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治人物-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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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民国政治人物
作者：吴相湘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作者简介：
吴相湘（1912…2007），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曾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负责校勘《明实录》。抗日战争爆发后；投笔从戎；入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部工作；专事收集战争资料编纂战史，撰有《第三次长沙会战》等文稿。20世纪70年代，编著出版《第二次中日战争史》；最早记录了中国军民长期抗战的历史，也是学术界公认迄今为止，最为权威和优秀的抗日战争史著作。他根据故宫档案编著的《晚清宫廷实纪》、《清宫秘谈》；揭露数百年来紫禁城中隐踪秘事；很有史事价值。他引用英国、日本外交档案写成《孙逸仙先生传》；披露了大量国内书刊从未涉及的史料。他撰著的《民国百人传》、《宋教仁：中国民主宪政先驱》、《民国政治人物传》、《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等民国著名人物传记；开民国史研究之人物研究的先河。他研究历史注重以史料为基础；主编出版了一系列史料丛书；如《中国现代史料丛书》、《中国现代史丛刊》、《中国史学丛书》、《民国史料丛刊》、《乡村建设史料汇编》；为史学界提供了丰富而有价值的史料长编。他发表的大量史学论文；已辑成《近代史事论丛》、《历史与人物》等书刊出版发行。并著有长篇自传《三生有幸》。y米y花y书y库y ；http：//www。7mihua。com
内容简介：
关于本书是作者民国人物研究的汇编，具体内容可借作者自己的话概括：“开国元勋、护国军神、盗国巨魁的若干事实，国人类多知晓，不必再多费词，只需提要钩玄指陈一二重点，就可有助于读者们的记忆。至于祸国的武夫，误国的文人，其投机取巧翻云覆雨的行径，世人多不了了，如今实应着意描述，使他们在历史的镜子前，无所遁形如杨度、徐谦、陈炯明、江亢虎等就占据比较多的篇幅。”所述人物，都建立在一手史料的整理挖掘基础上，为民国史研究者提供了大量史料；文风简明畅快，是传记文学的上佳之作。
书摘正文
黄克强与辛亥革命
黄鹤楼是历史上的名胜古迹，是诗人骚客吟咏的好对象；自从民国十六年，改建为首义公园后，更使它成为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纪念圣地。登临楼头，一眼就可看到“放第一枪”的楚望台新军营地；而革命元勋黄克强先生铜像矗立公园高地，不仅使每一游客循阶步上的时候要肃然起敬，更可以使人意识到黄先生与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密切的关系，这一设计布置的适当，确实值得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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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史实来说：当武昌首义“放第一枪”的时候，克强先生并不在当地，可是革命党人的一切行动却可说是秉承克强先生的意旨，接受克强先生“遥制”的。辛亥年八月十二日（中华民国建元是壬子年的事，本文所述均辛亥年事，故纪时均仍依夏历）克强先生在香港寄冯自由先生的信于此说得很详细，原文有云：
鄂代表居正由沪派人来云：新军自广州之役，预备起事，其运动之进步甚速现人数已定二千左右近以蜀路风潮激烈，各主动人主张急进办法，现殆有弦满欲发之势盖鄂省军界久受压制，以表面观之，似无主动之资格，然其中实蓄有反抗之潜力，似此人心愤发，倚为主动，实确有把握，诚为不可多得之机会；若强为遏抑，听其内部自发，吾人不为之指挥，恐有鱼烂之势，事诚可惜；今既有如此之实力，则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急宜趁此机会猛勇精进，较之徒在粤发起者事半功倍。总之此次居君所云事在必行，弟故许与效驰驱，不日将赴长江上游，期与会合，故特由尊处转电中山。︰米︰花︰书︰库︰ ；http：//__
黄克强与辛亥革命
这信文中听谓“弦满欲发”，“恐有鱼烂”，并不是信笔引用成语，实在是当时情势的写真。因为自“三二九”广州之役后，各地清吏对于革命党的防范搜查已特别的严密，对于新军官兵的思想行动更加注意，鄂省新军中弥漫的革命思潮，是早被当局所觉察了。因此一方面将新军队伍分散调开，使其力量不能集中，一方面更多方访求引线以搜捕新军中的革命分子——就在克强先生寄出这封信后的七天（夏历八月十九日西历十月十日）克强先生还正布置一切准备由香港北上沪汉的时候，武昌的新军就因革命党员名册被清吏搜获，不甘坐以待毙，也就等不及克强先生前来领导，即自动发难起义了。
当时起义的新军人数并不算多，枪械也甚缺乏，但是在熊秉坤“放出第一枪”以后，当地的清吏自总督瑞瀓以下都仓皇失措，终至弃城而逃，于是革命党人因此而获得成功。
武昌城完全为革命党人所掌握了，革命党从此获得了根据地；但革命党的领袖孙先生尚远在美国，黄克强先生也未到达汉皋，新军同志们不得已只好拖出协统黎元洪出来作头目，担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元洪上萨镇冰书云：“洪当武昌变起之时，所部各军均已出防，空营独守，束手无策，党军驱逐瑞督出城后，即率队来洪营，合围搜索，洪换便衣匿室后，当被索执，责以大义，其时枪炮环列，万一不从，立即身首异处，洪只得权为应允。”可见元洪的出任鄂军都督是如何的勉强，因此元洪和一般人都盼望黄克强先生早日到鄂领导。夏历九月初七日（即武昌首义后十八日），克强先生终于在万千人的热望下乘轮到达汉口，元洪得讯，就赶忙派人肩着写上“黄兴到”三字的高脚牌游行街市，使全城军民知道革命领袖到了，因此当克强先生与宋教仁（渔父）先生等由汉口渡江到达武昌时，自汉阳门江岸以迄军政府，沿途店宅居民，都大鸣鞭炮以示敬礼，接着汉阳汉口各地也都鸣炮庆祝，军民人等都因这一“革命实行家”的来到，感到兴奋，有些人甚至以为革命大业可一蹴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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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克强先生当时的心情，却是“感愧”多于“兴奋”。这可于他自沪来鄂途中和谭石屏（人凤）先生武昌首义诗中见到：“怀锥不遇粤途穷，露布飞传蜀道通，吴楚英雄戈指日，江湖侠气剑如虹，能争汉土为先著，此复神州第一功，愧我年来频败北，马前趋拜敢称雄。”——而克强到武汉的当日，正逢清军冯国璋挟新式枪炮猛攻汉口民军阵地，民军总数不过五千余人，枪炮既缺，加以军官人数不足，士兵亦多新募，因此未能阻挡久练的清军，汉口市街大半陷于清军手中。克强先生曾经在粤桂各地领导民军与清军作战，深知清军的内容。现在武汉军民既是如此地热望他的来临，因此，在他到武昌与黎元洪晤谈略悉军情后，就满怀着戒慎的心情，莅临汉口前线视察，计划施行反攻，收复失地；但清军竟制机于先，挟优势炮火再度猛攻，民军阵地终被突破，克强先生亲临最前线督战也没有能够挽同颓势。九月十二日汉口不守，克强先生返回武昌，在军政府会议席上，他分析挫失的原因说：“兄弟前日来鄂，即往汉口督队，意欲反攻，恢复汉口，不料各队新兵最多，秩序不整，加以军官程度太低，均不上前指挥，至战时因与兵士穿一样服装，辨别不清，亦极复杂，而兵士中在武汉附近所召募者甚多，一到夜间，即潜回其家，以致战斗员减少，各军官因仓卒招募亦无从查实。重以各队战斗日久，伤亡过多，官与兵均已疲劳太甚，毫无勇气，且一闻机关枪声，即往后退，盖民军军火全在步枪，无一机关枪，每与敌接近，即较敌人损伤较重。民军炮队，又系山炮，子弹射出，又不开花，且射出距离太近，不及清军管退炮效力之远。但民军冲锋时极为勇敢灵敏，清军虽为久练之兵，每闻民军冲锋喝杀声即往后退，此民气之盛，可恃者仅此耳。”这一番“知此知彼”的话语，使当时与会的人士获得深刻印象，大家都以为非迅速加强军队的组织训练不可，而统一指挥更为首要急务，于是一致公推克强先生为战时总司令。十三日晨，就在都督府前由黎元洪登坛拜将，仪式非常隆重，克强先生于拜受大旗关防令箭后，即席发表演说云：“此次革命是光复汉族，建立共和政府，惟清廷仍未觉悟，派兵来鄂与民军为敌，我辈宜先驱逐出汉口之清军，然后进攻，收复北京，以完成革命之志。”0米0花0书0库0 ；__
当克强先生决定就任总司令职务的先夕，在武昌的革命党同志曾有人拟拥戴他出任“湖南北大都督”；也有人劝他不要接受总司令名义，以便迅速组织临时中央政府出任中央首领的。总之一句话，有些人很不愿意克强先生屈居在黎元洪之下，但克强先生不计较这些，他极愿亲上前线领率军队驱逐清军直捣幽燕，立一战功后再行组织中央政府。这种实干苦干不计名位的精神，是值得我们钦仰的——有位曾参加中国革命的日本志士在他所著书中却颇责备克强先生不应持这种“礼让”态度，以一堂堂的革命元勋而屈居“革命军俘虏”（指黎元洪言）之下；这就未免太不了解克强先生宽厚恢宏的个性了。
十四日，克强先生在汉阳设立司令部，湘军王隆中、甘兴典两协队也先后到达，与鄂省民军协力布防，凭襄水固守汉阳——清军震于克强先生的威名和湘军的声誉，一时也未敢进犯，只派些间谍四出散布谣言以破坏民军军心，但经克强先生努力督训布置的结果，不仅清军狡计未得逞，二十六日早，民军且制机于先，自汉阳渡襄河进攻汉口了；步炮猛烈的射击，湘鄂军齐头并进，民军一路直前，逐步推进到达了玉带门方面。翌日，又进占居仁门王家墩之线，清军受不起这重大压力，已准备乘车北遁——这时，民军也因连续战斗一昼夜，感觉饥疲，克强先生遂下令各部队暂就原阵地食饭后再行攻击。不幸各军大多是新兵，初经战阵，不知战斗利害，一闻食饭号音，即群往后争食。湘军第一协统见他部队动摇，未察真相，即向后退。清军窥见民军队伍紊乱，突改守为攻，以机关枪集中猛击，民军因益慌惶，纷纷后退。克强先生严令停止退后，都不听命，一时极度紊乱，清军乘隙向我追击，于是民军各部队遂以瓦解，势如山崩；清军节节前进，复占领玉带门一带，民军蜂拥渡襄河回汉阳，因秩序紊乱，人马军械损失颇重，元气大伤，军心不固。克强先生以功败垂成，极感痛苦，几不欲生，幸田梓琴（桐）先生等极力劝解，始复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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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军官兵不能持久作战的弱点，既为清军窥破，因此清第一军统领冯国璋就定计以一部隔襄水牵制民军，并用大炮时行扰乱射击；另一部自蔡甸方面迂回攻击民军侧背，十月初一日早，自蔡甸前进的清军在南岸嘴琴断口至三眼桥一线与民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