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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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民主革命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出，尽管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变化，对一般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有所区别，但总的看来，从阶级斗争和政治视角（在战争年代从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的视角）认识知识分子，分析知识分子，评价知识分子，对待知识分子，一直是坚持不变的。这一思维方式，尽管有其合理的方面，但由于离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都是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都是雇佣劳动者”这一根本性的命题，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容易产生片面性，容易夸大他们的某些问题方面。并且造成知识分子政策中始终不能很好解决的一个矛盾：知识分子很重要，但知识分子很不可靠。
社会主义文化战略的几个问题（1）
文化战略是和整个政治战略密切相关的，早在1951年10月，毛泽东就提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167。1953年9月，在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中，毛泽东把问题的严重性提高到“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的问题。1955年10月，在党的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宣布：“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168。1956年11月，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总结东欧一些国家闹事的教训，认为主要是“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169。正是在上述思想发展的基础上，1957年毛泽东正式形成党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战略，即：单有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170。
纵观建国初期我国历史的发展，尽管党和毛泽东本人也提出过这样那样一些与上述战略思想不尽相同的主张，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但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大搞“灭资兴无”的战略思想，不仅没有丝毫变化，而且是越来越明确，越来越理论化了。本节就这一战略思想涉及的几个有关问题，提出来做些探讨。
1、 “灭资兴无”口号与文化批判
建国以来即贯彻“灭资兴无”的战略思想，展开了一系列的文化批判运动。如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被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大规模对资产阶级思想批判的运动”171。1953年—1955年对“梁漱溟反动思想”的批判，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错误思想的批判，以及对后来开展的胡适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声势浩大的声讨与批判，1953年开始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是通过对我国知识分子所熟悉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来具体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思想”172。1957年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同样被认为是“要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世界”，还是“要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改造世界”的重大思想斗争173。应当说，开展文化批判中，党中央和毛泽东本人都曾有过一些很好的主张，如：“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越来越多”174，“在学术批评和讨论中，任何人都不能有什么特权”，“学术批评和讨论，应当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反对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对学术思想上有严重的资产阶级错误观点的学术工作者，只要他政治上不是反革命，应当保障他们获得适合于他们的工作岗位，……尊重和发挥他们对社会有用的专长”175。等等。可是，随着文化批判运动的发展，这些好的思想主张不仅没有兑现，反而越来越南辕北辙，甚至前后矛盾，出尔反尔了。
由于对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的性质和形势，看得越来越严重，并且越来越把这些斗争视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战场，不仅把不同思想意识和不同学术派别之间的关系视为你死我活的对抗关系，而且把“资产阶级思想”、“唯心论”和帝国主义、现行反革命以及暗藏反革命联系起来。如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认为：“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已被消灭和将被消灭的阶级中坚决反动分子，力图破坏社会主义的事业。他们破坏我们事业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用资产阶级的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用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反对唯物主义的世界观”。1955年7月，《中央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指出：“胡风事件，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状况的反映”，“是我们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斗争的开始 ，“应当利用胡风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进行一个广大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后来直到“文革”，屡屡出现“以言定罪”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甚至为此而遭杀头骇人听闻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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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文化战略的几个问题（2）
对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曾被视为：“在学术界中，在党内外知识分子中宣传唯物主义的有效方法，是推动科学和文化进步的有效方法，是促进学术各个领域中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成长的有效方法，是培养和组织理论工作队伍的有效方法”176。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这“四个有效”到底达到了多少呢？应当说建国初期所组织的这些文化批判，在普及和宣传唯物论，普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些作用。然而是否推动了科学和文化的进步？通过文化批判培养的理论方面的新生力量和理论队伍到底怎么样？我看是个很值得重新审视的问题。其实，翻阅有关文献资料就可以知道，当时有些学者对如此文化批判很有意见。1955年5月，中共中央批转###《关于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报告》，披露了如下事实：
“一般旧学者，对这一批判运动普遍不满的有两点：一是迷惑于
胡适的‘历史功绩’和‘学术权威’，认为胡适‘治学是严谨的’，
‘值得学习’，主张‘还胡适以真面目’，‘去伪留真，不要一笔抹
杀’，才算‘公平’，（对杜威也是如此，认为杜威是‘美国的哲学权
威，他的话几乎没人敢驳’，认为实用主义是‘美国科学与工业的产
物’，‘就是斯大林所称赞的美国人的求实精神’，认为杜威帮助中国
改革学制，功劳很大）。对批评者完全否定胡适、杜威，表示不满。
一是认为批评者对胡适、杜威的著作没有好好研究，‘引来引去只是
那几句话’，‘外行看来还可以，内行看来是无的放失’，认为批评文
章的质量不高，说服不了人。但是，这些不满，一般都是背后在少数
人面前表示的。个别的人，如中山大学教授容庚，则在去年十二月的
讨论会上公开发言为胡适‘学术成绩’辩护，……。中山大学教授陈
寅恪则更恶毒地污蔑这次批判运动，骂别人做了‘共产党的应声虫’，
是‘一犬吠影，百犬吠声’”177。
几十年以后，历史的参与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绳，对这段历史作了如下反思：
“从哲学、文学、史学、社会政治思想各个方面，对五四以来最
有影响的一派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一番清理和批评，是有必要的，
对学习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起了好的作用，有其积极
的方面。但是，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
采取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容易流于简单化和片面，学术上的不同
意见难以展开争论，这次批判已经有把学术文化问题当作###并
加以尖锐化的倾向，因而有其消极的方面”。
“在研究五十年代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适、批
判胡风这段历史时，胡绳又表示：……依靠政治权力发动群众运动，
在思想领域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甚至只能造成负面的影响。……这
些批评都曾由毛泽东亲自领导，但事后历史地看来，它们都不是必要
的和有效的，都没有收到好效果。……文章虽然大量发表，声势极为
浩大，但不能不令人感到几乎绝大部分都是缺乏科学性和简单化的
‘奉命文章’”178。
我认为，建国初期搞的这些文化批判运动，不只是方式、方法不对头，而是“灭资兴无”这个战略指导思想值得重新审视：
其一，“灭资兴无”的“资产阶级思想”内含是什么？“无产阶级思想”内含又是什么？从历年来搞的文化思想批判看，“无产阶级思想”内涵是指集体主义的（排斥个性、个体），单一化的（排斥多样性），纯而又纯的（消灭各种矛盾），理想主义的（排斥现实利益），禁欲主义的（排斥物质利益）的要求和理念。凡不符合这一理念的思想、行为，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和世界观”。“文革”结束以后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则把“争民主，争自由”，主张“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凡是在任何问题上说“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主张“改革开放”，都被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这样“发达的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很快就会打进中国的市场，中国的民族经济很快被摧毁”179。甚至连青年人喜欢穿瘦腿裤，也曾被指责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有的青年反问：几寸宽的裤腿才是无产阶级呢？
社会主义文化战略的几个问题（3）
其二，“不破不立”的口号科学吗？早在1954年周扬代表官方所作的《我们必须战斗》的动员文化批判的报告中，就曾讲到：“只有经过这种批判工作，才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学术界树立真正领导的地位。‘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这个批判运动，同时也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建设的运动”180。60年代，著名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6年5月16日），即“通知”，进一步明确提出：“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这些提法表明，“不破不立”说，把新与旧、唯物与唯心以及不同学术学派之间的关系，统统视为你死我活、势不两立，这显然是片面的；“破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