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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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以后为第五阶段。我们重新开始继承毛主席第三阶段正确的东西，充分尊重知识分子，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142。
胡耀邦的“五个阶段”说法，讲出一个基本事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历史上曾经大起大伏。这里，我们要进一步研究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大起大伏？每个阶段变化的是什么？不变的又是什么？怎样评价党 对知识分子的基本理论认识？怎样估计“苏联文化模式”对我们的影响？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不足以认真的总结并吸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建党前后和建党初期，个别领袖曾从理论上探讨过知识分子问题，如陈独秀于1921年1月22日《在工业学校演说词》中，提出“工程师和技术家，皆用脑力，都是劳动者”，“在独立生产上，脑力不可少，体力也不可少。脑力和体力，是同在一个阶级”。然而在党成立以后，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建设党，如何开展工农运动。因此，党的领袖们更多的是从政治视角观察和研究知识分子问题，他们一方面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如指出近代史上三合会、洪门会、太平天国等失败的原因之一，皆是不信任知识分子，排斥知识分子143。也看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没有充分发动工农，“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包括在内）独唱的舞台，也就是屡次失败之根本原因”144。知道搞政治、搞革命、搞群众斗争，离开了知识分子不行。另一方面又感到知识分子的某些特点（或弱点），与党的建设和群众斗争的需要不协调。因此，对知识分子更多的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如恽代英曾写过《为甚么智识阶级不能依赖呢？》、《秀才造反论》等文章，指责知识分子“空话多而实际行动少”、“很不容易有纪律的行动”，“争当领袖”等，甚至把革命事业与科学技术对立起来，认为没有社会的改革，“多一个技术家，便多一个流氓”。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革命事业的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从主观方面看，由于吸取了十年内战中排斥和打击知识分子的历史教训，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于1939年12月做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我们的政府工作”，强调“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并提出：“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的口号145。这一时期中央军委发布的许多文件，充分体现了党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精神。如强调“不要把知识分子的固有弱点（如缺乏组织性等）当作政治嫌疑看待”，“应加以信任”146。提出“八路军、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农民、贫农、革命知识分子的军队，亦就是说共产党领导的劳动人民的军队”147。1941年8月8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关于培养知识干部的指示》更从“现代化”的认识高度，给知识和知识分子定位：“我军建设目标是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现代化的有高度战斗力的强大的正规军，这不仅要有高度的政治质量，而且要能掌握现代化军事技术。为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准备大批有相当文化水平的知识干部。因为要掌握现代技术，没有知识，不懂科学是不成的”。1942年9月17日，军委总政治部又提出对知识分子“容”、“化”、“用”的政策，“容”即“容纳”，“化”即“革命化”、“无产阶级化”，“用”即“正确分配工作”。
1949年前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分析（2）
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时期有四件事，对党的领袖们关于知识分子的认识和态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四件事是：清算教条主义，中央研究院肃反，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及解放战争时期以“第三条路线”和“民主个人主义”的批判。
十年内战中，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统治全党，教条主义之风盛行，毛泽东身受其压，深感其害。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全党开始清算教条主义，树立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这对于全党的健康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然而在清算教条主义过程中，毛泽东也产生了某些偏颇之处。胡乔木曾说：毛泽东写的几章清算教条主义的文章“用语辛辣、尖刻，甚至还带有某些挖苦。它是毛主席编《六大以来》时的激愤之作，也是过去长期被压抑的郁闷情绪的大宣泄，刺人的过头话不少。……这与1942年初开始的普遍整风运动中他所提倡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很不协调”148。其中包括对知识分子的若干片面的、过头的看法。如离开知识分子从事脑力劳动的特点，以及现阶段存在的不同社会分工，指责他们“一不会耕田，二不会作工，三不会打仗，四不会办事”，认为学习书本知识“比大司父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杀牠，牠会叫，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世界上那有这样容易办的事呀”，甚至指责教条主义的书本知识“实在比狗屎还没有用”149。
延安中央研究院的整风是从知识分子问题开始的，当时院里的知识分子多，年青人多，办了个《矢与的》墙报，鼓吹“彻底民主”、“绝对民主”，片面要求民主，忽视集中。王实味也发表文章，主张在生活待遇上搞平均主义，对延安的某些问题冷嘲热讽，表现出很大的情绪。他的文章在延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央研究院有95％的人表示同情，从而引起中央领导人和高级干部的关注。王震看了墙报文章很不满意，说：“前方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毛泽东也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150，指出文章中充满了对领导者的敌意，并且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只要是党员，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151。在中央研究院具体开展整风过程中，又出现新的矛盾。院长李维汉提出：“院务会议决定，院长、秘书长及各研究室主任应该是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的当然委员”，王实味带头反对，主张都由大家选举，他的意见得到很多人支持，最后举手表决，主张检委全部由大家选举的84票，同意由院务会议决定的只有28票。王实味的言和行不仅为自己换来一顶“阶级敌人”的帽子，和他有交往一批人被打成“反党集团”。1986年，胡耀邦在回顾党的历史教训时曾说：“从延安时期的批王实味，后批胡风直至文革批‘三家村’，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这样作出的结论最后都是站不住的”152。
1940年以后，延安文艺界在“文化与党的关系问题，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作家与实际生活问题，作家与工农结合问题，提高与普及问题”，都发生严重的争论。一些文化人认为对革命事业也可以“暴露黑暗”，不主张“歌功颂德”，仍然可以使用“讽刺笔法”，“还是杂文时代”。这些看法，曾一度得到文化界广泛的认同。为解决这些问题，中央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胡乔木说过“《讲话》也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也必然带有历史局限的一面”153，郭沫若认为《讲话》“有经有权”，即有普遍的规律，也有些是一定环境和条件的权宜之计154。从知识分子政策角度看，我认为有两个问题值得引以为戒：一是对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感情方面的东西，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如认为：“知识分子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155，主张知识分子要“以工农的思想为思想，以工农的习惯为习惯”156。这样的提法显然是不科学的，蒋南翔在解放战争时期讲过一段话，很有见地。他说：“‘向贫雇农农学习’的口号是不科学不完全的。贫雇农还有保守性，我们不能学习他们的保守思想，……有人以为知识低就是成分好，这也是不对的。革命不是崇拜落后，相反是要求有知识有文化”157。二是把知识分子当成“危险品”。认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这个东西如果不破除，让它发展下去，那是相当危险的”158，依了知识分子，“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159，这里，不仅把知识分子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放在一起，而且把知识分子的意见，一股脑的视为“亡党亡国”的惑众妖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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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前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分析（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美国国务院于1949年8月5日发表题为《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白皮书。国务卿“艾奇逊公开宣称，他们要招收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分子，组织美国的第五纵队，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160。这一信号引起中共领导人的极大警惕，并把一部分“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和众多的由外国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问题，和外国侵略势力的关系联系起来考虑。认为这部分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是“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对美国存着幻想”，“他们的头脑中还存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是“艾奇逊们的欺骗做法在中国还有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161。建国初期，著名的“民主个人主义者”，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恰恰在这方面出了问题，“抗美援朝时，因为出卖国家重要情报，被免去政府委员职务，但从宽处理，不逮捕法办，并照发工资。随后，民盟中央决定开除他的盟籍”162。1952年8月7日，梁漱溟曾为此事替张东荪向毛泽东说情。毛泽东回答：“此事彭真向我详细报告了。彭真要捉起他来。我说不必，这种秀才文人造不了反。但从此我再不要见他，他再不能和我们一起开会了。将来他会要向我作检讨的，且看他检讨的如何吧”163。事情虽然如此了结了，但肯定会强化了领导人对某些知识分子和国外势力有关联的意识。
到建国前夕，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与抗日战争时期比较，其表述有了明显的变化，由“容（容纳）、化（无产阶级化）、用（使用）”改为“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是我党重大的任务”164，或“争取、教育、改造的方针”165，这个方针一方面指出知识分子有“革命性”、“进步性”，另一方面较多讲了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和落后性，主要是个人主义、患得患失，摇摆不定”，和“剥削阶级的意识”、“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强调“已收的学生，一律采取思想改造的办法，只是最后证明不能改造时，才加以洗刷”，并规定“区村两级政府和农会暂时不吸收知识分子”166。这一时期，对生产企业中的科学技术知识分子和生产管理职员的方针政策，比对一般知识分子要宽容得多，如1948年8月1日颁布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指出：脑力劳动的职员和工人“同是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的雇佣劳动者”，“技术人员、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