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传-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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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一九二七年八月,张作霖解散北京大学,改办京师大学堂,周作人“当然去职”532,一年多后北平大学成立,才重在那里任教。十月,北京北新书局被查封,《语丝》停刊,周作人与刘半农离家避难,——后者有记载云:“余与岂明同避菜厂胡同一友人家。小间三楹:中为膳食所;左为寝室,席地而卧;右为书室,室仅一桌,桌仅一砚。寝,食,相对枯坐而外,低头共砚写文而已;砚兄之称自此始。居停主人不许多友来看视,能来者余妻岂明妻而外,仅有徐耀辰兄传递外间消息,日或三四至也。时为民国十六年,以十月二十四日去,越一星期归。”533《语丝》改在上海继续出版,由鲁迅主编,周作人仍为主要撰稿人之一。
此前此后两年多里,周作人共有十一种著译面世:一九二六年八月,北新书局重新出版所译显克微支著《炭画》。一九二六年九月,北新书局出版《狂言十番》。一九二七年二月,北新书局出版《自己的园地》修订本,删去全部“杂文”,补入“茶话”一辑,主要是一九二五年九月至一九二六年八月在《语丝》上的专栏文章,与《雨天的书》风格相仿。一九二七年二月和三月,北新书局分别出版《冥土旅行》与《玛加尔的梦》,统属一套“苦雨斋小书”——“苦雨斋”是他为自己的书房取的名字534;两书其一汇集所译古希腊、英、法和古代日本的作品,其二则为俄国科罗连珂(Владимир Галактионович Короленко)535一八八五年作中篇小说《Сон Макара》536。周作人在《〈苦雨斋小书〉序》中说:“这可以说是杂乱极了,虽然我觉得并不如此,不但这些都是我所同样喜欢的,我还以为其间不无一种联属。我曾说,‘重阅《冥土旅行》一过,觉得这桓灵时代的希腊作品竟同现代的《玛加尔的梦》异曲同工,所不同者只因科罗连珂(Korolenko)曾当西伯利亚的###,而路吉亚诺思(Lukianos)乃是教读为业的哲人(Sophistes)而已。’除了那个‘科学之诗人’是超然的以外,兼好法师也就不是真个出世间的人,不过他有点像所谓快乐派,想求到‘无扰’的境地做个安住罢了;至于斯威夫德主教的野蛮的诙谐,则正是盾的背面,还是这个意思,却自然地非弄到狂易而死不可了。”537这有如周作人的自况之作,几位作者——路吉阿诺斯、法布尔、斯威夫特、兼好法师以及科罗连珂——的影子重叠在他的身上,分别对“流氓鬼”和“绅士鬼”予以支持。一九二七年八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文言旧译《黄蔷薇》。一九二七年九月,北新书局出版随笔集《泽泻集》,列为“苦雨斋小书”之三。此书前半选自《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后半则为《雨天的书》之后所作。序言有云:“戈尔特堡(Isaac Golaberg)批评蔼理斯(Havelock Ellis)说,在他里面有一个叛徒与一个隐士,这句话说得最妙,并不是我想援蔼理斯以自重,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着。我毫不踌躇地将这册小集同样地荐于中国现代的叛徒与隐士们之前。”一九二七年十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两条血痕》,乃是《现代日本小说集》一书的补遗和续编。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开明书店出版《谈龙集》;一九二八年一月和二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谈虎集》上下册。两书收录周作人过去九年间所作杂文,前者“略略关涉文艺”;后者则是“关于一切人事的评论”——虽然并不完全:“有一部分经我删去了,小半是过了时的,大半是涉及个人的议论;我也曾想拿来另编一集,可以表表在‘文坛’上的一点战功,但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我的绅士气(我原是一个中庸主义者)到底还是颇深,觉得这样做未免太自轻贱,所以决意模仿孔仲尼笔削的故事,而曾经广告过的《真谈虎集》于是也成为有目无书了。”538前述批判章士钊、杨荫榆和陈源的文章,均在此列。以后他说,这“或者是绅士鬼临时执政的时候所决定的吧”539。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开明书店出版由旧译《点滴》改订的《空大鼓》,篇目略有增减,最重要的是删去了原来作为附录的《人的文学》等三片文章。新撰序言云:“《空大鼓》这一类的东西不是我现在所以为最好的,我只觉得它写得还不错,至于内含的意思却不一定是可以服膺的了。单纯的信仰(‘Simple Faith’)在个人或是幸福,但我觉得明净的观照更有兴趣,人生社会真是太复杂了,如实地观察过去,虽然是身入地府,毕生无有出期,也似乎比一心念着安养乐邦以至得度更有一点意思。”较之五四时期自是今非昔比。周作人此后对待社会现实的基本态度,即是“明净的观照”:虽然不介入,却也不回避。而类似说法先已见于《〈艺术与生活〉自序》中,不过这部一九二六年即已编定的论文集交到上海群益书社,却拖了整整五年才得以出版。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周作人传 第五章 一九二三(19)
上述诸书中,以《谈虎集》最直接也最充分地反映周作人自倡导思想革命以来的心路历程。它的编辑出版,给了作者一个反思既往、自我剖析的机会。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他为此书所作后记有云:“在这些文章上表现出来的我的意见,前后九年,似乎很有些变了,实在又不曾大变,不过年纪究竟略大了,浪漫气至少要减少了些罢。我对于学艺方面,完全是一个‘三脚猫’,随便捏捏放放,脱不了时代的浪漫性,但我到底不是情热的人,有许多事实我不能不看见而且承认,所以我的意见总是倾向着平凡这一面,在近来愈益显著。我常同朋友们笑说,我自己是一个中庸主义者,虽然我所根据的不是孔子三世孙所做的那一部书。我不是这一教派那一学派的门徒,没有一家之言可守,平常随意谈谈,对于百般人事偶或加以褒贬,只是凭着个人所有的一点浅近的常识,这也是从自然及人文科学的普通知识中得来,并不是怎么静坐冥想而悟得的。有些怀旧的青年曾评我的意见为过激,我却自己惭愧,觉得有时很有点像‘乡愿’,譬如我是不相信有神与灵魂的,但是宗教的要求我也稍能理解,各宗的仪式经典我都颇感兴趣,对于有些无理的攻击有时还要加以反对;又如各派社会改革的志士仁人,我都很表示尊敬,然而我自己是不信仰群众的,与共产党无政府党不能做同道。我知道人类之不齐,思想之不能与不可统一,这是我所以主张宽容的理由。还有一层,我不喜欢旧剧,大面的沙声,旦脚的尖音,小丑的白鼻子,武生的乱滚,这些怪相我都不喜,此外凡过火的事物我都不以为好,而不宽容也就算作其中之一。我恐怕我的头脑不是现代的,不知是儒家气呢还是古典气太重了一点,压根儿与现代的浓郁的空气有点不合,老实说我多看琵亚诗侣的画也生厌倦,诚恐难免有落伍之虑,但是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大约像我这样的本来也只有十八世纪人才略有相像,只是没有那样乐观,因为究竟生在达尔文茀来则之后,哲人的思想从空中落到地上,变为凡人了。”540自此周作人完全自成面貌,与他的同时代人——包括先前并肩作战的鲁迅和近来颇显生分的胡适在内——判然有别。在他乃是性格、爱好、思想、学问所致,亦是当下时势使然:“我知道了人是要被鬼吃的,这比自以为能够降魔,笑迷迷地坐着画符而突然被吃了去的人要高明一点了,然而我还缺少相当的旷达,致时有‘来了’的豫感,惊扰人家的好梦。近六年来差不多天天怕反动运动之到来,而今也终于到来了,殊有康圣人的‘不幸而吾言中’之感。这反动是什么呢?不一定是守旧复古,凡统一思想的棒喝主义即是。北方的‘讨赤’不必说了,即南方的‘清党’也是我所怕的那种反动之一,因为它所问的并不都是行为罪而是思想罪,——以思想杀人,这是我所觉得最可恐怖的。中国如想好起来,必须立刻停止这个杀人勾当,使政治经济宗教艺术上的各新派均得自由地思想与言论才好。……棒喝主义现在正弥漫中国,我###年前便怕的是这个,至今一直没有变,只是希望反动会匿迹,理性会得势的心思,现在却变了,减了,——这大约也是一种进步罢。”
周作人传 第五章 一九二三(20)
对于周作人来说,不仅仅是“心思”有所变化,他继而宣布:“从今年起(或者不如从龙儿年起更为合式),拟改为隐逸,食粟而已,不问国旗,恐怕不能写什么文章,……”541不过一时未能实行,《语丝》仍不断刊出他的愤世嫉俗之作。一九二八年二月,他在《北新》半月刊开辟“夜读抄”专栏,但仅登载两次即告中止。介绍旧译《黄蔷薇》时,他说:“不知道在几年前,中国曾经有人很攻击过革命文学,对于阅读介绍弱小民族文学这一件事也大加非难。到了现在,大家都大谈其革命文学了。我虽然对于革命文学仍然不很热心,但觉得阅读弱小民族的文学还是很有意思,很有意义。英法德义,但莎哥嚣,本来值得也应该有人去弄,但弱小民族也有他们的灵魂,表现在文学上面,我们当一样的尊重,而且在此刻的地位中国人更应对于他们感到亲近,古诗人说:‘贼能知道贼的足迹’,现在可以改说奴隶能了解奴隶的心情。”542——当时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之间发生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周作人亦被牵连在内,因为语丝派仍被视为一个整体。如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543有云:“以《语丝》为中心的周作人一派的玩意:他们的标语是‘趣味’;我从前说过他们所矜持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他们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面的小资产阶级。他们超越在时代之上;他们已经这样过活了多年,如果北京的乌烟瘴气不用十万两无烟火药炸开的时候,他们也许永远这样过活的罢。”何大白《文坛的五月》544则说:“鲁迅和语丝派诸君所代表的倾向,分析下来,我们可以大胆地说,不过是以下几种的混合,就是:很多的趣味,相当的不平,些须的人道精神。他们有的一面抄着小说旧闻,一面可以把日本首鼠两端滑头政客鹤见祐辅的新自由主义介绍过来;有的在帝国主义武装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