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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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种意识”，“传统观念对我没什么影响，我不想为传统观念
生活，我只按我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有些人写得比较详尽：“在我看来，这种观念毫无意义，‘孝’，我理解为‘压抑’，是
自我的丧失。”“在这种观念束缚下，每个人都活得太沉重，属
于自己的东西太少。”看来，现代观念与传统观念的根本差异
在于对“属于自己的东西”所持的态度。传统观念轻视自我，
以某种责任（如繁衍后代）为生活的基本目的；而现代观念却
重视自我，时时关注自我的实现，强调那些“属于自己的东
西”。
选择不育生活方式的人感到的社会压力不仅来自精神（观念）方面，而且来自物质（经济）方面。例如住房问题和晚年生活保障问题。虽然有些人还没有考虑过老年在精神肉体方面可能遇到的困难，只是想着“车到山前必有路”（有几个人不约而同地谈到“安乐死”准备在生活不能自理时实行“安乐死”，不给亲属和社会增加负担），但也有不少人对晚年生活感到忧虑甚至害怕。有一位写道：“未来也许很可怕，我们的晚景也许会很凄凉，但我们别无选择，不能为了

岁而活。”他们自己攒钱准备年老体衰时雇人照顾，此外还希望社会能够增加老年服务设施（如养老院等）。住房问题是自愿不育者反应最为强烈的问题之一。根据许多单位的不成文规定，无子女的夫妇只能分配到一居室的住房，这种分配住房的土政策使自愿不育者深感不公。一位自愿不育者反映的情况带有普遍意义，


年了，但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孩子，一


他说“：我们结婚已经
直忍气和别人住在一个单元里，我们现在真有些受不了了，但又没有地方去说理。”许多年轻人

岁一过就赶快结婚生子，于是分得两居室住房，而那些学历、工龄都高于他们的


多岁还未生育的夫妇却只有一居室住房。一位自愿不育者写道：“我们单位有一个女同志，刚毕业分到单位就怀孕四个月，经常请病假，紧接着休了半年产假，随后就是没完没了的事假，为了家务和照顾孩子。她的岁数比我小得多，但是分房时，只因为她有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她就分到了两居室。而我们终日兢兢业业地工作，从不请病、事假，更没休过产假，论对社会的贡献，自然要数我们大，但只因为我没要孩子，我就只能分到一个一居室。我们永远不要孩子，也许就会永远让我们住一居室。我认为这样是很不公平的”这种政策不但没有鼓励不生育，对不育者不啻是惩罚性的不育者受到的待遇不仅为


他们个人生活带来不便，而且使其他不愿生育的人望而却步不敢轻易做这样的选择。

对有关现行政策的看法与建议
首先，自愿不育者发现目前根本没有关于这群人的政策，他们对此感到十分不满，称自己为“被遗忘的一群”。他们一个起码的要求是，即使不能对他们采取更加优惠的政策，至少应当与独生子女家庭得到同等的待遇。现实却是独生子女家庭得到了物质的补贴和精神上的鼓励，而自愿不育的家庭不但没有得到丝毫物质上的补贴，反而成为条文上的（事实上的）惩罚性措施（如前述住房问题）的受害者。他们在精神方面也得不到舆论导向的支持和谅解，被人视为怪异，承受很大压力。
他们提出的建议大多类似独生子女家庭已经享有的待遇，

）类似于“独生子女费”的经济上的奖励补贴，
其中包括

优先考虑住房，
用于提高生活水平和老年生活储备，

享受

退休金，

）增加老年服务，



每年享受一次带

期薪假，

成立有关协会或福利娱乐，组织旅游参观活动，


在调级、提升和在职学习机会



）提高医疗保健的待遇，

舆论宣传上的支持、表扬，至少是理解，
方面将不生育作为加分因素考虑，　

正式颁布有关措施，以促使更多的人做出这种选择。有些人还提出，可以将从超计划生育者那里获得的罚款用作不育者的奖励基金。除此之外，国家应当拨款奖励不生育者，造成“不生育最有利，独生子女次之，超生最不利”的赏罚格局。
自愿不育者高兴地得知，最近湖北省

名政协委员提出
建议，应大力提倡不生孩子，并对不生孩子的夫妇采取优惠政策。在对自愿不育的政策上算一笔细账，可以概括出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对不生育家庭采取比独生子女家庭更加优惠的待遇，即使这样做了，全国人口中不生育的比例也不会很高，如果能达到全国有

至

的人口不生育，每年就会减少几百万新生人口，国家用于奖励这些人的资金可以得到多倍报偿。中策是对不生育家庭采取与独生子女家庭同等的待遇（改只鼓励独生子女为鼓励

个子女）。这种物质和精神上的奖励仍足以促使人口中相当一部分人选择不生育的生活。下策是目前的做法，即对不生育者实行事实上的惩罚性措施，使愿意做这种选择的人望而却步，使国家坐失每年少出生数百万人口的良机，增加了财政负担，使国民生活总值中的很大一部分被人口增长所抵消，以致人均

长期徘徊不前。
鉴于中国人口爆炸的真正威胁来自农村，笔者有一个更加大胆的创议：国家财政拨出一笔资金为农村户口居民中终身不育者开办养老金制度，使他们在丧失劳动之后能得到一笔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养老金。在

年时，毛泽东主席曾设想把全体农民的生活包下来，这是目前的国力绝对做不到的，但是为了鼓励不生育，将终生不育的农民包下来是可能的，因为在每一个不育者身上所花费的那笔钱都至少可以减少一个新生人口（农村一对夫妇通常要生育两个子女，甚至更多），从经济上算是合算的。事实上，目前的“五保户”制度已经这样做了，但它无论在经济上还是观念上只能算是消极防守型的（可怜这些人），而不是积极进攻型的（奖励这些人）。同样花了钱，前者事倍功半（使人更加望而生畏），后者却会事半功倍（使人羡慕这些人），至少在心理方面如此。
结论
这项调查旨在了解目前我国自愿不育者的现状，其中包括他们的社会成分，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原因，他们感到的社会压力以及对有关政策的看法和建议。
调查的结论是，自愿不育者无论在本人社会经济地位、教育程度还是在家庭背景都高于一般居民。他们之选择自愿不育生活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排在前三位的原因首先是对国家人口问题的担忧，其次是为了自己生活得更轻松一些，第三位的原因是自我实现。他们的选择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社会舆论的否定，甚至遭到讽刺和打击，在物质精神两个方面均未得到鼓励。他们呼吁决策者特别是国家人口的决策者立即制定鼓励不生育的政策措施，为减轻国家日益严重的人口压力另辟蹊径。
自

年代以来，我国采取了严厉的限制人口增长的措施，在国际上为某些必不可少的政策做着艰难的辩护。例如，美国曾因我国某些地区出现过强迫堕胎的现象停止给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捐款以示薄惩，他们这种做法是出于西方的人权观念和基督教伦理传统（天主教尤其反对堕胎），对中国的人口问题缺乏设身处地的体谅。而令人惊异的是，我国政府一方面为控制人口增长做着十分艰难的努力，另一方面却在某些具体措施上（如住房分配等）对不结婚和不生育者采取实际上的惩罚措施，也就是鼓励生育的措施，这不能不使有识之士跌足扼腕。
西方国家之所以没有人口问题，甚至在西德、法国等国出现人口负增长这种令我们艳羡不已的现象，正是由于人口中有相当一个比例的人不生育。如果我国能够采取有力措施鼓励处于萌芽状态的自愿不育倾向，使之有一定程度的生长壮大，则不但可以大大减轻我国人口持续增长的压力，而且可望从根本上动摇国人心中几千年来形成的心理定式，即认为人人都必须结婚生子传宗接代，否则就会香烟断绝。这种心理定式正是目前人口爆炸的基本动因之一。如果人口中能有

的人（希望有更多的人）不再热衷于传宗接代，能够有不惜使自己这一姓氏在自己这一代断绝的勇气，或可为中国的人口问题找到一条真正的出路。在欧洲和日本，只有占人口极少数的贵族家庭才重视将本族的姓氏代代相传以致永远，而中国却是赵钱孙李都怕断子绝孙（在中国“断子绝孙”是最可怕的诅咒），其实这些姓氏的传递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能通过对不生育这一生活的鼓励，使人们逐步摆脱传统心理定式的束缚，使他们转变为更加看重个人现世的幸福，则不但有利于人口问题的解决，对中国人来说也是更加人道的发展道路，即，使已经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生活得更轻松更富裕更美好的道路。
我们还应看到，除了生养儿女给人带来的天伦之乐以外，对目前生活在中国城市的居民来说，生育已没有绝对必要晚年生活来源有保障，大部分家务劳动都是老年人可以胜任的。但是，城市居民毕竟只占人口的

，而对目前生活在

中国人来说，生儿育女却还有着经济上的绝对必
农村的
要性，这里面不仅包括丧失劳动力之后的晚年生活来源问题，还有由增加劳动人手扩大家庭势力这些考虑而产生的实际必要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是从这种实际需要中衍生出来和抽象出来的，因此农村居民抛弃这一传统观念就比城市居民困难得多。我们极不愿承认，事实正像马尔萨斯所指出的那样，只有战争、饥荒、瘟疫等残酷事变才能最终彻底解决人口问题，认为这一结论实在太残酷了。但是，貌似盲目的生育冲动是有实在的经济原因的。我们在做出一切可能的努力之后（其中包括一胎化、鼓励不生育和为终身不育的农民办老年保险等），或许只有等待全国人口的大多数能享有目前城市居民享有的老年保险这一点实现之后，才有可能使我国的人口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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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鲍姆：《自愿不育婚姻》，《国际社会学与社会政策杂志》，年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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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鲍姆：《自愿不育倾向》，《生物社会科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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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布雷克（《不要孩子？美国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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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凯兰（《生育观念与不育观念：对母亲和自愿不育妻子的比较研究》，《人口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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