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冰之旅 作者:张胜友-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桶地抬了出来，一揭盖，一窝人都埋进了雾气里……全山，像摆开了一张巨大的流
水席。井冈山串联最高潮时，连饭也来不及煮了，使每个红卫兵抓上一把米，效仿
起当年的红军战士砍下毛竹，锯成竹筒烧饭，满山炊烟袅袅，满山篝火熊熊。
　　　　大厦和招待所住满了，办公室和教室住满了，不几天，茨坪的老俵家里也住满
了，晚来的红卫兵，能挤进走廊的就算幸运。有的，只能找爿屋檐，或是寻来一堆
柴草，点起一蓬篝火，在山上迷迷糊糊地坐上几个夜晚……这景况逼得接待办公室
下了决心，在茨坪中心，被众多建筑物环绕的近百亩水田里，除去西边的半块，组
织群众放干水，在上面搭好架子，架子上又搭棚子，油毡覆顶，竹蔑为壁，下面铺
上一层稻草。完工后，又见缝插针，马路边凡有空地的地方，都搭起了这样的棚子，
逢月色如霜的夜晚，衬着四面笔架峰、五指峰、人面峰黑魆魆的剪影，高高低低、
近近远远的棚子影影绰绰，缀之以点点簧火（那是红卫兵们在烤衣服，或是围着篝
火在开什么会），间之以呼呼松涛，颇有“秦时明月汉时关”的韵味，让人遥想起
古战场上安营扎寨的千军万马……
　　　　缺乏诗意的是山上数不清的永久性和暂时性、露天和非露天的厕所、便池。
　　　　每天，都有老俵和红卫兵在打扫、清理。仅温州一批来的四十几个红卫兵，就
主动留下来干了一个多月。
　　　　每天，拉粮、拉菜的汽车与运粪的拖拉机，都在盘山道上交会而过……
　　　　一切都像转入了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各个接待站里都好似十月革命前夜的斯
摩尔尼宫——
　　　　大量的工作人员，每天压路机一般，数十次地走过山上的大路、小径，将刚到
的红卫兵引去各个住宿点。常常早饭十点钟吃，午饭下午二三点钟吃，而晚饭，则
要拖到所有的红卫兵都进入梦境之后……

　　　　电话铃响不断。十有八九，那是哪路红卫兵来要房子设立联络站的。棚子里没
有桌子，没有椅子，只有一溜到底的统铺，你不给他们吗，他们确实有困难，而且
搞不好，他们当即就会来一伙人，以“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名批斗你；你给
他们吗，要抽出一间房子，又真差不多难似要抽出自己身上的一根肋骨。出于策略
上的考虑，不见经传的组织是决不会给的，给房子的一定是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这
样全国叫得响的组织，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后盾去对付前者的纠缠。
　　　　来人更是不断。十有八九，那是来批条子借钱、借物的。有过这样的镜头：
　　　　一个二十一二岁、身架发育得好似运动员的红卫兵，走进生活组，接待他的是
副组长徐勉同志。
　　　　“我是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叫高歌东。我们司令部组织了四个方面军上
井冈山，我是先头部队第三方面军的，路上坐车带走，跑了十几天，一路印传单、
买语录片送群众，很多同学现在连买牙膏的钱都没了，得向你们借点钱……”
　　　　“借多少？”
　　　　“一人两元吧？”
　　　　“那好。你们有多少人？”
　　　　“三百三十二个人。”
　　　　徐勉的心，好像是一杆天平，好感刚刚还在高歌东那边——他看出这个小伙子
说出每人借两元钱时，口气还有些迟疑，似乎这数目太多了。其实接待站定下的幅
度是，一般的困难，每人可借个三元、五元；有特殊困难的可借至十五元、二十元
——顷刻间，怀疑与紧张，就落到了自己这边。三百三十二个人，六百六十四元，
这可是一笔巨款，自己手中的笔还未划出去这么大的数字。此人莫非是个骗子？
　　　　“你等等，让我们研究一下……”
　　　　话刚完，电话铃响了，徐勉拿起话筒，小伙子将压簧一按：“对不起，你得先
解决我这个问题再说！”
　　　　高歌东的目光，随他的口气一下强硬起来。
　　　　“你有介绍信吗？”
　　　　“没有专门借钱的介绍信。可我带了公章，现在可以给你写。”
　　　　他顾不得注意徐勉的愕然，一下揭起自己的军装下摆，露出腰带上系着的一串
章子，总有七八个。他解下其中一个最大的、有茶杯盖般大的章子，接着，从徐勉
桌上拿过一张纸，刷刷地写了一张借条，“啪”的一声，在纸上盖上了章子。
　　　　那赫然映目的鲜红印戳，并没有打消徐勉的怀疑。看着对方熟练、敏捷的动作，
他心想，这小子一路上一定不知道写过多少张借条、盖过多少回章子了……他竭力
想抓到对方的疑点，他知道只要抓住了一点，这满屋子正等着批条子的红卫兵，顿
时就会叫你高歌东（他想过，这名字大概也是捡来的）好看！
　　　　“你有学生证吗？”
　　　　对方坦然地掏出了学生证。“哦，你是不相信我们首都三司？那好，你就记下
我的系、班级和学号，借条也以我的名义写。回北京后，我负责还你们！”
　　　　徐勉头一次批出了一笔巨款……
　　　　高歌东刚走，他给一个接待站打了电话。“第三方面军”，共三百三十二人真
住在那里。一个多月以后，生活组收到了一笔六百六十四元的汇款。
　　　　偶尔，接待站也有这样的镜头：
　　　　一张借条，连同一个红卫兵证，一道送到经办人手里。
　　　　经办人一看，借条上的名字是“邹国华”，本来往登记簿上照抄下名字就是，
经办人偏偏是个十分好学的同志，“邹”字她不认识，不便直问此字，她佯作没有
细看借条的模样，问了句：“你叫什么名字？”
　　　　对方手指借条上的名字处：“我就叫这个。”
　　　　经办人偏偏又是个十分认真的同志，再追了一句：“你说呀，你叫什么？”
　　　　对方还是说：“我……就叫……这个。”
　　　　她疑心了，天下哪有讲不出自个儿名字的人？她顾不得自己的面子了，指着借
条上的那个“邹”字，“告诉你，我小学只读了四年，不认识这个字，你得念出这
个字来！”
　　　　对方的脸转成猪肝色，木讷讷地似要说什么，突然急转身，欲拔脚跑掉，被身
后的一位红卫兵一把揪住。原来此人是安徽某农中的学生，昨天已用自己的学生证
借过一次钱，今天又想用拣到的“邹国华”的红卫兵证再“借”一次钱。一路上，
他这样干了多次，没想到到了井冈山，竟一跟头栽在这个他也不认识的“邹”字上……

　　　　存放物品的仓库前，更是人头攒动，汗气蒸腾……
　　　　从广州来的红卫兵，身上穿着两件单衣，脚上是塑料凉鞋，白天还能挺住，可
一早一晚，一个个冷得瑟瑟缩缩，急需要借绒衣、绒裤；
　　　　从山东聊城来的红卫兵，在家里一年只洗两个澡，没有出门带肥皂的习惯，走
到井冈山，人像是刚从腌菜缸里钻出来，身上的汗垢，一条条搓下来几乎有筷子粗。
每人借了三元钱，头一件要买的东西就是肥皂；
　　　　从湖南醴陵来的红卫兵，走到了井冈山，还要走去红色故都瑞金。一路上没少
淋绵绵秋雨，他们想来借几件雨衣，没有雨衣，能借上一块尼龙布也成……
　　　　自红卫兵开始来井冈山大串连后，江西省商业部门便绕过吉安地区，直接向井
冈山投货。无论是一般商品，还是紧俏商品，只要省里有，就一定给，而且是无偿
的。为了这场已经闹腾了近半年、而且还不知道要闹腾多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井冈山竭尽自己的人力，而江西省则竭尽自己的有限财力……
　　　　似打了一针肾上腺素，有过初期的亢奋。紧接着，井冈山人的脸上，亢奋渐渐
剥落了，而代之以急切，代之以困惑，代之以憔悴！
　　　　宣传组的头头跑了，秘书组的头头跑了，保卫组的头头跑了，或是揭竿造反，
或是也干脆出去串连，出去周游“列国”……
　　　　不能跑的，是管理局的几个负责人。他们是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度过红卫兵
大串连那段日子的——山上的造反派来找，串连的红卫兵也来找；不接待是“对抗
革命”，接待多了是“破坏生产”；批斗会得准时参加，散了会摘下高帽还得工作！
不开会各个环节协调不了，一开会则说是“走资派在策划阴谋”……因此，他们常
碰头的地点是气象台、医院手术室。如同爬上了蜘蛛网的虫子，他们明知越走缠得
越紧，可只有走下去。他们设想过，如果自己丢下井冈山跑掉，如果接待系统一旦
全部瘫痪，那么在偌大一个中国，他们将找不到一寸立足之地……
　　　　像一颗内部已经发生金属疲劳、却仍忠贞地铆在机器上的铆钉，生活组副组长
徐勉同志也没有跑。没有谁比他更清楚，如果生活组的摊子也散了，虽说棚子搭起
来了，粮食也有十几天的储备，一时还冻不着、饿不着红卫兵，可山上十几万人拉
下的大便，有一天不及时组织拉下去，就足以臭倒井冈山！
　　　　1966年11月的井冈山，被方兴未艾的红卫兵大串连给摇撼了……

　　　　　　　　　　　　　　　　　　　　　　　　　　　　　　　　　　　八

　　　　此时，中国的红卫兵运动也方兴未艾。
　　　　仅用革命导师的号召和发动，一代青少年的理想主义和现代迷信，来解释这一
运动，是浅薄的、不完全的。
　　　　无疑，没有毛泽东主席，就不会有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是，任
何历史的活动，都不是个人的活动。这正如同中国有一块广博的土地，不仅仅只是
为数几个人的舞台。如果说，某种激进思想，一开始只存在于紫禁城那间堆满古色
古香线装书的书房，那为什么它能如此迅猛地辐射到远离紫禁城、并对最高层政治
舞台上愈来愈激烈的权力较量一无所知的亿万青少年中去呢？
　　　　现代迷信的本质是专制。专制的基础是农民平均主义，是“传统的村社精神”。
而“文化大革命”不但发动于像北京、上海这样国内最现代化的城市，而且它的一
幕幕波澜云诡的高潮，也在这些城市上演。越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越是知识
分子和准知识分子密集的单位，对“文化大革命”的响应，也越是强烈。这不禁令
人回想起欧洲早期的革命运动，激进派以清教徒形式出现的狂热而又系统的政治运
动，特别盛行于“无主的自由人”中，这些“无主的自由人”，并不是穷苦人，而
多半是商人和绅士阶级……
　　　　要理解红卫兵运动，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角度——它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
社会诸种矛盾激化的产物。
　　　　自1957年以来，一个接一个有如车水马龙的运动，频繁地制造了一批又一批决
非是“百分之五”的“百分之五”，同时也就制造了一批又一批几乎从一生下地就
蒙受歧视的孩子。他们从懂事起、就隐隐约约觉得社会在他们的脸上刻下了两个无
形的红字——“贱民”。
　　　　他们大都崇尚知识的力量，却不得不持久地、默默地反省自身，以证明自己
“脱胎换骨”。
　　　　他们内心鄙视某些干部子弟，却不得不整日凑起谦卑的笑容，以证明自己“靠
拢组织”。
　　　　从《中国青年报》上的通栏标题——“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对待一切，分析一
切”，到毛主席写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他们总感到风声鹤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