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犯 作者:张平-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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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犯》选择和强调了生活中的偶然因素和突发事件，夸张和渲染了对立双方矛盾走向的时间、空间和程度，悲剧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然后作者再用一连串意料之外的奇迹般的情节予以衬托和激化，自然使作品中的故事产生了引人卒读、震人心扉的强大力量。
一个残废的复转军人，用一把老枪杀害了四个农民的生命，转眼之间身份大变，成了令人憎恨、恐怖、唾弃的凶手。这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又是一个可供作者无限演绎的故事，许许多多的曲折、离奇、惊愕、创伤、眼泪、叹息或苦笑都可以装在里边，就看作者的经历才气和出版商的胃口。许多受传统濡染至今毫不动摇的作家对此不以为然，不足为训或不屑一顾甚至嗤之以鼻。恰好说明他们不思进取、抱残守缺而胶柱鼓瑟。有的人宁愿把文学恢复成贵族的装饰，摆弄成圈子里的叭儿狗或者深闺中顾影自怜的铜镜，而不思忖着从这里起步铺设起引导读者的桥梁。
张平过去的小说过分着力于情感的积蓄，所以被有些人标之为“苦情小说”。情感这东西，如果不和宏大的背景、重大的事件、紧张急促的叙事相联系，是不会引起广泛的关注的。所以，张平的小说尽管一开始就起点很高，屡屡得奖却不为人知。《凶犯》是一个转变，有了一些大刀阔斧的气概。后来译成外文，被当作认识当代中国在负重中腾飞的一面镜子。尤其在东邻日本，2004年出版后迄今已再版七次，印数超过了十万册。小说被翻译，当然是因为代表了我国小说发展的一般水平，是因为“作品的力量所推动”（日文译者语）。小说描写的生活内容，无疑将成为译介国人了解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生存状态的窗口。今年《凶犯》被拍成电影《天狗》，又再次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强烈反应和意料之中的巨大成功，从大学生到专家，从报刊到网络均好评迭来。看重思想性的，认为是不可多得的瞩目现实的力作，留意艺术性的，把它和好莱坞的经典情节剧媲美。仔细琢磨，《凶犯》比《法撼汾西》、《天网》写得耐心，而似不如其流畅，在更为沉重的表述中，不知不觉中流露出对最初的留恋。是利是弊一下子难说，有一点我可以公开地说，从情节出发去构思和过去从情感出发去圆满，对张平来说无疑是一个进步，也是他摆脱有几年在纪实和技巧之间犹豫不决的标志之一吧。
跋：现实主义在当代的发展（3）
三《凶犯》没有在人物形象上有章可循或着力下功夫，换一句话说，在结构上是人随事走而不是事绕人转。其实这也是现代畅销小说的共同特征。这种小说的构思一般起点是矛盾或事件，然后从对立的双方来寻找形成和强化冲突的人物性格。处于开阔的中间地带的人物更具有随意性，经常处于道具的处境。一切围绕着冲突的发生、展开和高潮而设置，造成舒缓有致或紧张激烈。比如小说中孔家峁的群众一拥而上毒打李狗子的场面，如果只是狗子和孔门四条龙的对立，矛盾最终恐怕不会发展到枪杀人命的惨烈。
著名心理学家菲利浦。钦巴多在斯坦福做了一项“囚禁”实验。他和助手把他心理学班上的学生分为“看守”和“囚犯”，让他们在一座建筑物的底层经历一次为期两周的监禁。实验不久，发现“囚犯”开始辱骂“看守”，“看守”也以辱骂回敬，很快“看守”便用短棍殴打“囚犯”。假戏真演而且愈演愈烈，暴行越来越严重，使他又惊骇、又懊恼，不得不提前结束实验。罗洛。梅指出：“这些学生起初彼此并无特殊的仇恨……但他们具有破坏的能力，它无须很多煽惑就能变成现实中行动的恶。恶的可能性就在表面下潜伏着。”由此可见，孔家峁的乡民们，在孔家四条龙的任意驱使下，人性中丑陋野蛮的一面次第萌发展开，必然导致成一种无意识的机械行为。18世纪著名哲学家孟德斯鸠曾尖锐而刻薄地指出：群众是最难对付的，他们有时候千手齐下，搅得天翻地覆；有时候万足并举，反而慢若爬虫。“五四”以来，我们只是关注和肯定了群众运动的革命性一面，这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当然是对的，只是在建设年代仍然强调群众运动的轰轰烈烈，那肯定是失大于得，“文革”浩劫是惨痛不过的最大教训。群众运动的驱策权一旦被坏人所把握，那造成的破坏真是让人制止无力，欲哭无泪。《凶犯》第一次正面地描写到这种现象，反映了张平思考现实的历史深度。
李狗子蠕动辗转在山窝与孔家峁的十三个小时，身体的艰难反而加剧了内心的思考——这种思考的问号在他担任护林员的三个月中一直没有停止过。人人都想富起来，只是孔家四兄弟为什么不顾一切地选择了这种巧取豪夺的方式呢？用掠夺的方式，这种方式给国家造成的损失要比他们自己实际的所得大得多。孔家峁的乡民们为什么如此的愚昧呢？他们充当孔家的奴才，受尽了剥削和欺凌，不思反抗，反而变本加厉地用野蛮来污辱外人，为虎作伥，在充当帮凶的同时使自己陷入了非人性的深渊。鲁迅先生20年代写过《药》，革命者的热血被华老栓拿去作药引子，触目惊心，发人深思，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种悲剧仍然在一幕幕地继续着，究竟是什么原因？李狗子的疑问也正是作者的思考。荣誉军人成了“凶犯”，也许是孔家峁的乡民们逼迫所致，但是这隐藏在巨大的惨剧之后的深层次的原因又是什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孔家峁的乡民不也一样是更加令人沉思令人扼腕的被害者？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的地痞恶霸，难道不是在人们自己的温顺和善良中促成并变得越来越强横？
《凶犯》、《法撼汾西》、《天网》到后来的《抉择》、《十面埋伏》、《国家干部》等小说，与其说把关注点放在人物身上，不如说是放在小说揭示的社会问题上，人物可能是虚构的，揭示的社会问题是货真价实的。由此我们发现这类小说的一个鲜明特征：其情节中心点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让人绝望的社会问题，依靠自己、依靠政府和法律，甚至依靠上帝都无能为力。其二是非逻辑性的偶然因素而出现的人物，在社会问题的某一局部上采用极端手段干净利索地解决。李狗子自觉地心甘情愿地走向“杀人凶犯”，正是这类小说的典型构思标本。此类小说对社会发展过程中蕴涵弊病极富洞察力的描写，反映了张平的思想深度，非逻辑性的冲突结果，反映了张平作为艺术家的理想主义天性。
跋：现实主义在当代的发展（4）
写得太实是由于现实感太强烈，这是从《凶犯》到其他一些小说比港台和西方畅销书厚重而让人称道之处，所以内地这种书总比海外的来得厚实，多了一层娱乐以外的东西。尤其张平的小说，没有多少读者为了消遣才去阅读。更多的人是为了排遣心中的郁闷才去关注张平。太实的书又有想象不足的弱点，讲究“无一字无来处”的传统束缚了作家的才气和幻想，因而人们读流行小说时企望消闲的渴望总得不到满足，有时还莫名其妙地平添几许沉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建议内地文艺圈子中的人士向港台电视剧的编导们学习，学习他们那种无法无天、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和无拘束，文学的翅膀才能飞得更高。但想象并不意味着逃避，无拘无束也不意味着脱离根性，否则，文学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在这一点上，张平则让我们感到欣慰，感到振奋，也让我们看到了现实主义回归和新时期文学的希望所在。
四小说中引用了一段戏曲唱词，我把它转引过来：恨不得摘了他斗来大印一颗……
把麻绳背捆在将军柱，把铁钳拔出他斑斓舌，把锥子挑出他贼眼珠，把尖刀细剐他浑身肉，把铜锤敲残他骨髓，把铜铡切掉他头颅，……
《凶犯》描写了两处打人的场面，一处是孔钰龙领人在街市上打一个小偷，一处是孔家四兄弟集合孔家峁全村人毒打护林员李狗子，其血淋淋的场面使人不忍卒读，加上上述唱腔，使读者的目光被引入悠久的历史文化空间：残酷，这无论坏人行凶，或者好人惩恶，在残酷这一点上是多么的惊人相似和缺乏人道呀！这样《凶犯》就不仅仅成为对现实的批判，而且成为对历史的反思了。其实细究起来，残酷，不仅是中华民族，同时也是东方文化特征之一。《百喻经》记载佛祖为救白鸽，不惜以身饲饿鹰的故事，就写到佛祖残忍地用刀一刀一刀地切割身上的肉来满足鹰的饥肠。《水浒传》中写到梁山好汉“黑旋风”李逵一上战场，杀得兴起时，板斧一抡，不管是官军对手还是百姓看客，挨头砍去，犹如砍瓜切菜一般。至于历来发生的种种酷刑和折磨人的手段，难以枚举。
文化可以认为是一种习惯，是前边对后边的一种影响，是后边对前边的一种不假思索的模仿。漫长的封建社会给后来的中国人以巨大的影响。君主有一种漠视臣民的习惯，主人有一种漠视奴才的习惯，君子有一种漠视小人的习惯，男人有一种漠视妇女的习惯。在前者的心目中，后者只不过是一件物理事物，稍微甚至大幅度地改变一下，它仍然存在着，即使消亡了，仍然可以毫不费力地再找到替代物。孔孟的儒家教化给中国人留下那么多如何做人的清规戒律和礼性教条，个性就几乎被淹没了。要想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君主的重用擢拔，个人就几乎丧失了自主保护的幅度。对那些与生俱来的特权阶级来说，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说给对方听的录音机，留言簿而已。泯灭个性的礼教，对于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是没有多少约束力的；封建社会把人从君主开始分成上尖下众的金字塔，越往下人越众而个性的主体意识越少且越得不到别人的承认，到了一般妇女，干脆连名字也没有了。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切中了中国国情的要害：有什么样的群众基础，就有什么样的统治形式。受尽屈辱的中国人常常看不出有多大的内心痛苦，仅有的一丝也传不到神经中枢就忘记了。但大家都条件反射般地讨好身边的权势和主子，可憎可厌时简直像一条摇尾乞怜的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