怒之下的卜舫济校长立刻宣布学校停课，所有学生马上离校，学校设施全部关闭。在场学生中的553名本科与附中部学生当即宣誓永远与圣约翰脱离关系，以后再也不进任何外国教会学校，然后列队离开。孟宪承、钱基博、张振镛等17位中国籍教师以辞职方式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不久，离开了圣约翰的师生们另组了光华大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圣约翰“六三事件”，6月3日这一天也被定为光华大学的建校日。
三 北上京城（1）
宣统三年（1911）6月间，初夏时节。陈鹤琴的小哥鹤云从报纸上看到清华学堂在国内招考的消息。清华学堂是由用美国所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廷为选拔留学人才，在全国各省招考。按规定，凡年龄在15岁至18岁者皆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