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西南联大的故事:大师·大学-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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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北京大学内得到培养的一个人。梁当时和学生年龄差不多，许多学生还比他大几岁，如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冯友兰、顾颉刚、孙本文、朱谦之等人。更有一些梁漱溟少年时的朋友，如雷国能、张申府，那时也在北大求学。由于蔡元培聘任得人，不拘资格，使大批年轻有为的人到北大任教。据1918年初统计，全校有教授90人，从可统计到的其中76个人的年龄看，35岁以下者43人，占，50岁以上者仅有6人，占。全校教授平均年龄30多岁，最年轻的文科新闻学教授徐宝璜，年仅25岁，刘半农、胡适，也仅二十七八岁。而这时北大本科生的平均年龄在24岁左右。这些年轻教师给北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朝气。
4。“兼容并包”，有容乃大（2）
蔡元培认为人才难得，择才要从大处着眼，“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正像前述对待陈独秀一样，对于个别私行失检的人，只要不荒废功课和“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也不求全责备，但对于那些不学无术、德行又差者，则决不姑息迁就，不论资历不论中外，一律辞退。1919年前后，北大就解聘了好几个学问虽高而生活糜烂的教授，如当时北大有一品行不端的自号为“深艳团”团长的年轻英文教员徐佩铣，就被解聘掉了。另一些由外国使馆介绍过来的不称职的教员，也被蔡元培解聘。个别英藉教员胡搅蛮缠，先是要求续聘，被拒绝，继而又想敲诈两年薪俸，仍被拒绝，最后动用英国公使朱尔典威胁蔡元培：“我看你蔡元培还能做几天校长？”蔡元培一笑置之。另一法国教员竟要和蔡元培对薄公堂，蔡请王宠惠出庭，大获全胜，于是洋人不得不口服心服。
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更重要地还体现在对待各种学术文化思想方面，即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这是他兼容并包主义的支柱和核心。正是有了这一点，囊括大典和网罗众家才有了实际的内容。他认为，学术上的各种派别，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应该让他们存在，使学生有选择余地。“一己之学说，不得束缚他人；而他人之学说，亦不束缚一己。诚如是，则科学、社会学等，将均任吾人自由讨论矣。”他非常欣赏古人所说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两句话，主张对于教师，“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之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他在后来追忆在北京大学的经历时还说：“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它们自由发展。”
兼容并包，不是随便说出并可以做到的，它反映了一种气度、一种胸怀，需要一往无前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念。在新旧势力激烈交锋的当时来说，更反映了推行者对新文化的一种坚定的自信。
在政治舞台上摸爬滚打过多年的蔡元培，深知政治和学术的关系，因而能够把政治和学术分得很开。他知道学术不同于政治，其兴衰变迁，不能简单对待，知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道理，因而对于各种学术思想、主张之存亡消长，保持一种超然的态度。这种超然是一种大度，但决不是骑墙或和稀泥。蔡元培自己的学术观点鲜明，支持新文化运动的观点亦很鲜明，但作为一校之长，他没有简单地对待他所不赞成的东西，而是让它们在与新事物的竞争中自然淘汰。这种办法，比对不同观点采取简单批判、打倒的办法高明了许多。思想文化上的东西，并不是说打倒就打倒的，有的是打而不倒；或者一时打倒了，不久又活过来。简单打倒的毛病还有一点，就是对于旧事物合理的东西一时不易发现和继承下来，就像倒洗澡水把孩子和脏水一并倒掉一样，而新思想不能在与旧思想斗争过程中得到锻炼，发现问题。简单对待某种思想的做法，是基于一种对其他人不信任的心理，以个人或几个人的价值判断，代替其他人的选择，因而毛病甚多。
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也使一些旧派教员折服。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被迫辞职，当局欲找一些北大的旧派作些落井下石的文章，而向来大骂新派的黄侃却站在了挽留蔡元培的行列。他对人说：“余与蔡孑民志不同，道不合；然蔡去余亦决不愿留。因环顾中国，除蔡孑民外，亦无能用余之人。”黄老先生也应算蔡元培的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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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学令》——教授治校
蔡元培多次到欧美留学、考察，西方政治民主思想和教育思想对他影响很深，因而他成为国内主张学术思想自由、民主办校、提倡教授治校的第一人。早在1912年他主持起草《大学令》时，就规定大学要建立评议会、教授会的组织，并对它们的权限作了明确的规定。
京师大学堂时期唯总监督马首是瞻的衙门作风自不必说，北京大学成立之后，学校权力仍掌握在以校长为首的少数几个人手中。正如蔡元培后来所说：“我初到北京大学，就知道以前的办法是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总理，并学长也没有与闻的。我以为不妥，所以第一步组织评议会，给多数教授的代表议决立法方面的事；恢复学长权限，给他们分任行政方面的事。但校长与学长仍是少数，所以第二步组织各门教授会，由各教授与所公举的教授会主任分任教务。将来更要组织行政会议，把教务以外的事务均取会议制。并要按事务性质，组织各种委员会来研讨各种事务。”
1917年，蔡元培主持建立了北大评议会，作为全校的最高立法机构。评议会由评议员若干人组成，校长是当然的议长，评议员由各科学长和各科分别推举的教授代表二人组织，任期一年。1919年以后，评议员除校长和各科学长外，每5名教授选一名代表为评议员，一年改选一次。凡学校章程与条令的审核通过、学科废立、课程设置、教师的审聘、学校预决算等重大事项，都必须经过评议会的讨论决定，才能执行。
评议会实际上是一个教授会，是蔡元培教授治校的重要体现，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确可以“容纳众人意见”，具有民主讨论的风气。曾任过评议员的李书华教授后来回忆说：“目睹开会时对于各议案的争辩，有时极为激烈。”北大评议会中新派人物占有多数，在五四运动时期，他们能支持全校师生的爱国活动，多次发表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宣言，并几次宣布和北京政府教育部脱离关系。
由校长、各科学长和教授代表组成的评议会，毕竟只有少数几个人，所以蔡元培决定组织来源更广、更有代表性的各科教授会。1917年12月，北大评议会通过各科教授会组织法，随后分别成立了各学科教授会。1919年废门改系后，北大成立各系教授会。系主任由教授会投票选举。当时规定，系主任必须是教授，如一个系仅一名教授，这人就为系主任，无二话可说；有两人则按期轮值，以先到者为始；三人以上互相选举，如票数相等，校长可增投一票决定人选。教授会负责规划本系的教学工作。
1919年4月，蔡元培又在北大成立了教务处和总务处，这是蔡元培实施教授治校体制的第三步。蔡元培开始改革时，加强各科学长的职责，由学长负责各科的行政、教学工作，但这只是过渡，因为这易造成学长权力的集中。按他的民主办学的设想，是要按学校的行政、教务和事务方面分别设立各种相关的委员会，由有关教授分别领导，统一管理。大学的事务都由大学教授所组织的教育委员会主持，大学校长也由委员会选出。这样一来，学校的民主根基牢固，内部组织结构完备，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军阀混战岁月里，无论外部形势发生怎样变化，也无论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独断专行，祸害北大。即使照德国的办法，一年换一个校长，也不成问题。
1919年3月，学校评议会通过了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准备成立教务处。教务处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从中推出一人任教务长，襄助校长领导全校教学，任期一年。原计划这个组织法在该年暑假后与分系制一起实行，但因这时社会上攻击北大甚猛，尤对陈独秀特别激烈，蔡元培为避锋芒，缓和气氛，决定提前实行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4月8日，蔡元培召集有关会议，筹组教务处，选举教务长。马寅初当选为北大的第一任教务长。
在成立教务处的同时，北大还成立了总务处，主管全校的人事和财政。首任总务长蒋梦麟后来也做到北大校长，对北大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有很不错的口碑。
1919年9月，蔡元培经五四运动后返校任职，进一步调整了北大的学校组织。到年底，北大除仍设评议会为全校最高的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外，还设行政会议、教务会议和教务处、总务处等几个重要机构，基本确立了一套完备的民主治校的领导体制，达到了民主治校的目的。正如蔡元培后来在北大25周年纪念会上所指出：“凡此种种设施，都是谋以专门学者为本校主体，使不至因校长一人之更迭而摇动全校。”即学校领导体制的改革，目的是要使专门学者即教授成为大学的“主体”，成为学校办学的管理者，保证民主办学制度的实施，防止学校少数人专权。教授治校调动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提高了办事效率和教学质量。北大教授对此很满意，经常有人回忆起这段民主的岁月。顾孟余先生在《忆蔡孑民先生》一文中说：“先生掌北大数年，以政治环境关系，在校之时少，而离校之时多。离校之时，校务不但不陷停顿，且能依计划以进行者，则以先生已树立评议会及各种委员会等之制度。此制度之精神，在以教授治理校务，用民治制度，决定政策，以分工方法，处理各种兴革事业。然非校长之清公雅量，则此制度不克成立；非师生绝对信赖校长，此制度不易推行也。”
6。蔡元培的大学之“学”（1）
蔡元培了解中外教育制度，而且主持过全国的教育工作。可以说他是五四时期中国极少数具有系统教育思想和理论的教育家，尤其是对高等教育，从教育宗旨、教育内容、教育体制，都有一整套的设想，他也是怀着这一整套设想去改革北大的。因而他一到任就能大刀阔斧，将改革全面铺开。
首先是学科体制改革。
蔡元培非常强调大学的学理性质，认为大学是以培养研究高深学问的学者为目的的。他认为：“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作为大学，就应该围绕研究学术这一核心，设置合理的学科。对于“学术”二字，应该有深刻的理解。“学与术可分为二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他认为工商、法律、医学等科目，既讲学理又讲适用，均为术，只有纯粹的科学与哲学，才是学。他虽然认为“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但又强调“学应该重于术”，“以学为基本，术为支干”，而在基础理论和应用学科之间，应该重“纯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