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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

我这九十年-第7部分

小说: 我这九十年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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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实现了他多年以前就产生的办学心愿。这个学校的名称,父亲取自陶渊明的“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新蔡教育,由此复兴。这年父亲虚岁六十。
  父亲认真办学,教学质量不错,因此,今是小学办得比较成功。1931年夏,父亲增加初中——这是新蔡县最早的私立初中,1940年又开始招收高中生——这是新蔡县高中教育之始。学校名称也早改叫了“今是学校”。当初,从社会看,学校教育比例很低。1935年,新蔡县已有小学生一千五百人、中学生三百人,而在私塾、义塾里接受教育的,多达五千人。父亲那一代人的努力,使学校教育发展很快。仅十年后,1945年,新蔡县就一所私塾也没有了。
  那时候的小学生,不是像现在的这么小,很多都已青年,才开始学习文化。因此,父亲的政治倾向,对这所学校影响很大。父亲聘国民党“左”派当校长,聘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来当老师。学校创办之初,就成了豫皖边区*地下党组织的重要据点。*新蔡县委1928年秘密建立后,先后有五位县委书记和四十多位共产党员,由父亲安排,得到今是学校教员的公开身份。这些教员学识渊博,教学有方,使得校内风气*,生机勃勃,渐渐名声在外,深为周边地区青年向往。
  对学校师生,父亲非常关心爱护,遇有意外情况,总挺身而出,承担责任。1930年2月,教师王灵轩给学生出了《一个农民的血泪语》和《我的政治观》两个作文题,学生还到街头演出话剧《卖贡柜》。新蔡县长刘鸿采说这是“共产党赤化教育”,率警备队逮捕了校长阎瀚生和学生燕寿松等十八人。这些学生里有共产党。
  父亲闻讯后立即赶到县府,找县长抗议。他说:“捕风捉影是军阀主义作风。这学校是我办的,教师是我请的,学生是我教的,有什么问题,由我任芝铭负责。”据理保释被抓的学生。县长却拒不放人,并威胁我父亲。父亲指着他说:“我追随孙中山,革命几十年,不死于兵,不死于匪,不死于满清,不死于袁世凯,难道今天能死于你刘鸿采之手?”刘没有“赤化教育”的实据,又惹不起这位老同盟会员,只能放了人。父亲恐怕再生不测,当夜用抬筐把阎瀚生系出城外让他逃走。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捐产办学、为国育人的老教育家(2)
果然,第二天,县长又要拿阎瀚生,向我父亲要人。父亲说:“我叫他走啦。有问题找我吧。瀚生即我,我即瀚生!”刘鸿采为此恼羞成怒,向省府密报任芝铭“勾结*,图谋不轨”。当时韩复榘当着河南省主席,他批示“就地正法”,用了印,并指派驻地某旅督办。幸亏河南政局有变,韩复榘突然失了权力,父亲才躲过一劫,保住了性命。
  那些年,国民党一直加紧对共产党的控制。有时,县立学校把*党员教师解聘了,父亲就把他们聘到今是学校教书。为了今是学校容纳共产党人的事,他甚至险遭敌对势力枪杀和架埋。当本校许多教员被捕、缺课严重、学生着急时,父亲一方面多方奔走、设法营救,另一方面到处急聘老师。1934年,学校一次就被县当局逮捕四十八名师生,父亲在县里没办法了,就从开封请来老师,坚持开课,继续教学。
  “西安事变”结束不久,我二姐任锐曾担任今是学校小学部主任,兼教中学。那时候,学校里出了两个政治态度比较对立的教师,当着教务主任和训育主任。他们那时要求学生死读书,不准谈论抗日、议论国事,集合学生训话时,指责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激起师生不满,我二姐就组织师生跟他们说理辩论。其中那教务主任涂建堂,是我二姐的儿子济世小时候的同学,那时因为找工作,济世把他介绍给我父亲,进了今是学校,没想到他那时那么保守。这事闹到了县警局,警长对我父亲说:“涂建堂他们效忠*,你应该支持,阻止学生闹事。”我父亲说:“他们那样做,是压制学生爱国。”学生们生气之时,把他俩的衣物撂出校门,他们就离开学校了。后来听说涂建堂去张轸军中参加抗日,以后多次掩护共产党人,1949年随张轸将军起义了。
  早在北洋时期,父亲就开始向黄埔军校介绍青年,黄埔四、五期时,已有二十名新蔡人。抗战期间,国家需要人才,父亲向黄埔军校输送了大量今是学校的学生。同时,也往延安抗大介绍了二三百名。国民党控制紧时,去延安困难。父亲就把一些想投奔共产党的学生,就近介绍到*中原局、河南省委、新四军4师、确山县竹沟镇的新四军5师、安徽涡北地区的抗大分校等。遇有贫困青年,他还赠与路费。
  1943年,当着国民党河南省党部委员兼省政府委员的新蔡人宋垣忠,不顾今是学校往黄埔军校输送的学生多于送往延安的事实,控告说“任芝铭自办今是学校以来,专用共产党员任教,赤化学校。今是学校是共产党的巢穴”。在他运作下,经省政府会议通过,勒令今是学校停闭,收归官办。父亲为此专门赴省,申诉呼吁,但是无效。没办法,为了今是学校的生存,父亲只好进行曲折的斗争。
  本县四育中学校长黄韵秋先生向我父亲建议,借汤恩伯军队势力抵制河南省政府,以保住学校。父亲同意了他的建议,组织校董事会讨论决定,学校暂时改名豫新中学。父亲亲赴临泉,请当时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部宣传科长孟士衡担任校长,并聘请汤恩伯指挥的15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为董事长。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抵制省政府接收。如此相持了一段时间。到1944年5月,河南省政府换了班子,新任省主席是刘镇华的弟弟刘恩茂,父亲去找他极力争取,才获批恢复了“今是学校”。后来父亲仍是董事长。
  那年9月,父亲主持了今是学校复校庆祝大会,县里各方送贺词、贺联,派代表参加。中学部的贺联是“今昔宁无沧桑感,是非自有大白时”,小学部的是“风雨同舟今允定,菁莪作育是固方”,词中都安排“今是”二字,以纪念学校复校。
  父亲小时候经历过没钱念书的困苦。现在,为了能让贫苦人家的子女受教育,并让他们中间的优秀者能接受高等教育,今是学校多了两条规定:一是家庭确实困难,交不起学费的,准予免费上学;二是本校高中毕业生中,品学兼优、可以深造,但因家贫,无力出县投考大学的,由学校发给助学金。这样的规定,是以往任何时代、任何地区的任何私立学校所不曾有过的。而且,两条规定都切实执行了。1943年,贫困生曹发坤交不起学费,又想念书,便学锥刺股,跪铁蒺藜,刻苦读书。买不起灯油,他就吹亮麻秆火星,逐行照读。老师发现后,告诉了我父亲。父亲说:“免除曹发坤的一切学杂费。该生吃住在校,一切费用由学校负责。”供他读完了小学。1947年,父亲又准予曹发坤免交一切学费,在本校读中学,还给了他三十元现洋。
  今是学校开办后二十年间,不只是新蔡本县的学生,它周边河南、安徽十余县的年轻人,也源源不断地前来求学。抗战时期新蔡一直没有沦陷,也是大批青年来此求学的原因之一。这个学校,使河南省的新蔡、汝南、正阳、息县、项城、沈丘和安徽省的临泉、界首、阜阳、阜南、淮北等县的众多青年,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今是学校在校学生曾高达两千余人,学校毕业学生数以万计。听说,至今,每年的教师节,新蔡县今是中学都要举行师生*,纪念学校的创办人、我的父亲任芝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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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毛泽东请教游击战术的“国军”老兵(1)
父亲1928年刚回到县里时,曾被推任县财务局长和国民党县党部指委。那时,国民军的一个团长安荣昌带一连人进驻新蔡,招安地方土匪扩军,并向县里征派饷需,竟成了师。当年,南京方面秦庆麟也以先遣司令名义进驻新蔡,同样四出招匪,且向县里勒征七个旅的军需。新蔡连年匪患,又加兵患,百姓无力支付。父亲所管县中财务,也已空虚,难以供应。父亲就趁秦庆麟到潢川去招安土匪的时候,派人以训练民团为名集中青壮年,驱赶了秦的司令部,缴获了他们全部枪支。同时派人速往南京控告扰民。新蔡县人刘积学时任国民革命军河南宣抚使,关心县民,支持我父亲,上下斡旋,得以无事。父亲当时有诗记这件事:
  剿除秦匪庆麟先遣部
  安师编匪地方糟,秦贼葫芦依样描。
  大胆剿除先遣部,新民此举最英豪。
  那之后,县里开始重视自卫防守。父亲外出时,在给我母亲的一封信里说:“县中近因守城,由各家添制土枪,吾家应摊两支,约需钱一百串之谱。望吾妻设法将钱凑出,交商会代办。此公益事,万不可抗。且此枪造出,仍归吾有,吾家为自卫计,为保护全城计,断不宜惜此小费,至嘱至嘱。”从那时起,家里有了枪,父亲交给亲信掌握,平时可以保护家宅,一旦土匪攻城,就去参加防卫。
  那些年匪患成灾,母亲成天带着我躲土匪,叫“跑反”,甚至曾因误传跑到潢川县。父亲给我母亲的信中,提到我们躲去潢川的那件事:“此间谣传柳县长未到之前,匪又入城一次。幸县有人来,证明不实。据称西街失火,地方鸣锣喊救,话不得体,致听者误会,争出奔逃,淹死多人。此地方实在可杀。而县城居民,创巨痛深,已成惊弓之鸟,可怜亦可痛也。”地方官的无能,让父亲愤愤于胸;百姓们的苦难,让他心痛不已。另一封信中,父亲说:“闻县境半被匪烧,麦萎于地,秋禾未种。哀哉县民,何以为生?此真可谓痛哭流涕者也!”
  1929年6月,大股土匪前来围城,我父亲担任防守总责。他率领民团登城巡守,激战匪徒,废寝忘餐,四天四夜。终于土匪退去,城池完好,县民免受再次浩劫。不料,辛辛苦苦打完仗,县里却有人诬他侵吞城防公款。上面派一金委员到县,立案审讯。父亲理直气壮地与原告对质,要求清查账目,结果证明毫无侵蚀,以无罪判结。
  父亲那时经常得对付这样的事情。原因是,他不畏权势,敢于直言,且仗义疏财,扶危济困,在民众中很有威望,使县中一些势力对他忌恨不满。况且,自1927年起,县里权力便被国民党右派把持,而父亲不隐瞒对共产党的态度,在今是小学里聘用进步教师。那些人便千方百计造谣中伤、打击陷害,甚至派人暗杀他。那时出门,都是步行旱路,他常被人跟踪。一次暗杀行动中,杀手开枪把父亲的随从打死了。父亲藏到秫秸堆里,躲过一劫。那年头,为防暗杀,他连行踪都不敢让人知道。在写给我母亲的信里,他多次叮嘱:“出城时,务必秘密,不可使外人知之。”“至吾回家一层,切不可使外人知之,至要至要。”
  国民党右派的种种劣行,使父亲非常厌恶。加之屡遭陷害,他便愤然辞掉了县党部指委职务。在1929年向省里送交的辞呈中,他说:“新蔡党务自民国十六年即为省党部委员宋垣忠(新蔡人)一手把持,引用私人,排斥异己,卑鄙污浊,腾笑社会,贻羞*。珉被派充指委年余,屡谋陷害,至再至三,皆为宋垣忠所操纵。恳请准予辞职。并严行查办,以惩奸慝而维党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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