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狱 作者:萧陶-第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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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文名字叫周娅，可我还是愿意人家叫我朱迪。”朱迪说。
“朱迪挺好听的。”我对朱迪说。
“你爸爸在国内做什么？”大江放开亭亭，停下来问朱迪。见我们跟上来了，他才领着亭亭往前走。
“我只知道他做房地产开发。更多的，我就说不出来了。他从来不跟我说，我也不问。”朱迪边走边说。
“我听你妈说话，她好像是北方口音？”我问朱迪。
“她是山东人，我爸上海人。”朱迪说。
“你会说上海话吗？”大江回头问朱迪。
“哪能勿会讲。”朱迪用上海话回答。
“侬啥晨光来呀？”想不到大江也会说上海话。
“侬啊会讲上海话哎？”朱迪用上海话问大江。
“你俩说什么呢？说咱都听得懂的话。”我大声地抗议。
大江跟朱迪会心一笑，才又说回了普通话。吃过晚饭，我们就回饭店了。我们住的是个带厨房的套房。客厅里有一张沙发床，房间里是两张双人床。大江把我们仨全轰进房间。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装着没看见。我心想，肯定是他订房时有意安排的。
第二天下起了蒙蒙细雨，幸好我们带雨衣了。我们驱车前往50多公里外的路易丝湖。冒雨游湖倒是别有一番情趣。湖面虽不大，但一片湛蓝，如蓝宝石般瑰丽。三面环山，层峦叠嶂，远处是终年不化的雪山。雪与水交融，湖与山相连。风吹树枝婆娑响，雨打水面涟漪起。我们沿湖往山里走，一路上不断有人从山上下来，大家擦肩而过，彼此并不相识，但都会喊声Hello。大江跟朱迪边走边聊。朱迪落落大方，有问必答，很纯很真。透过她的话语，我总能找到我过去的影子。亭亭从没走过山路。没走多会儿，她就喊累。大江让我们原路返回。路上，朱迪捡了很多从山上滚落下来的小石块，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亭亭觉得好玩，也去捡。两人越捡越多。我们四个每人捧着一小堆碎石块回到车上。
离开路易丝湖后，雨越下越大，连最想去看哥伦比亚冰川的朱迪也退缩了，我们只好提前班师回朝。途径卡尔加里时，大家都喊饿。见街边有家中餐馆，连是什么菜系都没看清楚，我们就停车进去了。餐馆里高朋满座。站在门口等了会儿，带位的小姐才领我们进去。我刚坐下，就听见旁边有人说中国话。我转头看过去，隔壁的一桌坐着一家四口人，男主人正操着台湾式的国语跟他太太说话。
大江一定也注意到了。他问那男主人：“先生，你是台湾人？”
男主人说：“是。你怎么知道？”
大江说：“我也是猜的。”他说得很谦虚，分明是听出来的。
男主人问大江：“你们出来旅游？”看来他也挺健谈。
大江回答：“刚从班芙回来。你住在此地？”
男主人说：“不，我们从爱民顿来。”
大江说：“巧了，我们也住那里。”
男主人问大江：“是吗？你尊姓？”
大江说：“免尊，我是菲利普。你怎么称呼？”
男主人说：“敝姓汤，在大学教书。”
大江恭维道：“是汤教授。”
汤教授客气地说：“不敢当，不敢当。”
一听是大学的教授，朱迪忙凑过去，问汤教授：“老师，您在哪个系呀？”
汤教授答道：“我是医学院的。”
朱迪说：“我是化工系的新生。”
汤教授说：“化工系不错。”
朱迪小声地问汤教授：“您能留个电话给我吗？”
汤教授放下手里的筷子，掏出支笔，在餐巾纸上写下他的电话号码。
朱迪接过后，说：“谢谢，老师。”
汤教授对朱迪说：“不客气。”他转头对大江说：“你女儿有礼貌。”
大江解释说：“她是我邻居的孩子。”
汤教授忙道歉：“对不起，菲利普。”
大江笑着说：“没事。我要有这么大的女儿就好了。”
汤教授又问大江：“你女儿几岁？”显然他把亭亭当成大江的女儿了。
亭亭说：“我不是他女儿。”孩子的话弄得大江下不来台。
我瞪了亭亭一眼，转头对汤教授说：“她是我女儿。”
汤教授说：“噢，明白了。”
在国外打听别人的隐私并不是件光彩的事。他一定不想把这话题延伸下去，才这么说的。
不多会儿，汤教授他们就走了。临走前，他客气地对我们说：“回去后，再联络。”
“慢走。”大江起身代我们送汤教授一家。
我们从卡尔加里回到爱民顿，已是傍晚了。朱迪说她有款新游戏。下车后，亭亭非要去她家玩不可。我和大江一前一后地进了家门。
我对大江说：“你不让孩子叫你爸，以后这样的事还会有。”中午的尴尬事让大江很难堪，我借题发挥。
他想了想后，说：“叫就叫吧。我认她做我的养女，反正我也没女儿。”
“这可是你亲口答应的。”
“怎么，你还不信？”
“谁不信了。”我白了他一眼。
晚上，他早早就躺下了，说开车累了。我们住温哥华时，白天孩子放假在家，晚上他睡沙发，受制于客观条件，他对那事没兴趣，我还能原谅。可他从多伦多回来后，还是不让我碰他。就连洗澡，他都把门关得严严的，不让我进去。我竭尽暗示挑逗之能事，就差裸睡了，可他就是熟视无睹，无动于衷。我真有点受不了了，都怀疑他是不是不爱我了。不过，以他现在的处境和状况，不像已另有所爱，那我看他十有八九是得性病了。谁知道他逃亡的那一年里都干了些什么。网上不是有句流行语吗，男人不能守身如玉，一定会守口如瓶。我好几次想跟他挑明，可又怕伤了他的自尊。
我想趁大江在，跟徐大卫把婚离了。第二天，我给徐大卫打电话。
电话接通后，我说：“我找David。”
“我就是。”
“我姓陆。”
“哎呀，是你呀。你搬到哪儿去啦？我到处找你呀，还登报啦。”
“登报？”
“对呀，登报找你呀。”就算他没撒谎，我也没兴趣打听。
“我找你办离婚。”我直截了当地说出我找他的目的。
“你要愿意跟我过，我把那四万块钱还给你。”
“你做梦吧。”
“你一个人不容易，我能帮你。”
“你说，什么时候去办离婚？”我强压心中的怒火。
“不要急嘛，再等半年，好不好？”
“不行。”
“三个月也行呀。”
“我说不行就不行。”我真没想到他不仅是个流氓，还是个无赖。
“前些时大陆来了三个人，两个男的，一个女的，来找我，其实是找你的。”听后，我大吃一惊。
“你说什么啦？”
“我说大陆有人来找你。”他没听明白我的问话。
“我问你，你跟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我说我也在找你，还给他们看了报纸上的广告。你出什么事啦？我能帮你的。”
“我的事，你少管。你欠我的债，我还没找你算呢。”
“我们是合法夫妻……”
“呸，你怎么这么不要脸？”我打断他，骂道。
“别激动，说事。”大江在一旁小声提醒我。
“你骂我，我不计较。只要你愿意跟我过，我可以把……”他又要搬出他那四万块钱来。
“你别做梦了。”没等他说出口，我就把他的话堵了回去。
“你不能再考虑考虑吗？”
“没什么好考虑的了。”
“你不懂怎么办离婚。”
“我不懂，我可以请律师，反正我们分居早就超过一年了。”
见他半天没说话，我喊了两声喂，听筒里传来一阵忙音。他已把电话挂掉了。
“司马找过他了？”见我撂下电话，大江问我。
“他不肯离。”我答非所问。
“别再找他了，还是请律师办吧。”
“王八蛋。”我恨不得扒了徐大卫的皮，再碎尸万段。
“你觉得司马走了吗？”大江问我。
见我还没回过神来，大江又问了一遍：“我问你，司马走了没有？”
“不知道。”我脱口而出。
“就算走了，我看他还会杀回来。”
“他想拖，没门。”我心里想的还是离婚的事。
四十九
第三天的晚上，“嘟，嘟，嘟！”突然有人在楼下按我家的门铃，我的心一下子揪起来了。大江示意我去应答。我走到对讲机前，按下上面的“Talk（讲话）”键，说：“Hello。”手刚松开，就听对方说：“是我。”声音虽不太清晰，但我能听出他是谁。大江凑过来。我在他耳边小声地说：“徐大卫。”他忙从兜里掏出支笔，在他手掌上飞快地写了几个字，抬手给我看：“轰他走”。
“你开门。”见我没说话，徐大卫喊道。
我又按下“Talk”键，说：“Who are you（你是谁）？”我的英文虽谈不上好，可发音还比较正。我想迷惑他，让他觉得找错了人。
“我是David。”
“I don’t know who you are； please
leave（我不知你是谁，请走开）。”我说得很慢，好像怕他听不明白似的。其实并不是故意的，我边想边说，实在做不到流利。
“我是David呀。”看来他的英文更烂，愣没听懂我的话。
“If you stay here； I call
police（你再不走，我就报警）。”我把“Police”咬得很重，心想这个词，他应该熟悉。说完，我就松开了“Talk”键。
对讲机里没再传来任何声音。大江走到窗前，用窗帘挡住身体，侧身探头往下看。过了会儿，他转头对我说：“好像走了。”
他话音刚落，“咚、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