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热-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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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想的问题……布什政府这种做###失去人权方面的说服力。美国的所作所为让美国失去人权问题上的信誉……我的政府的所作所为使我的声音变得别人听不见……请原谅我。我要在维护人权方面有信誉，就得在我自己国家里为我们总统在事实上唾弃的事业努力工作，以证明我的忠诚。这做得不够，我就得沉默认输。我无法告诉别国的人怎样去维护人权。
爱德华·弗里德曼的论点是：“文化主义的态度全是政治和偏见……维护人权靠行动，不是靠言语。”道义上自以为是的语言以及无道德的自我服务的政治行为会使自己的信誉和资格成问题，从而让中国更易于规避人权问题，在人权问题上也更难于批评中国。弗里德曼的诚实和勇敢是值得高度称赞的，只可惜他坦率的理由大有问题。美国政府没有资格，但不能因此就说一位独立的知识分子也没有资格。只要你是真诚的和问心无愧的，你就没有必要每次都先评论美国的人权状况然后才评论中国的人权状况。
人权与人祸（9）
遗憾的是，弗里德曼没有认识到，目光狭隘和文化偏见不仅包括那种自称某些价值观独一无二的说法（文化主义的态度），而且也包括那种自称某些信念普遍适用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说法（普适主义的态度）。对待民主制的“文化主义态度”可能是出自某种类型的鼓吹独特性的目光狭隘和文化偏见，但另一种类型的鼓吹普遍性的目光狭隘和文化偏见可能也是一种隐蔽的“文化主义态度”。那种自称人权和民主有独特性的说法固然是目光狭隘和有文化偏见，可是又怎么能在逻辑上得出结论说，那种自称人权和民主具有普遍性的说法就不是目光狭隘和有文化偏见呢？看来弗里德曼很敏感，努力避免“错误地想象我们未经核对的偏见……是看待真理和正义的唯一正确视角”，但他仍然认为普遍性是不言自明和无须证明的。因此他没能意识到认知上的“心理陷阱”或一种隐蔽的“文化主义态度”使他只走了一半路说“目光狭隘是普遍的”，而没有再走另一半路看到“普遍性的说法也是目光狭隘的”。也许“人权普遍性”在弗里德曼看来是明显的，可是“文化认知心理学”（如本章开头所展现的那样）表明，“实际上更加明显的是，表面上明显的其实并不那么明显”。⑥
正是由于同样的认知上的“心理陷阱”，弗里德曼用自私来定义个人主义并且断言个人主义在中国是与集体主义一样地普遍。他还认为亚洲并没有建立在集体主义基础上的独特性。亚洲的独特性事实上不是建立在抽象的集体主义基础之上。在西方，个人主义来源于个人主义自身的合法权威，因而能否定所有形式的社会义务，但在中国却并非如此。个人很少能选择造反来不顾他们亲生的家庭和社会关系网络。
西方人将集体主义抽象化，就让人看不见本书第二章以及《地理思维》一书中所谈到的中国人有人情的（而不是非人格的）、注重关系的（相互依存的）、有群体感的（而不是对群体麻木不仁的）、照顾前后左右的（而不是客观孤立的）、社会取向的丰富文化内涵。中国人重关系，“关系主义”比“集体主义”更贴切。“有政治意识的中国人”并不是像弗里德曼所说的那样认为“美国的真正目的恰如中共所言是要破坏中国的稳定，从而使中国社会陷于分裂混乱，让中国的崛起及恢复中国昔日光荣、尊严和国际地位的进程受阻停顿”⑦。但是中国人确实认为“道义普遍性”暗含着一种自相矛盾的构想，弗里德曼所说的美国的“善良意图”可能是一种比“心怀不善”更可怕的灾难。
中国周朝时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个人卖矛和盾。他首先吹嘘说：“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接着又吹嘘他的矛：“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这时一个路过的人好奇地问：“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中文的“矛盾”一词就是来自这个故事。
西方的自由民主制主张两点：“一个人知道什么是对他自己最好”以及“要尊重和平等对待别人，就不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但是在他们骨子深处，他们认为自由民主制在道义上是普遍真理，所以他们实际上是认为“我们知道什么是对别人最好的”，所以“要尊重和平等对待别人，就不要犹豫把我们的观点强加于人。”
鼓吹普遍的人权，就像是鼓吹矛和盾。但“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这当然是他们不愿听到的问题。其实，道义普遍主义者若不是强力推行其主张的军事帝国主义者，那倒是十分奇怪。
令人遗憾的是，理智的服务自我利益的对外政策和自封的“人权卫士”往往结出的果实就是伪善和双重标准。当这种自我利益和自封称号起矛盾时，首先被放弃的往往就是普遍人权和民主价值观，美国政府尤其如此。难怪中国的做法是接待外宾而后完全不理睬他们的言论，特别是有关人权的言论，因为中国人知道许多西方政治家正是把人权“当做向外输出意识形态的口号，甚至被当做按自己的政治需要整人的外交工具”。正因为如此，很难指责第三世界国家，因为这种伪善的自我矛盾使得第三世界国家有理由以“民族主义”来反对目光狭隘的西式人权和民主言论。
我们不应该停留在人权独特性与普遍性之争，也不应停留于说一句“我们都有错”。既然“维护人权靠行动，不是靠言语”，就需要周密地审视具体的“民主价值观”以及实际的民主体制，以免陷于极端相对主义。这种审视目的有二：一是揭示处于中美文化意识形态冲突中心的“民主价值观”的道义性质；更重要的则是，看看美国民主体制是如何鼓励或抑制个人的生产性、分配性和破坏性活动，这将在中国崛起的时代最终决定美国资本主义的未来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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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义选择还是公共选择？（1）
1787年5月25日，55人在费城开会，修改1777年第二届大陆会议通过的《邦联条例》。虽然美国已经于1776年通过了《独立宣言》，宣布“人人生而平等”，但这个新的国家当时却正处于危机之中：联邦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恶化；对外贸易和州际贸易得不到有效处理；没有征税权力；各州不按承诺贡献资金；未偿还法国和荷兰的欠债；在西部地区对印第安人作战的费用日益庞大；给参战人员许诺的奖金和赠地尚未兑现；各州条例彼此有冲突而引发敌意；未领到退伍金的宾夕法尼亚州老兵闹事，马萨诸塞州精英垄断政权而导致谢斯起义等等。
1787年费城正好赶上一个酷热的夏季。在宾州议会大楼（独立厅），制宪会议代表们开会讨论和辩论时，却不得不把门窗都关紧。因起草了“弗吉尼亚方案”而被称为“宪法之父”的詹姆斯·麦迪逊“端一把椅子坐到主席台前面”，因而才有后来的“1787年联邦会议辩论的注释”。也是来自弗吉尼亚州的乔治·华盛顿是在谢斯起义一事的激发下从退休生活又走出来工作，争取成立一个比较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托马斯·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这时正出使到欧洲从事外交。帕特里克·亨利是因为“闻到有老鼠在费城向君主制爬行”而拒绝到会。罗得岛的代表也拒绝到会。
到会的55名代表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多数人是新教徒。所有人都参加过独立战争，而且在各自州内以及全国都是杰出人物。41人曾是或一直是大陆会议代表。许多人身兼数职。35人是律师或者从事过法律工作。13人是商人或企业家。6人是土地投资商。11人从事证券交易。14人拥有由奴隶做工的种植园或小农场。9人担任着公职。3人是医生，另3人是已退休者。2人是科学家，1人是大学校长。有几个人很富有。多数人有教养乃至很有学问。多数人是在13个州土生土长，只有8个人是出生在13个州以外的地方。在这次会议上起草了宪法以后，55名代表中有16人拒绝签字。在签了字的39人当中，有2人，即乔纳森·戴顿和威廉·布朗特，后来因叛国罪而被起诉过。理查德·多布斯·斯佩特于1802年死于一场决斗，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则是1804年死于他与艾伦·伯尔的决斗，伯尔后来也曾以叛国罪被起诉过（与戴顿同时）。
这次会议制定的宪法标志着美国的体制彻底摆脱了传统的君主制。会议还达成三项载入史册的妥协：“康涅狄格妥协”（“大妥协”），“五分之三妥协”以及“马萨诸塞妥协”。
“康涅狄格妥协”涉及怎样建立新的联邦政府的立法机构。在这次开会时，除宾夕法尼亚州以外，12个州已建立了州的参众两院制，因此，联邦实行两院制是大家一致同意的。汉密尔顿在长达5小时的马拉松演讲中，详细阐述了一项方案，即选举产生一位总统，立法机构则仿照英国的上下两院制，参议员实行终身制，众议员则选举产生，任期三年。他的方案带有君主制色彩，会上未得到认真讨论。弗吉尼亚方案主张参众两院均按人口比例选举产生，新泽西方案对此有意见，担心小的州民意代表不足。几个小州的代表均有同感，担心三个人口多的大州会左右全国形势。麦迪逊的反驳是，大州担负着全国的大宗产品，而且几个大州利益和意见也不一定一致。
道义选择还是公共选择？（2）
但特拉华州代表冈宁·贝德福德仍坚决反对，说小州若得不到平等和公正待遇，可能就不得不跟外国结盟。在表决时，赞成大小州议员数相等的几个州仅代表着全国1/3的人口。这时，康涅狄格州代表罗杰·谢尔曼提出了最后折中方案，即众议院实行人口比例制，参议院则大小州平等，各选出两名。这一办法沿用至今。参议院有权否决众议院通过的议案，1800—1860年期间，众议院通过的八项反奴隶制议案均在参议院遭南方各州否决。南北战争以后，非南方的参议员为照顾有否决权的南方，仍不得不同意南方各州实行本州的变通措施。就这样，保护公民最基本人权的一些法律仍得不到贯彻实施，这种状况又延续了一个世纪之久。⑧
在这次制宪会议之前，《独立宣言》中本来有一句话谴责英国王室扶植贩卖黑奴的行径，但在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代表的要求下，这句话被删掉了。起草《独立宣言》的托马斯·杰斐逊本人就是弗吉尼亚州最大的奴隶主之一，他从父亲手里继承了许多奴隶，还买过奴隶，奴隶一度多达数百人。他是有过奴隶的12位总统之一，也是总统任期内尚有奴隶的8位总统之一。⑨他在世期间以及在他的遗嘱中解放的奴隶只有8人。其余的奴隶都是在他死后卖掉的，因为他负债太多，他的后人用卖奴隶的收入还了债。⑩乔治·华盛顿是当时美国最富的人，也有216名奴隶，直到他和他妻子去世以前，这些奴隶一人也不曾得到解放。
在1787年制宪会议上，奴隶问题又由于实际的原因被提出来了：怎样计税，以及在众议员选举的人口比例制中怎样对待奴隶的人数。北方各州的代表主张只在选举中统计自由人数量，因为他们担心南方各州奴隶多而导致众议员也选得多。南方各州代表则坚持要把奴隶全部统计进去。这时代表当中最出色的法律专家詹姆斯·威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