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09期-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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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是评“鲁迅文学奖”，八位诗人脱颖而出，这无疑是一场硬仗；
然后是张家港诗会，由《诗刊》社具体操办，为此我三下江南，放弃了罗马尼亚的出访，把会议地点由苏北换到苏南，由淮安和洋河改为张家港和苏州。就是那次诗会上，我们在华西村聆听吴仁宝趣味横生的演讲。他激情演说，但说什么我们一点不懂，幸亏有个小姑娘唱歌般地翻译，使诗人们领略了什么叫社会主义新农村，什么叫富庶江南。昌耀和我倚在华西村的富丽而古怪的楼顶上合影、聊天，来自大西北的诗人心中充满感叹。
《诗刊》社的同仁们用自己的能力证实了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部队。继而是与山西《太原日报》的一场戏剧性的诉讼，以皆大欢喜的方式了结了恩怨。当出席那一年由《诗刊》社和《太原日报》联手举办的“金秋诗会”时，我格外要感激的一个人是小说家张平，正是张平的真诚劝说化解了一场文坛纷争，他谋人事如己事，视诗坛为文坛，义不容辞挺身而出，干戈于是变玉帛，烽烟熄灭尘埃落定之际，我和《诗刊》的同伴们都感到自己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成熟期。
还有举办“青春诗会”，不，说“启动”更准确；还有，在冰雪之际走延安，为纪念“讲话”发表六十年点响第一声喜庆的鞭炮；还有，将一本《诗刊》扩充为两本，容量的加大意味着资质的增值；还有，创办“春天送你一首诗”这个品牌，让中国的市民们感受到诗意与春天并存的丰富意蕴……
一件件往事涌上心头，“只干一年”变成美丽的许诺，也许我听岔了，是“只干七年”吧！见到泰丰同志时曾嗔怪他的食言，他只是无声地笑着，居然有几分得意和狡黠。
一个故事也是翟泰丰诉说的：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时曾写过两首关于长白山的旧体诗，《诗刊》拿到后想发表，请示中办后没有回音，这诗后来在《人民日报》刊登了。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泰丰碰巧见到江泽民同志，就问总书记为什么不把诗给我们《诗刊》？江泽民同志回答：“《诗刊》是毛主席发诗的地方，我可不敢！”
这个故事是泰丰讲给我的，我曾骄傲地转述给《诗刊》的同伴们。《诗刊》的确是块金字招牌，五十年的诗歌老店，这金字招牌矗立在中国，也矗立在世界，更矗立在人心。所以，借这篇小文，表达一下我的祝福：人类离不开诗歌，就像春天离不开花朵，鸟儿离不开翅膀一样。人类的情感存在一天，诗歌就具有不容忽视的魅力。
愿《诗刊》的金字牌匾擦拭得更亮。
2006年3月7日
向
1979年，在一片诗人“归来”的声浪中，我向《诗刊》投稿。
我写诗起步较早，在“愤怒出诗人”的20世纪40年代，我赶上了现代文学的最后一班列车出发了，到1949年10月全国解放为止，我已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百多首诗，其中一些诗作后来陆续选人了《中国四十年代诗选》、《中国新文艺大系（1937—1949）诗集》、《中国现代经典诗库》、《现代诗人处女作》等选集。解放后我继续写诗，可惜好运不长，1955年在我即将出国留学之前，“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在全国铺开了，在一次座谈会上，为胡风说了几句好话，竟被抓了个“现行”，一瞬间就变成了一个浑身漆黑的“胡风分子”。二十多年来，我手中握的不再是笔，而是镰刀、锄头和铧犁，我耕耘的是土地而不是诗。忽然天亮了，绑在我身上的套索“胡风分子”、“受胡风思想影响较深的人“都被解脱了。
我周围的气氛改变了。一位青年来拜访我，我说：“不要找我，我早已不写诗了！”这位青年临走时说：“我绝不相信你今后不写诗了。”一位刊物的编辑来向我约稿，我说：“我早已不写诗了。”他说：“你今后会写的。”我说：“今后我也不写了！”临走时他说：“再过几年，只怕你要拿着作品来找我了。”
就在这种气氛下，我生出了一种感觉，一种冲动，我试着要写诗了，就像一个瘫痪了多年的病人一样，开始试探着练习走路了。
1979年，当我着手准备恢复诗歌创作之时，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规划：用三年的时间，用投稿的方式，进攻三个刊物——《诗刊》、《人民文学》、《上海文学》。
首先是要攻克《诗刊》。《诗刊》是全国最高规格的诗歌刊物，《诗刊》发表过大量的优秀诗篇，是我最向往的刊物，我能登上去吗？我自己也没有把握。
第一批诗稿寄去了。没有回音。
第二批诗稿寄去了。没有回音。
第三批诗稿寄去了。终于有了回音，是一封手写的退稿信。“诗作收阅，经过我们研究，大家觉得你的诗歌质朴，语言流畅，但诗的选材不够新颖，生活挖掘得不够，诗意比较浅薄了一些。粗浅意见，仅供参考。谢谢你的热情支持。敬礼！作品组（1979）9．25。”
于是我继续投稿，继续收到了署名作品组的退稿信。我一共收到多少退稿信记不得了，大约有七八次吧。1980年2月4日，《诗刊》决定刊用我的抒情小诗《溪边》、《寻觅》两首，只是落款不再是作品组，而是李小雨。此后《人民文学》、《上海文学》都刊发了我的诗作，我的愿望终于提前完成了。
1980年7月，李小雨来信说：“《溪边》、《寻觅》二首已发《诗刊》第8期，”我便带上这封信直奔北京看望副主编邹荻帆去了。
我早就认识邹荻帆。解放前他曾经是成都有名的“青年诗人”，我那时是个“童子军”，常常跟着我的父亲去见他，我老是缠在他的身边不走。不知道他现在还认不认识我。一见面，我一提起孙跃冬，便产生了连珠效应，他记起来了：“对呀，孙跃冬，还有许伽、葛珍，还有个谁，小小的，和罗洛一起编学生报的，怎么就是你呀！”听说我也被打成了“胡风分子”，他大吃一惊：“你那时还小得很呵！”正因为我太小，所以我才被宣布为“在我们党内隐藏得最深的胡风分子。”千言万语谈了个没完没了。
“你应当重新提笔写诗。你写了没有？”
“写了！”
“交给《诗刊》，《诗刊》支持一切归来的诗人。只要你的诗有一定水平，《诗刊》会发的。”
“我寄给《诗刊》了！”
“发了没有？”
“……”我用颤抖的手捧出了李小雨给我的信函：“就在下一期的《诗刊》！”
我大笑。邹荻帆也笑了。
回顾当年，没有李小雨的扶持，我是成不了大气候的。当然不仅仅是李小雨，后来直接处理过我诗稿的编辑还有吴家瑾、朱先树、王燕生、雷霆、梅绍静、周所同……他们对我的诗稿都是提过中肯的，哪怕是尖锐的批评，他们都是我的老师。《诗刊》培育了大批新人，也应该包括我这个重生的“新人”在内。
根据我的经历，可以浓缩为一句话：我是从《诗刊》敞开的大门走进去的。
献歌等
■ 贾 薇等
献 歌
贾 薇
你知道我最想什么
东
我想一些与你有关的事情
妈昨天来信说
她很担心
我准备明天给妈打个电话
说你一切正常
今天又是场雨
积水淹了我家门槛
有朋友对我说
别一个人呆在家里
该出门走走
我带着狗 有许多不便
但也常穿过麻园
去最近的一家商店
买一瓶酱油
一瓶醋
两包榨菜1公斤香蕉
一张晚报和
一包卫生巾
这就是我的献歌
东
你爱我
我爱你
剩下的我们以后再说
冬天里的一根火柴
曹有云
暮秋，落叶纷纷
西伯利亚提前吹来悚然的消息
吹来凝重而酷寒的风
四野茫茫，鸟雀南飞
两个固执的汉子，义无反顾的汉子
在喜马拉雅绝望的山坡
捂住词语，捂住诗行
捂住一根忠诚而热烈的火柴，秘密的火柴
莫干山
李天靖
上了莫干
众耳说静得吓人
下榻白云
倒像一觉跌入佛肚竹
尘虑寂然
清空无梦
隔着翠色 竹衣
可怜见 一把抓不住
湿漉漉鸟音
叫醒：
莫干 莫干
非关干将 莫邪
两把剑器
袖手在山
坐看云起
蝴蝶泉
宋文华
泉影里
蝴蝶纷飞
连三月
都摇起彩色的翅膀
云弄峰下
飞出两只蝴蝶
一只阿哥
一只阿妹
扛一捆苞米秆的人
董文征
小北风刮下来了
垄沟的苞米叶子动了动
是风跑过的声音
漫地扛起最后一捆苞米秆的人
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
脚步在垄上慢慢走动
走出地头，他身后的影子
似一捆苞米秆
移出田垄
他背后是空荡荡的冷
肩上扛着一缕阳光，他说
冷的后面有土地喊他的声音
早 年
刘 涛
早年，小凤还是不大的丫头
书包在腰间啪嗒啪嗒拍打着山野的宁静
从连队到学校
要穿过一片棉田，两排杨树林
田埂是小凤最爱行走的道路
早年，校园里敲钟的老汉最疼爱小凤
说这妮子像小草野得到处都是
还不时在草丛中拾到小凤遗落的书本
和粘花的铅笔
早年，小凤离开校园也是风风火火
翘起的羊角辫扎起了粉红的蝴蝶结
也不向敲钟的老汉辞行
小凤坐上了手扶拖拉机
突突突地走了
卯时书
李 骜
卯时一刻。东方地平线。
一只硕大无比的黑色的蚌，
吃力地想要张开贝壳。
二刻。黎明从公鸡的冠子上红起。
从守夜人眼睛里飘出的血丝，
慢慢聚拢成彩霞的呼吸。
三刻。无数金色的手指
纷乱地擦拭着生锈的天空。
锈迹斑斑，大面积剥落。
四刻。西诸福斯的酷刑
再一次开始。一块闪闪发光的巨石
已被磨得失去了棱角。
五刻。一个长长的影子毅然上路，
咦，竟然愈行愈短了……
一把锄的正午
陈 默
太阳把树影儿定在最小的位置
一把锄头斜倚着正午 包括它的影子
像它的主人站在自家地头想土地的问
村子极静 小院极静
没有人声狗吠娃娃叫 偶尔听见
鸡在抬眼斜视天上的一只飞鸟
歇晌的人儿 躺在凉爽的苇席上
烟锅已灭了好几个朝代
只有秦腔名角在收音机里还唱
一只细腰的蜜蜂绕着他嗡嗡地飞
采着鼾声这朵越开越大的花
还有那长在嘴角像叶的梦
麦子在田里翻腾阳光的波浪
秋苗在一场雨里发亮
厨房里传出女人和碗碟碰撞的声响
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