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哥华雨季-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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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边看电视边写，写得乱七八糟，七零八散，见谅见谅）
阿三哥
第一次听说“印度阿三”这个叫法，是在《大话西游》里。印象颇深，后来求证了一下，出处竟来自于旧上海，那时很多印度锡克教徒在上海滩租界的警署里任职巡捕，一来人们认为一等是白人，二等是华人警官，三等就是印度巡捕了，排行第三；二来上海的洋泾浜英语，叫阿Sir，百姓听了直接叫白，（原来香港连续剧里，阿Sir阿Sir的是上海式英语）；三来，印度人通常职位很低，总是对长官说“Yes Sir，Yes Sir”，或者转眼对平民很粗暴地大喊“I say，I say”，加上印度巡捕多是锡克教徒，爱缠红头巾，所以上海人叫他们“红头阿三”。
不管怎么说，自从看了《大话西游》，看到印度男人，管他顶不顶头巾，我心里都说：“哦，阿三哥啊。”去年，印裔已经超过华裔，成为向加拿大申请移民的第一外来族裔。
最近参加社区的儿童活动，发现新来了一个印度阿三哥，带着个两三岁的小女孩儿，父子俩头发都是卷卷的，是那种又黑又粗又硬的卷。皮肤黑黑的，那种黑也不是通常黑人那种锃亮的黑，是灰黑灰黑的，眼睛也没有光泽，反正整个人看上去黑黢黢一团。我从前听说，是我听说啊，这一点一定要说明，印度实行等级制度，而皮肤黑的人就是阶层比较低的那一类人。那个小女孩很活泼，一刻不停，到处跑。她爸爸追在后边，有时跟着一起疯，有时一手拿个装满沙拉的小碗，另一只手举着个勺子，趁间隙就喂一口。看他也是个负责任的爸爸，我渐渐对阿三哥有了些善意，见面还会微笑打个招呼，但他总是很严肃，或者脸太黑，总是看不出笑容来。总归来说，阿三哥们，还是很爱孩子的，走在街上，常常把孩子抱着、扛着，他们的孩子跟父亲在一起也从不见拘束，日本、韩国还有中国的男人，很少这样。
有一天，儿童活动负责的那个老师没有来，所以就改作自由活动，游戏玩具还是摆在场地上，大家愿意玩什么就自己去玩什么。通常到了该结束的时间，那个老师会吹一声哨，大家帮着把玩具都收进库房，然后在地上坐一个圈，最后围着唱唱歌。那天，我看见这对印度父女，女儿在库房里蹦蹦跳跳的把散落在地上的球都丢到筐里面去，阿三哥在外面，接过我们这些女人拎过来的软垫子和大海绵积木，奋力举到高处，摞整齐，再拉着滑轮车送进已经被女儿腾空的库房里。女儿还是像小猴子一样不知疲倦，爸爸还是不苟言笑。等到唱歌的时候，小女孩象平常一样，站在圆圈中间，一边唱一边蹦，确实是很可爱的样子。每次她在里面的跳舞，很多白人妈妈都会为她鼓掌，称她是个活泼的小南瓜。
搬家之前，有个邻居，男性，又高又胖，两只耳朵带着金色的耳环，走起路来内八字。在加拿大，奇形怪状的人见得太多，也不足为奇。有一天，在电梯里遇到，他要去上班，我忽然发现他夹克里穿着是青蓝色的护士服，“你是护士？”我非常难以置信地问他，他肯定地回答：“是啊，真是个辛苦的工作，不过我挺喜欢它。”我都惊呆了。忘了是哪一年，国内有个地方政府对招聘公务员，有一条是要求女性必须左右乳房对称。当时觉着好笑、无耻，现在忽然反省，那样的规定就是我这样的人制定出来的。。 最好的txt下载网
当中国人遇到印度人
上次回国，经历了些趣事。
像以往一样，国航的飞机晚点了，晚了两个小时。大家都习以为常地散坐在候机大厅的各个角落里，当看到又有一架飞机降落后，边上的出口涌出很多黑头发的乘客，大家意识到这就是我们翘首等待那次航班，于是人人纷纷站起，走向登机口。
在同一个候机厅，已经飞走了去墨西哥去阿根廷的航班，人们总是不紧不慢在登机口处，排成松松垮垮的两行队伍。
我当时还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很多很多的印度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坐轮椅的躺摇篮的，穿着沙丽的，裹着头巾手腕上带着金属手镯的，也涌向了我们这个国航的登机口。本来这两个民族在秩序方面就有些共同的习惯，这下好了，中国人在左边挤出来四五列队伍，印度人在右边也拥出同样五六支纵队，看起来像是人们排起了横队，金发的地勤服务小姐一下就傻了眼了，拿着步话机不停地请求调度来更多的地勤。于是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硬生生把候机的人群像是拍糕一样，整成四列队伍，中国人两队，印度人两队。
站在前面的地勤，拿着喇叭说：“坐轮椅的，先登机。”
然后，印度人，看上去不是一个家族的，呼涌一下子，都迈开了步，中国人这厢马上大声地喊：“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当然是过不去的，地勤小姐扯着嗓子，喊了半天，终于说服印度人，只有坐轮椅的和推轮椅的人能先登机，其他人必须排队等候。中国人也算安静了一下，可惜，队伍又横了过来，只好再次排队，又调来了更多的地勤人员，这回来了好多身体高大的男士。
有印度人去交涉，说他们那些柱着拐杖的老人也应该一起登机，地勤坚定地摇头否决了。接着，大喇叭说带孩子的旅客接着优先登机。感谢上帝，我可以和女儿先冲出重围了。我站在中国人这边的队伍，但是前面的人不愿意让路，大家一起向前冲，像是电影散场的样子，印度人一看，不干了，于是另一边人头也攒动起来，人们像包围圈一样，把登机口围了起来，各种语言的叫喊，各种味道的混杂。地勤看样子已经放弃让我们这些人去排队进入的想法了，低着头，看一个护照，放一个人，只想快点把这些人轰进飞机里去。幸好不是在泰坦尼克号上，要不挤死的肯定比淹死的多。
基本上，他们还是让带小孩子先登机。我刚把女儿的护照交到工作人员的手里，后面一只胳膊哗地一下，从我脖子上伸过去，一张虬结的手把两本护照塞到工作人员眼前，压在我的上面。我抬头看去，四面八方的手都举着护照伸过来。工作人员把那只手推开，对我后面的人说，要让小朋友先登机。我后面的人，一个男人的声音，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有病！”他拉着他的老伴，一对白发的老人，但是力大如牛的一下子就像鱼一样挤到我前面。他老伴忿忿地嘟囔：“太没有秩序了，我们是老人，为什么不让老人先走！？”所以我想，那一边的印度人，大概也是在生气地大骂呢。
总算上了飞机，结果更混乱的时刻来了。
早上来的那些印度人，有人一上了飞机就占了一排座位，也不管有人没人，就地躺下了，闭上眼睛，说出大天来也岿然不动一下，后上来中国人很愤怒，到处喊空姐。等飞机开始滑动，就已经又过了两个小时。系安全带的指示灯一灭，印度人就站起来，在机舱里到处走动，像是在菜场里一样，有的人，跪在椅子上，回头趴在靠背上，隔着老远，大声地后面的亲戚聊天，一边说，一边比划、扭脖子，手上的金戒指来回闪光。中国人的婴儿，一到这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拼命地哭嚎，有人请空姐帮忙，想换到第一排的座位去，因为小朋友没有座位，前排空间大些，可以舒服一点。但是坐在前排的人坚决地摇摇头，他们说他们也是早先四个多小时到机场登记才得到的座位。
我坐在靠过道的座位上，把女儿放在靠窗的位置。我们周围都是印度人，前面的那个男的，总是不停地把黑布帽子，摘下来，然后打开，是一条长长的黑巾，再一圈圈绕上去，一会儿又变成了帽子。女儿看得津津有味，我却总是担心他把头屑张扬地到处都是。随手抽出一本航空杂志，恍然大悟，原来从这个月开始，北京开通了到印度马德里的航线，怪不得，这么多的阿三哥拉家带口的，是要返乡去。
送餐的时间到了，这时空姐已经是没有好气了。中国人吃饭好打发，牛肉还是鸡肉，选一个就得了。但是印度人，有人吃素，有人吃鱼，有人吃鸡，有人不吃牛肉，可是他们已经是把座位换了个遍，饭送到手里，打开一看总是摇头，丢到一旁，再要，餐车还没到后排座位，饭已经派光了，空姐张望的功夫，可乐也不见了，一会儿只回来一只空瓶子。乘务长紧急行动，把机组人员的饭都拿出来，好歹应付过去。一个空姐从旁边走过，气嚎嚎地也不避讳地说：“从来没跑过这么混乱的线儿了！”呵呵，我们也是头一遭。等送第二餐的时候，印度人都是凭护照取他们订的饭，估计他们这也是头一回。
旁边有个年轻的中国人，把空姐叫过来，“您能给我换个座位吗？旁边这印度阿姨老抠脚，我实在受不了了。”
空姐乐了，听懂中国话的人，都乐了，“你看哪还有地儿？下回多花点钱坐加（加拿大）航去吧。”空姐没正经地答了一句。
那男人嘴更贫了，“加航哪有国航好啊，加航都是老太太，哪有国航的空姐好看，小姑娘说话都嘎崩脆。”
空姐耸耸鼻子，“本来就谁都不愿意飞温哥华，老人多孩子多，一点儿不得闲，睡会儿觉都是孩子哭，你听听。这回更得了，印度人还占一半了。”
说也是，怪了，在加拿大，作为两个最大的少数族裔，平日里都是挺注意自己的形象的，天天喊着要进入主流社会，生怕露了怯，丢了祖国的脸。怎么一踏上回故国的旅途，立刻就和挨了孙猴子的一记金箍棒一样，被打回了原形了呢。
鸟鸣春到
温哥华是一个十分十分美丽的城市——我每一天，每一次定睛去观察，都忍不住这么感叹，已经住了这么久，还是老这么惊讶，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朋友说，那是当然了，她都在这个城市住了快十年了，早上看到白桦树枝上发出的嫩芽，还在惊艳呢。
上帝太眷顾这个城市了，站在这个城市的任意一个角落，路的尽头总是大海，回头却又可以望见白雪皑皑的高山。早晨，我开车出来，狭长的柏油马路被露水打得湿漉漉的，看到前方，琥珀般凝重的阳光照在山腰上，一夜的湿气化作丝丝细云，缓缓地正在向山顶积雪飞去，傍晚，开车回来，大街上的光线已经有些黯淡，但是太阳还在地平线上，所以不远处看上去还是很灿烂的。海滨城市，街道总归不比内陆城市那么横平竖直，就着地势蜿蜒行进，所以前方的景色总是在另一个高度上，好像是另外一个风景似的。下雨的时候，人好像也跟着城市一起被雨水洗浴了一遍，整个人也觉着很滋润，前面的海水灰蒙蒙一片，（路的前方总是能见到大海），和青灰色的天空连在一起，而天放晴的时候，湛蓝湛蓝的大海又和同样蓝得纯粹的天空连在一起。
再不要几天，樱花就要开了。温哥华的樱花全不像其他的城市，人不必费心计划到哪里去赏花，时候一到，到处都是，还都是华冠般盛开的樱花树。打开窗户，淡粉色的花朵就跳到了眼前；走出地铁，抬头就见高高低低的花枝随风乱颤，低头就是一地缤纷；从大路拐进小巷，粉红的樱花夹着白玉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