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离我们有多远-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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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中年男子名叫张建启，他的年仅８岁的女儿名叫夏青，是一名ＨＩＶ感染者。
张建启是河南雎县河堤乡的一个农民，２００１年４月，女儿得了一场大病，开始以为是感冒，吃了一些药仍不见好转，高烧不退长达５０多天，而且身上开始起疱疹。
张建启感到女儿不是一般的“感冒”了，便带着孩子来到雎县人民医院进行医治。
前段时间，河南个别农村发生的大规模ＨＩＶ感染事件震动了社会各界，引起了社会各界特别是医疗卫生机构的高度重视。雎县人民医院收治夏青时，就觉得这个孩子的病有些异常，要求对夏青做血液检验。
血检结果出来了，夏青的ＨＩＶ抗体呈阳性，基本认定夏青是一名ＨＩＶ感染者！
张建启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医院建议张建启带孩子到省上进一步确诊。
于是张建启带着夏青来到河南省皮肤病性病防治研究所再次进行血检。
最后结果出来了，血检报告单上醒目地写着：ＨＩＶ抗体呈阳性！
痛苦悲愤之余，张建启不明白孩子怎么染上这种怪病的。
医生耐心地告诉他艾滋病传染的三个主要途径：性、血液、母乳。
第一个原因完全可以排除，第三个原因可否排除呢？
夏青不仅可以直接从母体染上艾滋病，她母亲也为孩子输过血啊！如果说夏青染上ＨＩＶ是一个严重的医疗事故的话，如果说张建启要向有关医院讨个说法的话，对夏青母亲进行血检将是必不可少的一关，只有排除夏青母亲传染ＨＩＶ的可能性，才有可能追究相关医院的责任。
检测结果出来了，孩子母亲的ＨＩＶ抗体试验为阴性。证明夏青感染艾滋病与母亲无关！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惟一有关的感染途径就是输血了。
经过回忆，张建启认为女儿感染上艾滋病，很可能与六年前的一场大病有关——
１９９５年农历五月二十八日，年仅两岁的夏青因肠坏死手术，在河南雎县某医院接受过输血。当血输了不到２５毫升时，医生说血稠，便改输夏青母亲的血。
１９９９年底，小夏青又得了血小板减少症，医院又给孩子输了４个单位的血小板，并连续输了三次血。这次所用的是某血站供应的血小板和血液，是经过医生全面检查的，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关键是１９９５年输的那２５毫升，难道十恶不赦的艾滋病魔鬼就藏在那２５毫升狭小的容积里？
张建启找到医院，医院方面作了明确的答复：“１９９７年血液统筹后出了事我们管，之前管不了。”
对于此一答复，张建启当然不服，虽经多方奔走，向医院讨说法的事至今仍无进展。
跟医院交涉没有结果，总不能拉下孩子不管吧？正当张建启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位好心人闯进了他们的生活。
这位好心人就是国家天文台研究生李丹。
２００１年１月，在好心人李丹的帮助下，张建启带着女儿来到北京地坛医院进行治疗。
可爱活泼的小女孩夏青来到北京治疗艾滋病的消息，经北京电视台《晚间新闻报道》报道后，父女的命运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也有人视艾滋病人为洪水猛兽拒绝给予关怀的，比如张建启父女俩租住房子的房东，在看到当天北京台播出的有关新闻后，立即让父女俩搬出去。万般无奈，张建启带着女儿顶着寒风，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穿梭，寻找一处栖身之地。
虽然张建启父女俩遇到了不快与烦恼，但今天社会的光明度，还是足以暖开这对不幸父女的心扉的。对于社会的包容与关爱，对于多数好心人伸出的援助之手，张建启感慨万千：
“从内心讲，我很庆幸。在地坛医院，我们遇见了像徐克沂、张福杰这样的好医生；而且夏青的事情在媒体上报道后，我们得到了社会上很多人的关心和帮助。”
说到这里，张建启的眼睛潮湿起来，他举例说：“住在上地桥的一位谢老师，托女儿专程来医院看望夏青，还捎来了５００元钱并热情地告诉我，说如果在北京没地方住，他们一家可为我们提供免费吃住的地方。这种好心人，北京多得很呐！”
张建启又指着床上一堆礼物说：“这些都是同情夏青遭遇的人送给她的礼物。这是和她同龄的小朋友送她的毛毛熊和书包，还有热心的阿姨叔叔买来送给她的图画书和文具盒。”
小夏青是一个聪明好动的孩子，但是在医院里，生活的空间很狭小，她无法接触到同龄的孩子，与他们一起唱，一起跳，一起玩儿。在病室里，她最开心的朋友，就是叔叔阿姨们送来的毛毛熊和小布猴了。爸爸看见小夏青特别喜欢动物，抽空带她进了一回动物园。小夏青本是农村出来的孩子，没见过北京有这么大，也没见过动物园有这么大，更没见过有那么多各种各样的动物，她高兴极了。看够了地上跑的，又看天上飞的，她最喜欢的就是金丝猴和小猩猩了。
她跟金丝猴说话，金丝猴不理她，“刷”地一下跃到树梢上，给夏青做着鬼脸；她又逗小猩猩，小猩猩这家伙人的灵性还不小，它挤眉弄眼抓耳挠腮地直冲着小夏青乐呢！
以后每当小夏青遇到不开心的事儿，总要缠着爸爸上动物园。
当然，最令爸爸难堪的事儿就是小夏青吵着要上学了。
叔叔阿姨送的图画书看完了，小夏青觉得不解馋，便扯着爸爸的衣角说：“爸爸，咱们回家吧！回家我好上学。”
张建启该怎么回答女儿的正当要求呢？想到女儿的病，张建启鼻子一酸，眼泪直往肚子里咽：“青青，你需要上学，但现在你的病情不允许你去上学。如果你想上，爸爸将来找一个阿姨来教你，不过你得听话，知道吗？”
“我知道。爸爸，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小夏青有些急了，她着急，也许就是为了那个回家上学的愿望吧。
张建启觉得，回家是个无奈的结局，但这却是必然。
张建启心里很清楚，全家老小五口人，全靠他一人在建筑工地打工维持生活，即使是全家人不吃不喝，一年到手的钱也不过三四千块钱。而女儿在医院治疗，每月药费最低也得５０００元左右，相当于张建启一年的收入。而且这还是一般性的治疗，如果采取一些比较有效的方法如鸡尾酒疗法等，花的钱更多！并且夏青一旦用药，就不能中断；假如停止用药，病情就会反弹，甚至危及女儿的生命。如果现在就不用药，医生说，小夏青最多还能活一年多时间。
对于张建启这个３０多岁的农民来说，摆在他面前的，是一种两难的选择。
由于新闻媒体介入，张建启又有了第三种选择，那就是本文开头那一幕，他带着他的女儿向社会发出泣血的呼唤：
“我的女儿是无辜的，我想让她活下去，希望社会救救她！”
第十一章 魔爪下的花蕾“救救孩子！”（1）
想上学的“ＡＩＤＳ”儿童何止何灵和夏青。
年仅８岁的艾滋病患者李鹏鹏在回答记者提出的“想不想读书”问题时说：“想！我做梦都想尽快回到学校里和小朋友在一起！”
李鹏鹏是安徽省临泉县迎仙镇韦小庙小学的三年级学生，打从他能够记事开始，他就与“感冒发烧”、“肺部感染”等病症结下了不解之缘，隔三差五感冒、发烧、身体不适，成了乡、县两级医院的常客。
李鹏鹏的病总是好了又患，患了又治，每一次治疗，医生总免不了在处方笺上写下“肺炎”、“肺结核”等字样。
从１９９７年开始，鹏鹏的病加重了，而且发病时间间距也缩短了，动不动就进医院打吊针，这种莫名其妙的状况一直折腾了两年多时间。
后来医院通过血检，证明李鹏鹏感染上了艾滋病。几乎所有给鹏鹏会诊的医生和专家都认为李鹏鹏染上这一致命疾病的惟一途径是输血感染。
据《江淮晨报》报道，尽管李鹏鹏的父亲李中法目前已将诉状递到了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将那家可能让鹏鹏得病的医院告上了法庭，但李家目前的状况已经等不到那个时候了：家里能卖的已经卖得精光，包括过冬充饥的粮食也卖得一颗不剩；鹏鹏的患半身不遂的母亲，不能站，只能躺在床上，靠一条破旧薄被过冬……
几乎与李鹏鹏命运相同的另一“ＡＩＤＳ”儿童凯佳是个刚满三岁的小女孩。她出生时，母亲难产，医院给她母亲输了卖血人的血，在凯佳两岁时，母亲得艾滋病撒手人寰，留下了丈夫王为军和女儿凯佳。
凯佳自一生下来，心里就没有娘的概念，爸爸一手把她拉扯到三岁。后来看见别的孩子常“娘啊娘”地喊，便问爸爸：“爸，俺娘呢？”
王为军抹着泪水把头扭开，回答道：“上班去了。”
孩子一听高兴了：“上班挣钱，回来好买新衣裳！”
凯佳哪里知道，她的娘一年以前就去世了，回家只是心里永远的梦。
凯佳更不知道，小小年纪的她跟娘一样，也染上了那“怪病”，也许要不了多久，她也会追随娘的脚步而去的。
王为军曾向医院讨说法，医院只承认非法采血，不承认因此让王妻感染上了艾滋病。
与此同时，当地不断发现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正如一年前记者采访一位防疫站站长所说的那样，这个地方长期以来由于血液管理混乱，对艾滋病监控不力，导致艾滋病疫情流行，暴露出来的问题仅是冰山一角！
作为一名年幼的ＨＩＶ携带者，小凯佳不仅要经受艾滋病的折磨，还要经受生活中不理解艾滋病人的那些人的歧视。
生活里，没有人与他们家的人来往，连同住在一个院子里的叔叔伯伯也都搬走了，人们见了她和她父亲、爷爷，如同见了魔鬼一样躲得远远的，有时竟把凯佳吓得哭了起来。
最让凯佳高兴的事就是向爸爸要一毛钱去街上买糖吃。卖糖的人见凯佳来了，忙取出一两块糖扔给她，凯佳拿着钱直喊：“阿姨！钱，这是买糖的钱！”
阿姨急忙退避：“你快走开，我不要你的钱！”
凯佳至今都不明白，阿姨给了糖怎么就不收钱呢？她哪里知道，在人们眼中，ＡＩＤＳ患者手里的钱也是魔鬼呀！
实在挺不住了，王为军把那家医院告上了法庭，北京大学妇女法律援助中心免费替他们打官司。
官司胜算几何？又能赔偿多少？即使是医院给予一定的赔偿，能挽救小凯佳的生命吗？
最让王为军伤心的是看不到官司胜诉的那一天，小凯佳就走了。因为医生曾告诉过他，孩子５岁前最容易发病。
也有人出主意说，干脆把孩子弄死算了。爷爷被惹怒了：“这病是她自己愿意得的？孩子她妈不在了，就不能让她多活几天？”
小小年纪，凯佳眼里总是浸润着忧郁和泪水。她有时望着铅一般沉重的天空发愣：“我还能活下去吗？我还能活多久？”
在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