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恨倾城小团圆-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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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怨女》在文本上的演变，曲折得让人眼花缭乱。它是由最早的《金锁记》，改写为英文的Pink Tears《粉泪》。，后来又改名为Rouqe of the North《北地胭脂》。，再由英文译回中文，即是《怨女》。
《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在《怨女》中名字叫银娣。原先的角色比较“彻底”，而新的角色则不那么“彻底”，曹七巧的变态与报复，在银娣身上化为了可以理解的苍凉感。长安这条线索，则被彻底删掉。
“孤岛”中的恬然老妇（2）
《怨女》之所以能在台湾出版，说来也是一段传奇。它是由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的，而“皇冠”的老板平鑫涛，就是当年中央书局老板平襟亚的侄子。
二十多年前，张爱玲没把《传奇》交给平襟亚出版，还为“一千元灰钿”翻了脸，二十多年后，她的著作出版却又重归平家的人来打理。双方这一合作，后来延续了近30年。
还有，平鑫涛的妻子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台湾言情小说作家琼瑶。琼瑶曾说过，张爱玲是她写作上的老师。这就是说，张爱玲小说的某些影响，也成了当代言情小说的源头之一。
那么，平鑫涛是如何“发现”张爱玲的呢？
原来，他在高中时就是张爱玲的读者。抗战后期，他在上海读高中，正是所谓的阅读“吞咽期”，疯狂阅读大量文学作品，从《万象》和《西风》等杂志上，读到了不少张爱玲的文章。
1965年，他在香港认识了宋淇，两人一见如故。宋淇向他热心推荐了好几位香港作家，此外还有一个，就是张爱玲。
那时，由于夏志清文章的影响所及，张爱玲的名气在台湾读者中已有复燃之势。平鑫涛听到张爱玲的名字，“觉得又亲切又高兴”，能为她出书，简直是受宠若惊！
合作的事，进展得非常顺利。张爱玲那一面正是求之不得，大概因照顾赖雅不愿分心，合同是由夏志清代签的。自那以后，张爱玲的全部作品，都由“皇冠”独家出版。
皇冠趁热打铁，这以后又接连出版了《秧歌》、《张爱玲短篇小说集》、《流言》（1968）、《半生缘》（1969）。几年后，又将《连环套》挖掘出来，与《创世纪》、《忆胡适之》、《天才梦》等结集为《张看》（1976）出版。
这样密集出击的结果，酷似当年上海“洛阳纸贵”的盛况——不过这一次，引发的是台湾的“张爱玲热”。
从皇冠拿到的版税，自此就成为张爱玲的主要经济来源。这成为张爱玲晚年得以平静隐入“孤岛”的保障。
张爱玲对此感激有加，她后来在给夏志清的信上说：“我一向对出版人惟一的要求是商业道德，这些年来皇冠每半年版税虽有二千美元，有时候加倍，是我惟一的固定收入……”见1983年12月22日致夏志清的信。
这就是命运，就是必然，是每一个不屈服的卑微者都有可能得到的报偿！
与皇冠的合作，张爱玲本人很少出面，都是由宋淇做代理人。平鑫涛对她极为尊重，多年后曾回忆道：
撇开写作，她的生活非常单纯，她要求保有自我的生活，选择了孤独，甚至享受这个孤独，不以为苦。对于声名、金钱，她也不看重。……和张爱玲接触三十年，虽然从没有见过面，但通的信很多，每封信固然只是三言两语，但持续性的交情却令我觉得弥足珍贵……（《选择写作选择孤独》）
虽然有长期的合作关系，但平鑫涛与张爱玲却从未见过面，都是以电话和书信往来。平日平鑫涛去信，都是通过张爱玲住所附近一家杂货店的传真机代为接收，她去店里购物时才能拿到。
再说《怨女》出版后，它的英文母本《北地胭脂》也时来运转，尘封多年后，终于在1967年由英国凯塞尔出版社出版了，可惜销路还是不畅。
可叹张爱玲奋斗十余年，想的就是打进英语文学圈，到此所有的努力完全付之流水！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皇冠出版的《半生缘》，其实就是《十八春》的修改本。因为原作有一个“光明的尾巴”，出现了叔惠赴延安投奔革命、众人向往解放区、参加东北建设等等极富“新中国文学”色彩的情节，在台湾出版将会“有碍”，所以必须动手术。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孤岛”中的恬然老妇（3）
在《半生缘》中，叔惠赴延安变成了去美国留学。至于众人向往解放区、解放后的上海世态、赴东北参加建设等等情节，一概删去，其他情节也相应做了改动。
这样，原来类似“大团圆”的结局，就变为留有余味的诸多遗憾。
对于这些改动，专家们赞弹不一。从艺术角度讲，也许《半生缘》的结局更有力度，但改后的文本，失去了当初的时代印迹，总让人觉得不是“真本”。
原作的那个“光明的尾巴”，抛开意识形态因素不讲，它对前面大篇幅的悲剧起到的是一个缓释作用；而现在一刀切去，整篇的气氛就不免过于沉重。
台湾读者最初接触这个文本，当然只能是《半生缘》，等到后来得知还有个《十八春》的“原本”，都感觉受到强烈冲击。因为他们心目中的张爱玲，是以《秧歌》树立起偶像地位的，再看到《十八春》里居然有赞美“光明”云云，简直觉得张爱玲是“变节”了。
赖雅走后的一年多，张爱玲本人的生活也有变动。1969年，在加州伯克莱大学主持“中国研究中心”的陈世骧教授，给她发函，请她去担任高级研究员。
这个职务，早先是夏济安教授担任的。1965年，夏济安病逝在任上，年仅49岁。一个春秋正盛的人，就这么走了，朋辈们内心都不免悲凉。张爱玲在给宋淇的信中，谈到过她对此感到的哀伤。
她和夏济安的交往，可算是有年头了。张爱玲的《五四遗事》，是1957年最初发表在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上的。夏济安早年在台湾教大学时，就是张迷，极力向弟子们推荐张爱玲的小说，白先勇、陈若曦、王祯和他们一干后生，之所以拜服张爱玲，就与这位导师有关。
接替夏济安留下来的空缺的，就是夏在台湾大学的弟子庄信正。到1969年7月，庄信正的任期满了，他和夏志清便顺理成章向陈世骧推荐了张爱玲。
说来陈世骧也算是老朋友，在那次“打翻一杯酒”的聚会中，与张爱玲有过一面之缘。据夏志清说，张爱玲名气如此之大，即使他不推荐，陈世骧也会乐得聘用的。
庄信正一向自称对张爱玲“执弟子礼”，这次更是跑前跑后，帮张爱玲办完了填履历表之类的手续。
张爱玲到这里来，接受的工作任务，是研究当时的“*术语”，进行意义解析。她在解放后的上海待过3年，加之兼通中英文，对一些新名词的理解按理说不会有问题，做这个工作倒也合适。
可是，偏偏1970年前后，中国大陆推出的新术语、新口号非常之少，包括红卫兵报纸在内。张爱玲苦苦搜求，也是寥寥，只好在研究报告中讲了些别的，后面附了两页名词。这样，就有可能显得工作不够卖力。为此，张爱玲多次写信跟夏志清诉过苦。
在人际关系上，张爱玲照样还是我行我素。她从不按时去上班，往往是下午或黄昏才去研究中心，同事下班了以后，她就一个人在办公室熬夜。
同事们难得见到她一面，也不知道她究竟在做什么，只能看见在幽暗的走廊里她的身影闪过，如惊鸿一瞥。
她所在的语文部门，仅有两个工作人员，另一位叫陈少聪，负责为张爱玲做一些辅助工作。他写的回忆，最为传神，不妨引一段如下：
我和她同一办公室，在走廊尽头。开门之后，先是我的办公园地，再推开一扇门进去，里面就是她的天下了。我和她之间只隔一层薄板，呼吸咳嗽之声相闻。她每天大约一点多钟到达，推开门，朝我微微一粲，一阵烟也似地溜进了里屋，整个下午再也难得见她出来。我尽量识相地按捺住自己，不去骚扰她的清静，但是，身为她的助理，工作上我总不能不对她有所交代。有好几次我轻轻叩门进去，张先生便立刻腼腆不安地从她的坐椅上站了起来眯眼看着我，却又不像看着我，于是我也不自在了起来。她不说话；我只好自说自话。她静静地听我嗫嗫嚅嚅语焉不详地说了一会儿，然后神思恍惚答非所问地敷衍了我几句，我恍恍惚惚懵懵懂懂地点点头，最后狼狼狈狈地落荒而逃。。 最好的txt下载网
“孤岛”中的恬然老妇（4）
这类“荒谬剧场”式的演出，彩排了几次之后，我终于知难而退，没法再续演下去。鲁钝的我终于渐渐觉悟了这个事实：对于张先生来说，任何一个外人所释出的善意、恭敬，乃至期望与她沟通的意图，对她都是一种精神的负担和心理的压力。至少那一个时期的她确是如此。
从此我改变了做法。每过几个星期，我将一叠我做的资料卡用橡皮筋扣好，趁她不在时放在她的桌上，上面加一小字条。除非她主动叫我做什么，我绝不进去打扰她。结果，她一直坚持着她那贯彻始终的沉寂。在我们“共事”将近一年的日子里，张先生从来没对我有过任何吩咐或要求。我交给她的资料她后来用了没用我也不知道，因为不到一年我就离开加州了。
深悉了她的孤癖之后，为了体恤她的心意，我又采取了一个新的对策：每天接近她到达之时刻，我便索性避开一下，暂时溜到图书室去找别人闲聊，直到确定她已经平安稳妥地进入了她的孤独王国之后，才回归原位。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让她能够省掉应酬我的力气。（陈少聪《与张爱玲擦肩而过》）
离群索居已经成了她的“品牌”。陈世骧夫妇都是甚喜热闹的人，而“偏偏爱玲难得到他家里去请安，或者陪他们到旧金山中国城去吃饭”。
有一天，陈世骧在家中宴请张爱玲，特地叫了几个晚辈学生陪同。座中有人后来回忆，那一天，张爱玲和陈世骧同坐在沙发上，陈世骧滔滔不绝，张爱玲却很少说话，说话也是有一句没一句的，声音又小，好像在自语。无论是听人讲话，还是自己说话，都是眼睛朝上看着，像小孩子一样的神情。
她只和陈世骧说话，偶尔应一声陈夫人的招呼，对其他人一概不理——在旁观者看来，她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见李渝《跋扈的自恋》。。
去过陈世骧家里两次后，张爱玲就再不去应酬，任陈氏夫妇怎么邀请，她都婉言拒绝。陈世骧也只好偶尔以电话问候。
当然，张爱玲也有她独特的人情味。一次她患感冒，请了假。陈少聪打了几次电话去问候，又跑去中药房配了几副草药给她送去。为了不打扰她，摁了几下门铃，把药包放在门口就走了。
几天后，张爱玲来上班了，什么话也没说。但陈少聪却忽然发现，自己桌上有一张小纸条，只写着“谢谢”两字，压在一瓶新买的“香奈儿五号”香水下面。陈少聪不禁生出诸多感慨来。
待人处事如此，倒也罢了，大家见多也就不怪。可是，在工作上与“老板”的分歧，问题就有些严重了。
张爱玲的预感果然应验了——据夏志清回忆，陈世骧看到她递交的研究报告，“所集词语太少，极为失望”。
陈世骧把报告给另外三位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