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为什么可行-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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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美国著名的关注贸易领域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计算出，美国制造业的贸易逆差的上升，大约可以解释制造业产值在GDP中的降幅的1/4（从1970年的25。0％下降到2000年的15。9％）。2001年，美国制造业部门的贸易赤字达到了3　000亿美元，接近GDP的3％，其中有1　650亿美元来自发展中国家。然而，欧盟国家在制造业领域总体而言却有着1　200亿美元的盈余，其中对发展中国家的盈余为500亿美元。因此，外贸导致美国对制造品的需求的增长和国内产出之间出现了缺口，但对欧盟而言却不是这样。在欧洲，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制造品贸易对于欧盟的制造业就业机会的影响，主要取决于进口产品和出口产品的劳动力密集程度的变化。或者说，如果与发展中国家维持贸易平衡，有利于提高制造业的生产率，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会紧缩，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会扩张。这对欧盟自身是有利的，因为与其他提高生产率的措施一样，这可以提高欧洲人的潜在收入水平。唯一的要求就是劳动力市场要发挥重新配置资源的作用。　　　

　　让我们来仔细看看产量和生产率的关系。在1973～1995年间，美国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每年提高2。5％，而对于整个商业部门来说，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只有1。5％。其他所有发达国家也存在类似的差距。因此很自然地，相对于整个商业部门来说，如果两个部门的产量增长速度相当，制造业部门的就业将会萎缩。此外，高收入国家的人们花在制造品上面的支出份额在减少，而服务消费的份额在增加。于是，对于制造品的需求的放缓以及生产率相对更快的增加，共同导致制造业的就业人数的比例在未来还将继续下滑，这与贸易收支无关。　　　

　　我们来讨论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某个经济体在初期的制造业就业比重为15％；制造业的生产率每年增长2。5％，而其他产业的生产率每年增长1。5％；对于制造品的需求每年增长2。0％（真实价格计算），其他产品（以服务为主）的需求每年增长2。5％；该国的制造品和服务的外贸收支都保持平衡。在这样的假设条件下，经过25年之后，该国制造业的就业比重就会下降到11％，在50年之后下降到8％，100年之后下降到4％。简单地说，农业的今天就是制造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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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节：外贸带来的伤害（5）　　　　　　　　　

　　如果认为这将是灾难，那就说明你陷入了〃劳动总和谬论〃的误区。这种观点以为，经济体中的工作岗位的数量是固定的，而任何有经济史常识的人对此都不会当真。要知道，200年以前，在如今的高收入国家，从事农业的人口的比重大约为3/4，但现在只占已经扩大很多倍的总人口的2％～3％。有那么多人不需要种地了，他们都没有工作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工作，其中许多职业比他们的祖先在1800年想象的要有趣和轻松得多。未来也会是同样的。　　　

　　于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的超级竞争力浪潮会导致发达国家的就业、产业和经济活动出现巨大浪费的观点都是妄想症。不过，这对于国家之间的竞争还是有启示性的。当一个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为美国或欧盟提供产品的时候，进口国的贸易条件和真实收入水平将会改善。这意味着，它们进口的产品的价格相对于出口产品来说会下跌，也就是以相同的出口产品能买到更多的进口产品，自然代表着改善。实际上，对于那些给中国提供其需要的高级产品和服务的高收入国家来说，这正是鼓励中国加入世界市场对自己有利的原因。贸易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双方都有利的事情。　　　

　　然而在一个拥有很多国家的世界中，新加入的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大国，也完全有可能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但这不是通过进口国的市场竞争进行的，而是通过其他市场。随着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成长，它们出口的产品（制造品，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品）的价格相对于它们进口的产品的价格显著下降（高级制造品、能源、其他原材料产品和食品）。　　　

　　这个趋势有着重要的影响。在过去30年，初级产品的真实价格一直保持低迷，唯一的例外是石油，其真实价格在20世纪70年代暴涨，在八九十年代下跌。对于多数高收入国家而言这是很有利的，因为它们都是原材料商品净进口国，而对于很多原材料净出口的发展中国家极其不利。不过，假如中国哪天成为世界最大的原材料商品进口国（已经极有可能），就足以逆转商品价格的整体走势。此外，中国还会压低自己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的价格。尽管劳动力密集型制造品的价格下跌对于发达国家有利（净进口国），却可能伤害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此外，世界高级制造产品的价格相对于原材料产品价格如果降低，则会损害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　　　

　　总的来说，最终的结果取决于这些相互冲突的效果的大小。以美国做个极端的例子，2001年，美国的GDP接近10万亿美元，商品出口额为7　300亿美元，进口额为11　800亿美元，制造品的净进口额为3　000亿美元，原材料产品的净进口额为1　500亿美元。现在假定，中国对于不同制造品的相对价格没有影响（当然，中国很有可能会降低美国进口产品的相对价格，提高美国的出口产品的相对价格，这对美国有利），再假定中国的崛起导致全部原材料商品相对于制造品的价格翻番（暂时不考虑美国出口和进口的商品类别的差别，制造品的价格假定保持不变）。那么总的来说，这将导致原材料商品的美元价格回到1980年左右的水平，美国的原材料商品的净进口额将从2001年的1　500亿美元增加到3　000亿美元，这样，美国将遭受相当于GDP的1？5％的损失，或者说正常增长幅度的一半。对于欧盟来说，损失幅度可能更大，因为欧盟对于原材料商品的净进口幅度更大（2001年为1　600亿美元），但结论是相同的。即便原材料商品的价格翻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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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节：外贸带来的伤害（6）　　　　　　　　　

　　美国和欧盟的损失都不到GDP的2％，还有，这样的相对价格变化的假设是非常极端的情况。　　　

　　那么结论是什么？首先，所谓〃不可抗拒的中国竞争力〃是头脑发热的臆想，因为真实劳动力成本必然会随着生产率提高。其次，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就业岗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需求的相对疲软和生产力的迅速提高，而不是源于贸易赤字。第三，即使原材料商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对于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有极大影响，对于真实收入水平的影响还是有限的。总之，有关去工业化和廉价劳工的世界竞争的担忧并没有必要。　　　

　　对于生产能力过剩的担忧　　　

　　关于厄运来袭的预言还很多，下一个是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生产能力大增，可能给世界带来过剩、通货紧缩和萧条的威胁。这就是对世界市场经济新秩序最有影响力的批判者之一威廉·格雷德（William　Greider）的核心思想，他写道：〃现有的体制根本上说是病态的，因为它在消灭消费者的收入的同时，却创造了越来越多的产品过剩〃。这真是非常奇妙的思考。拥有世界最高收入的美国人的确在不断地花钱，非常轻松地就能拥有各种各样的商品。然而我们也该问问，世界上还有数十亿穷人，他们为什么不能吸纳剩余的产品？我们所知道的这个世界不可能因为产品过剩而苦恼，只可能因为购买力不足。　　　

　　请思考一下基本的经济机制，来自中国的廉价的服装取代了欧盟和美国的生产，这可以解放更多的劳动力，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让欧洲的中央银行和美联储可以执行更宽松的货币政策，从而刺激国内需求的扩张。这还有助于欧洲和美国的消费者把在服装上花的钱节约下来，从而增加了他们的实际收入，可以把钱花到其他方面。同时，中国的工人的收入也有增加，并且用于自己的消费、投资或储蓄。由于中国的工资比美国低，因此，在中国高效经营的国内外企业的确非常挣钱，但与格雷德的担心相反，利润并不是无休止地吞噬资金并且使之消失的黑洞。获得利润的人自然会把钱用于投资和消费，不是在这里，就是在其他地方。最后，如果中国人不愿意把所有增加的收入都花掉，他们还可以借给其他人。这个世界上并不缺想借钱的人，所谓全球性的生产过剩是没有充足理由的。　　　

　　的确，有些国家的储蓄超过了本国的投资（也就是说，他们的收入超过了支出），而其他一些国家的投资则超过储蓄。例如，从1997年到2001年，日本的平均总储蓄率为29。8％，而总投资率为27。5％。与之相似的是，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若干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储蓄率达到36。9％，而总投资率只有33。9％。另一方面，拉丁美洲国家的储蓄率只有17。9％，而投资率为21。7％，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储蓄率为13。9％，投资率为17。6％。最后，美国的储蓄率只有17。5％，投资率为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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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节：外贸带来的伤害（7）　　　　　　　　　

　　国际金融中介体系一直在把储蓄过剩的国家的资金转移到储蓄不足的国家，只有当这个体系无法正常运转的时候，盈余和赤字的不平衡分布才会带来麻烦，特别是对于那些净资本流入的发展中国家。这也是美国在目前作为最后的资本进口国对于稳定世界宏观经济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原因。美国和欧洲在资本输入上都处于很好的位置，因为它们有着相对可靠的金融体系，并且能用自己的货币借款。但长远地看，我们必须考虑两个进一步的解决方案：第一，资本过剩的国家，特别是日本和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开拓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平稳和安全的投资渠道；第二，它们应该鼓励自己的国民随着收入增长更多地开支，措施包括改革国内的金融体系。当然这里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如果有的人（特别是亚洲人）就喜欢今天多留一些储蓄，那么别的人就该鼓励多花一些。　　　

　　发展中国家的劳工遭到剥削所引发的担心　　　

　　我们可以说服许多人：来自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进口制造品，并意味着发达国家的大量工作岗位的丢失。但批评者们会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力主要来自对劳工的残酷剥削，包括许多儿童。这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答案是，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而且即使实际情况如此，也不见得就无法容忍。　　　

　　愤世嫉俗者可能想知道，为什么发达国家有那么多人在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关心起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受剥削的情况了？是不是因为他们开始感受到来自对方的竞争？的确有这种可能。迈克·摩尔的前演讲撰稿人菲利普·勒格兰在一本关于全球化问题的杰作中报道了一位资深的美国工会领袖和他之间的私人讨论，〃我们并不是评论第三世界的工人怎么样，我们只想保护自己的会员的利益〃，１４这是个诚实的好榜样。但仅仅是利益还不足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