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为什么可行-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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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中国例外。高收入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有显著扩大，但全球化对此造成的影响有多大我们并不清楚，很可能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我们还可以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从广义上看，人类福利的指标有所提高；陷于极端贫困状况的人口的比例在减少；最贫困的人们的问题不在于他们受到了剥削，而是根本没有人去利用他们，被隔绝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快速加入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实现了高速增长，正在让地球变得越来越美好；我们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让那些没能成功融入世界经济的国家有效加入建设性的、互利的生产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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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节：外贸带来的伤害（1）　　　　　　　　　

　　第十章　外贸带来的伤害　　　

　　显然，如果本地的人民自己种植食物……至少能保证他们免受市场的制约、实现独立生存……以及在必须利用世界市场之前，尽可能制造自己需要的其他产品，那么任何国家或社区的安全都会得到加强。社会的目标不应该是追求最低价格的产品，而是寻找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手段，以及在一个不会由于世界市场的动荡而崩溃的体系中，实现永恒、富足而稳定的生活。如果人们自己种植作物、自己生产必需品、控制自己生活的条件，价格就将完全不是要考虑的问题。　　　

　　左派们关于全球经济一体化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向后看，一种是向前看。任何了解他们的思路的人都不会感到惊讶：今天反对〃公司全球化〃的人是属于前者。卡尔·马克思知道，世界市场经济是〃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的敌人。而如今的许多全球化反对者的期望就是民族主义的自治，甚至地方性的自治。尽管这样的主张最突出，但还有其他的批评意见。自由贸易和世界贸易组织面临着各种形式的攻击，本章将回答如下九个主要的质疑。　　　

　　第一，来自低工资的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掏空了发达国家的工业，使得高收入国家无力竞争，除非大幅度削减工资。　　　

　　第二，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能力的提高可能带来全球性的过剩、滞胀和萧条。　　　

　　第三，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来自对工人、包括童工的残酷剥削。　　　

　　第四，世界自由贸易毁坏了自然环境。　　　

　　第五，由于各种原因，自由贸易应该被〃本地化〃所取代。　　　

　　第六，自由贸易破坏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策略，它们无力与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产业开展竞争。　　　

　　第七，商品贸易对于发展中国家很不公平、合算。　　　

　　第八，世界贸易组织是个反民主的机构，被跨国公司的利益所俘获，威胁到国家主权、环境和人类福利。　　　

　　第九，高收入国家给发展中国家强加的自由贸易政策是虚伪的，它们自己仍然奉行保护主义，特别是在对发展中国家最有利的产业领域。　　　

　　读者们还应该注意到，这些抱怨相互之间并不一致。认为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地方都缺乏竞争力是毫无道理的（虽然每个人在某些方面可能都有缺乏竞争力的时候）。人们也不应该在建议实行本地化的同时抱怨高收入国家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设置障碍。人们不应该在鼓励发展中国家追求自己的发展策略的同时，又呼吁发达国家追求自给自足（如果前者的策略是为后者提供出口）。人们不能既指望每个国家或社区都负责制定自己的环境保护标准，同时又给其他地区强制输出更高的环保标准。可理论上的一致毕竟是很难达到的，因为这些抱怨原本就来自不同的人群。那么我们的任务则是从中去伪存真，找出合适的建议，这就是本章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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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节：外贸带来的伤害（2）　　　　　　　　　

　　对廉价劳动力的恐惧和去工业化的误区　　　

　　上一章里提到，学术界关于进口商品对发达国家的劳动收入分配的影响有过很多研究。但在大众讨论中，很多结论被简化了。人们又重新热议所谓〃血汗工厂〃的话题：发达国家的工人们怎么可能和中国人竞争呢？工作机会流失到海外以后，人们怎么可能实现再就业呢？生产能力过剩、通货紧缩和大规模失业这些现象，我们如何可以避免？幸运的是，对于所有这些难题的解决方案其实都是很轻松的。　　　

　　首先来看看所谓中国工人拥有的压倒性的竞争优势。的确，在1995～1999年，中国的制造业工人的年平均成本只有730美元，而德国工人是35　000美元，美国是29　000美元，英国是24　000美元。那么，德国、美国和英国的工人的工资会被中国人拖下去，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前景吗？实际情况远非这么简单，而且基本不会。中国的人工成本便宜是因为生产率比较低。每位美国工人每年能创造81　000美元的附加价值，德国工人是80　000美元，英国工人是55　000美元，而每名中国工人只能创造2　900美元。因此，尽管发达国家的工人的工资水平高出很多，但他们的竞争力未必会受到影响。　　　

　　生产力水平和工资水平的相关关系是非常显著的，例如，斯蒂芬·古拉伯分析了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单位劳动力成本指数。这个指数考虑了劳动力成本、生产率和真实汇率的变动，如果工资随着生产率提高，同时真实汇率保持稳定，那么单位劳动力成本就会保持不变。古拉伯考察了七个发展中国家，发现其中五个在1970～1993年的单位劳动力成本有所上升（印度、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两个有所下降（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在前五个国家，工资水平上涨的速度超过了生产率，在后两个国家，工资的上涨速度则更慢。发生这样的偏离可能有不同的原因：初期（或末期）的真实汇率高估或低估，初期或末期的劳动力市场失衡等。但总体情况很清楚。古拉伯分析了49个国家在某一时点的情况，发现正如我们预测的那样，各国工资上涨速度的差异大部分可以用生产率的增长来解释。　　　

　　那么，发达国家的工人的生产效率为什么比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高那么多呢？一个解释是，他们手中掌握的资本设备要多得多。2000年，中国的人均总资本形成只有美国的水平的4％（按市场汇率计算）。另外，由于中国是在快速增长之中，它在几年前的投资率相对更低，因此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中国拥有的能投入的资本就更少。第二个解释是，美国和欧洲的工人的受教育程度平均来说更高。第三个解释是，中国人缺乏成熟的现代管理和制造的经验。最后一个解释是，中国的制造业和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在结构上存在差异。中国专注于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因此平均每个工人的附加价值少于发达国家。但通过相对不熟练的劳动力生产的廉价产品的出口，中国可以逐渐获得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发达国家的出口产品中包含的技术诀窍。但在目前而言，中国并不出产波音飞机，而美国则不专注于服装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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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节：外贸带来的伤害（3）　　　　　　　　　

　　到未来，中国的工人和管理者的效率以及他们掌握的资本将会快速提高，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快速进步。６但这并不会让中国的竞争力变得无法抵御，因为在一个竞争的经济世界里，工资也会水涨船高。这种情形已经在亚洲其他快速发展的国家出现了，如韩国。今天的韩国的工资水平已经是中国的15倍，而在50年前则差不多。进入高技能阶段以后，中国人的工资和劳动成本将随着生产率水平相应提高，同时其比较优势也会改变。今天的韩国已经基本上放弃了服装制造，到一定的时候，中国也会放弃。　　　

　　在这方面，有的人会进一步指出，中国和韩国存在不同之处，中国有着大量潜在的劳动力供给，在竞争环境中，这些人的工资不会受到制造业的生产率提高的推动，而是由农村的低生产率决定的。如果农村的生产率进步缓慢（实际情况也很可能如此），如果劳动力市场又保持活跃的竞争，那么，中国的工厂的工资水平的提高就会很慢。同时中国的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却肯定会普遍提高，这会不会让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可遏制呢？　　　

　　答案仍然是否定的。假定真实工资一点都没有提高，而〃全要素生产率〃（一单位资本和劳动可以创造的产出）却在持续提高，果真如此的话，人们就有动力继续利用依然廉价的劳动力，从生产率的提高中获得更多利润。这样一来，整个产业的就业人数会大量增加，而每个工人的生产率的提高就会仍然较慢。这正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出现的景象。但接下来，当劳动力供给开始紧张之后，工资和劳动生产率都会快速提高。历史上，韩国在一二年的快速增长后就出现了后面描述的事情。　　　

　　如果条件允许，中国也将走上同样的道路。然而，如果政府限制劳动力自由进入现代工业，或者工资被提前推高（如现在正在发生的那样），则将导致中国最后出现二元化的经济：少数有特权的人享有较高的工资，但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会受到限制，总体的生活水平也低于理想状态。由于中国对劳动力流动实行限制，这很可能发生。也是沿海地区和内地居民的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的原因之一。但总之，我们仍然可以确信，真实工资水平和人均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依然成立，要么是真实工资和生产率在长期保持缓慢的增长，要么是真实工资和生产率都快速提高。　　　

　　如果说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方面并不具有那么压倒性的优势，那为什么在过去30年里，发达国家的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的理想的制造业工作机会大幅度萎缩呢？从1970年到2000年，美国共损失了250万个制造业岗位，制造业在总就业中的比重从26。4％下降到了14。7％。英国的制造业就业岗位在1970～1998年之间减少了350万个，在总就业中的比重从34。7％下降到18。6％。英国的情况可以说比较极端，但其他国家的大趋势也是相似的：德国的制造业就业比重在1970年为39。5％，相当高，到了1999年已经下降到24。1％。　　　　　　　　　

虫工木桥◇。◇欢◇迎访◇问◇　　

第45节：外贸带来的伤害（4）　　　　　　　　　

　　为了理解过去二三十年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就业人数的绝对减少，以及相对比重的下降，我们必须寻找最根本的原因。在理论上，就业数量取决于产出和生产率的变化趋势。如果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超过产量的增速，就业量就会减少。如果制造业的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显著超过其他行业，那么不管就业岗位的绝对数量如何变化，这些制造业部门的就业人数的比重都会下降。接下来，产量则取决于需求的增长和贸易收支的变化。如果贸易收支严重恶化，即使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仍然在增长，国内的产量依旧可以下降。　　　

　　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美国著名的关注贸易领域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计算出，美国制造业的贸易逆差的上升，大约可以解释制造业产值在GDP中的降幅的1/4（从1970年的25。0％下降到2000年的15。9％）。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