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第07期-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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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为火种，点燃自己，进而引燃他人，让人们的生命之火焕发出精神的光辉来。　　．通过多年来的交往，我真切地感觉到臧老是一蓬光耀华夏的火，同时觉得他又是一汪水，是杜甫所说的那种“在山泉水清”的水，清明纯净，可以清心，可以洗涤精神上的污垢。臧老是火与水的统一体。
　　臧老走了，郑曼大姐说：“他在最后的时日里，心情非常宁静。”
　　是的。臧老可以无所憾恨地结束自己的百年跋涉了。他的足迹，已经深深刻在中国新诗的百年历程中，永不磨灭！
　　二OO四年二月十七日


藏克家与重庆
■　　吕　进
　　我从大洋彼岸回来不久，就收到臧克家夫人郑曼先生的信。信中说：“克家在重病监护室。我们尽力想拖到秋天，让他闯过百岁大关。”臧克家1905年10月8日生于山东省诸城县，所以，有“拖到秋天”之说。但是噩耗传来，这位世纪诗翁终于在2月5日走完了他辉煌的生命历程。当中国新诗研究所的毕业生从各地给我打来电话报告从网上得到的消息时，我还半信半疑。2月6日和臧克家女儿苏伊的通话，才使我不得不确认，臧老真的离开我们远行了。
　　臧克家是新诗发展史上一位伟大的诗人。从1933年在闻一多、王统照、卞之琳等的赞助下出版处女诗集《烙印》起，在大半个世纪里，臧克家始终将他的同情与热爱献给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尤其是中国的农村和农民。他的伟大在于他的心永远与祖国、时代、人民相通，这是臧克家最突出的人格操守和艺术品格。1949年他写了名篇《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臧克家正是这样的人。
　　臧克家与重庆的关系很深，重庆人对他的感情也很深。在沙坪坝的名人广场树立着他的塑像，镌刻着他的诗篇《歌乐山》。在抗战烽火里，1942年8月，他从河南叶县徒步到达重庆。到重庆仅几天，就与郑曼女土举行了婚礼——所以，重庆对于臧克家还有别一番意义。在重庆的第一年，他住在张家花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宿舍里。第二年8月移居歌乐山的赈济委员会留守处，一直到抗战胜利。1946年7月才离开重庆到南京。
　　在重庆的四年，是臧克家创作丰盛的四年。他出版了好几部诗集，如《古树的花朵》、《向祖国》、《感情的野马》、《国旗飘在鸦雀尖》、《生命的秋天》等等。尤其值得提到的，是被他称为与《烙印》作为“一双宠爱”的诗集《泥土的歌》。他还出版了回忆录《我的诗生活》，这是臧克家撰写回忆录的开始。诗集《宝贝／L》是臧克家从事政治讽刺诗创作的成果。他的自选集《十年诗选》也在1944年由重庆时代出版社出版。
　　一直到晚年，臧克家都对重庆充满怀念。1985年，《重庆晚报》副总编刘子茵托我向臧老约稿。臧老寄来的就是他的著名散文《歌乐山·大天池》。在文中，臧克家深情生动地回忆了在歌乐山的时光。文章一开始他就写道：“歌乐山大天池，一提起这个名字，我心里就直冒热气。在困苦的战时，我在这山窝的农舍里度过了三年多愉快时光。”他有一首《歌乐山》：“我放弃了歌乐山，／我永远占有了歌乐山。”他在，1978年怀着深深的思念写了一首《忆山城》，诗中唱道：“山城它是一位故人／醒时梦里常来人目”。
　　1989年，重庆出版社编辑出版《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出版社沈世鸣总编辑请臧老担任《诗歌卷》主编。臧老为了编好这本书，尤其是为了这本书的序言，付出了许多精力。《臧克家全集》收入八封致我的信，其中，有五封都是在讨论这篇序言。他在信中说：“为了这个序言，我花了大功夫，看了大量材料，酝酿了好几个月！”
　　1986年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成立，臧克家欣然同意担任顾问教授，并出资在新诗所为优秀研究生设立臧克家奖学金。他这位顾问教授可不是挂名的，他对新诗所的建设十分关心，时时提出他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我，臧克家也很关心。我比他年轻30多岁，但他老是叫我“吕进老友”。不过，对于我来说，臧老的确不仅是前辈和老师，也是感情颇深的忘年交的朋友。他不因我的年轻和资历较浅而轻视我。我们往往平等地讨论问题，达到一致意见。在《吕进的诗论与为人》一文中他写道：“他的求实态度，多少校正了我个人的偏激看法。”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在重庆的西南师大和成都的西南交大同时担任“双聘教授”。他和郑曼先生、苏伊都写来好几封信，要我注意休息，不要太劳累。对于我想离开西南师范大学回故乡成都，臧老来信说：“到成都另辟天地，可是复杂。应付须费心机，望权衡何去何从。”我听了他的忠告，留在了重庆，留在了新诗研究所。80年代中期，我的太太得了大病，住院手术，生死难卜。臧老和郑曼先生十分焦急，一再来信问候。这种问候持续了十来年，一直到我的太太的健康出人意料地彻底好转。这事使我们全家一说起就很感动。
　　臧老是诗人性格，为人坦诚，肝胆相照，有什么说什么，没有手段，没有城府。80年代初，我听说臧老给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写信，建议他做事要三思而后行，讲话要控制感情。我不太相信，心想，再直率，可能也不会直到这个地步吧。最近《臧克家全集》出版，我果然查到了这封信。我还记得，当时耀邦叫人给臧老送去一篮荔枝和一封信。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一个伟大的诗人的人格光芒四射。臧老从谏如流。1986年全国文学奖评奖，臧老报送诗集《落照　红》参评。这是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臧老晚年的诗集。评委们的意见是，这本诗集对于臧老来说代表性不强，最好不授奖。于是，与臧老沟通的任务就落在了我这个评委的头上。我对臧老说，建国以后，你没有报过什么奖，这本诗集如果得奖，就将是您在解放以后唯一的获奖作品。但是照我看来，这本诗集远远没有您许多集子重要。臧老的欣然应允。一个评奖难题就这样轻易地解决了。
　　臧家原住在赵堂子胡同，我在那里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在臧克家的教育下，这是一个十分有教养、十分讲礼貌的家庭。我和乐源、乐安、小平、苏伊都结下了深厚友谊。到北京出差，只要来得及，都去看看。有次我去，正赶上吃饭。苏伊特地做了一盆土豆沙拉。臧老生病，不能吃饭，就坐在我旁边作陪。他说，我吃饭要求不高，一个馒头，一盘花生，可也。夏天的一天，我去那里，臧老就吩咐在小院里摆上一个小桌，给我放上西瓜，全家围我而坐，看着我吃西瓜。我去，往往一见面，臧老就滔滔不绝——文坛，诗歌，《诗刊》，等等。这时常常是郑曼先生提醒他：“吕进同志远道而来，你不要一个人说，让吕进说说嘛。”但是这个提醒往往只管得了三五分钟，他又忘情地依然故我了。2002年中秋节，臧克家在来信里附了一张条幅：“吕进老友好：念旧元是人常情，千山万水不隔心——极想你的百岁之童臧克家”。2002年冬天，我去北京开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时去红霞公寓看望了臧老。接到我的电话后，他一直躺在床上等候，手中还握着写好的一张条幅：“吕进老友，多年不见，醒时梦里，时时想念”。没有想到，这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诗坛泰斗，　风范永存
■　　晓　雪
　　元宵之夜，2004年2月5日晚8时35分，我国99岁高龄的当代诗坛泰斗臧克家永远闭上了眼睛。天上皎皎明月，地上灿烂灯火送们的诗星远行。
　　臧克家的名字是同中国新诗的发展史连在一起的，他是当代中国诗坛年纪最长、资格最老、德高望重、创作最丰富、影响最深远的艺术大师之一。
　　我是在艾青、臧克家等诗人作品的哺育下走上诗歌道路的。臧老的诗我上高小时就开始读，并非常喜欢。从《烙印》、《感情的野马》、《古树的花朵》到《老哥哥》、《六机匠》、《宝贝／L》等等，凡是能找到的，我都读过。有的反复诵读，《老马》、《有的人》等短诗名作，我至今还能背诵。臧老是我从小敬仰的诗坛大师。臧老非常重视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诗刊》创刊的第一年，想不到作为主编的大诗人臧老，竟也注意到我这个远在云南、初露头角的年轻人，曾于1957年11月5日亲自写信向我约稿，使我激动万分。但“文革”前我始终没有机会去北京拜访臧老。直到1975年12月4日，我们才第一次见面。当时经毛主席同意、邓小平副主席亲自批示《诗刊》复刊。准备于1976年第一季度（争取早一些）出刊，李季同志新任主编，在这一天主持召开了有赵朴初、臧克家、林庚、包玉堂、徐刚等十位诗人参加的小型座谈会。原定座谈1957年毛主席给臧老和编辑部同志那封信的体会，后因毛主席批准在重新出版的《诗刊》第一期发表他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会议也同时座谈学习这两首词的体会。我恰好在北京，被列为座谈会参加者之一，终于见到了久仰的大诗人臧克家同志。臧老非常平易近人，对我非常热情。会后第二天，我便去赵堂子胡同15号拜访臧老，见到了臧老的夫人郑曼同志。那天我们在一起倾心交谈了两个多钟头，也许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吧，彼此都说了许多当时在公开场合不能说的心里话。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经常去北京开会，又曾同臧老一起担任全国第一、第二、第三届新诗（诗集）评奖的评委，每一次会后都要去臧老家里，向他请教一些问题。有不同意见臧老也坦率地指出。我出的书都请臧老指正，臧老也把他新出的书签名送我，从1978年出版的《忆向阳》到2001年出版的《佳作不厌百回读》，臧老签名送我的书已有21本，包括他几次再版的《臧克家诗选》。有时，他不愿意公开写文章表示的意见也写信给我。1983年5月6日他在来信中说：
　　“对你的人，你的信，你的作品，我总感觉亲切。你谈诗二文（《人民日报》、《诗探索》）我均拜读了，认为意见不差。你比较看问题公允、符合事实，但你也有偏爱。对新诗问题，我将近五十年有一贯的主张和看法，引起不少反响——赞同的与反对的。至今犹然，而且更剧烈。我不想再说什么了。几个月来，有四个刊物要我谈对新诗的看法，我没写。
　　“我觉得，诗（一切文艺作品）应该表现时代精神，与人民思想感情保持密切关系，并求其统一。诗人，要有个人艺术特点（必须富于民族色彩），诗人要学习古今中外优秀的传统，特别是祖国文艺优秀传统。
　　“评诗，论人，要客观，要科学，要事实求是，要历史主义。但，而今看风头，凭关系，搞宗派，搞啦啦队的情况，是不少的。只讲洋化，不讲传统，只讲表现自我，不讲表现人民生活。捧一个人，他的作品，无所不佳；压一个人，可以不研究，甚至不读他的作品。这情况也是可悲的。”
　　二十年前臧老信中的这些话，今天对我们仍有指导和启示的作用。
　　1995年12月，中国现代文学馆和中华文学基金会在北京举行我的作品研讨会，臧老因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