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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部分

夏衍书话-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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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汉、 孙师毅和聂耳、贺绿汀、任光等这时为中国电影的歌词、音乐作出了重大贡 献,其中如《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新女性》、《渔光曲》、《铁 蹄下的歌女》等电影歌曲,都以激越的时代感和民族气息赢得了人民的喜爱, 在社会上很快传唱开来,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国进步电影运动曾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它对中国早期电影事业作出 了重要贡献,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进步电影运动也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也有 它的缺点错误,也有它的幼稚的一面。中国电影起点很低,基础很薄弱。在 本世纪初,上海已有了音乐学院、美术学院、戏剧学院等,就是没有电影学 院。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懂得一点电影的,只有孙瑜在美国学习过电影摄 影,洪深在美国学过戏剧。至于我们这些人,所有的编、导、演,都没有受 过专业训练。阿英、郑伯奇和我都是从外文杂志上知道了一些外国电影的理 论、剧本,就冒冒失失地摸索前进的。今天回过头来再看当时那些作品,就 像约四五十岁的人看他幼儿时期蹒跚学步的照片,不免会感到羞赧。加上影 片拍出来了,国民党和租界工部局都要检查,最后和观众见面的,就往往不 是构思完整的、符合我们原来心意的东西。一岁半、两岁的孩子学步,又想 跑得快一点,跌跤是难免的,跌痛了自己知道,也不觉得后悔,而旁人看来, 肯定会觉得幼稚可笑的。中国进步电影是在三十年代“左”倾路线时期成长 起来的,在瞿秋白同志的教导下,我们没有犯过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 我们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但由于对电影这复杂的新兴艺术的特性缺乏 了解,加上当时年少气盛,急功好利,不能从实际发出,多考虑一点当时的 特定环境,因此往往授敌人以把柄,同时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以及“寓 教育于娱乐之中”等问题上,总的说来也还存在着偏“左”的倾向。今天从 回顾中总结经验,可以明显地得出结论:一是从事电影工作,一定要认认真 真、切切实实地掌握这门艺术的特有规律;二是任何时候都要实事求是,从 实际出发,必须时刻记住电影是最富群众性的艺术,写一句对话,拍一个场 景,都要考虑到群众的喜闻乐见,都要考虑到千千万万群众的接受程度,都 要考虑到电影的社会效果。不这样做,是必定失败的。
  这本集子里还收入了洪深、欧阳予倩、蔡楚生、孙瑜、吴永刚、郑正秋 等人的作品。他们当时是爱国的进步作家,在党的团结、领导下,接受了进 步电影运动的影响,世界观逐步改变,编导了一批在中国电影史上很有影响 的影片,后人决不会忘记他们的艰辛劳绩和对中国电影事业作出的贡献。
  去年秋天刚在北京举办了中国二十——四十年代电影回顾展,现在上海 文艺出版社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专门选入了这一时期 的电影文学剧本。庆幸之余,深感时代在向前发展,电影工作者总要抱着向 前看的态度,去发展社会主义电影繁荣兴旺的新局面。当然,现实和历史在 精神和内容上总是有联系的,今天的现实必然是历史传统在新形势下不同性 质、不同程度的延续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还是乐意让人看到我们这 些外行人当年在旷野中摸索前进的足迹。
  一九八四年元月
  (原载《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电影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五月出版。)
 
 忆健吾
                 
  ——《李健吾文集。戏剧卷》代序
                 
  健吾猝然去世,已经快两年了,但他的名字在我记忆中闪过的时候,总觉得这不是事实。
  人世间的事,有许多是很难解释的。在半个多世纪的人生道路上,我认识过、共事过的人,少说也有几百乃至上千,随着岁月的流逝,多数人还记得,也有不少人连名字也记不起了;或明或暗地和我较量过的人,大致还记得,而不少和我合作过、乃至感情上很融洽的人,倒反而渐渐淡忘了。奇怪的是健吾这个人和我没有共过事,往来也不算太多,可是提起他,心里会感到温暖,一股深挚的敬爱之情会涌上心来。
  我认识他很晚,尽管三十年代中期,我就是他的读者。抗战时期我一直在所谓大后方,他却在上海这个极端艰险的地方,自告奋勇地当了我的“著作人权益代理”。也就是这种义勇行为感动了我,所以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我回到上海,接上了组织关系之后,第一个要探访的就是他。当时他住在西摩路,大概我也只去过两三次,抗战刚胜利,我和他第一次见面,却真可以说一见如故。我读过他的《这不过是春天》和《咀华集》;他看过和评论过我所有的习作和戏作,其中一九四二年发表在《文化生活》上的那篇长达一万四千字的《评〈上海屋檐下〉》,对我的那篇不太成熟的试作既有过誉的肯定,又有搔到痒处的批评。由于这篇文章给了我很大的启迪,所以当他谈到《心防》和《法西斯细菌》的时候,我就说:“我写剧本是半路出家,您写评论则是科班出身。”这样,初次见面就发生了“争论”,他说:“你写了十几个剧本还说是‘试作’,那么我写评论更是‘试论’了。”我反问:“那么你的本行是什么?”他说他的专业是翻译和研究法国文学,接着很认真地问我:“那么你的专业呢?”我毫不迟疑地回答:“本行是新闻记者,写剧本是我的副业。”显然,这种“争论”彼此之间都有一点自谦的意思,所以几个回合之后他就作了结论:“我们还是同行,都可以说是杂家。”于是我说:“我承认,在这么一个时代,杂一点也不坏,但你的杂比我高明得多了。”第一次见面就谈得如此坦率,当然也还有别的原因,主要是他的几位知交也都是我的师友,例如在上海和他合编《文艺复兴》的郑振铎,以及那时还在重庆的马宗融等等。当我提到在黑暗的时期还是笑口常开的乐观主义者“马大哥”的时候,他有点意外地问我:“你怎么认识他的?我正在惦念着这位马大哥。”我说:“他是天官府郭老家的常客,又是‘中国艺术剧社’的热心的支持者,他是赵慧深介绍给我的。”这样,从赵慧深谈到了《雷雨》中的繁漪,又谈到了我二十年前就认识的、会在大学讲台上唱昆曲的赵景深。这样一谈,初交就成了老友,我忽然想起了叶圣陶先生的《赠李健吾》诗:“当年沪上承初访,执手如故互不拘。”四十年后还是如在目前的那次初见,就是这种“互不拘”的情景。
  读健吾的剧本《这不过是春天》也好,《梁允达》、《云彩霞》也好,谁都会感觉到,剧作者是一个熟知人情世故的人,可是在生活中,他却是那样的天真、坦率,有时竞天真到使我觉得他有点不合时宜。就在下一年,我在顾仲彝家里遇到他,在座的还有吴仞之,当时国民党开始发动了内战,上海人已经把抗战胜利叫做“惨胜”,国民党的“威望”在上海也已经一落千丈,可是,当吴仞之对国民党大员的“劫收”表示愤慨时,健吾忽然说:“我 父亲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所以我是血缘的国民党。”仞之和仲彝都哑然无语。你说他完全不关心政治吗,肯定不是,在艰苦的孤岛岁月中,他是抗日、团结、民主的坚强斗士;说他对国民党有感情么,也完全不是,在四十年代他写的文章中,对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他是爱憎分明、词严义正的。
  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所以他尊重知识,他钦佩有真知灼见的人。我问他:要了解西方文学应读些什么,他毫不思索地说:“最好是细读亚里斯多德和狄德罗。”我后来读了一些,但我的毛病是粗,只是浏览而没有“细”读。我问他:“在当代文艺家中你佩服的是谁?”他说:“我给你介绍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学者,他就是钱钟书。”我认识钱钟书和杨绛,是他给我介绍的。提到这件事,还记起一段插话,那大概是五十年代中期,在一次《人民日报》文艺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健吾发言,谈到文艺理论和美学,他又一次推崇了钱钟书的学识,记得话是从宋词研究说起的,健吾显得有点激动。散会的时候我跟他开玩笑说:“你赞钱钟书,我捧杨绛,谈当代剧作家而不提杨绛,是不公道的。”
  全国解放后,我在上海忙于打杂,和他来往不多,连他从上海调到北京我也不知道,直到上面所说的那次座谈会上才见面。回忆起来,从一九五五年到“文革”的十年中,我和他见面不过四五次,而每次相遇又都是在开会的时候,所以也不过相互知道太平无事就是了,因为从一九五七年以后,我就交了“华盖”运,不止一次有人告诉我,健吾一直在为找担忧,怕出什么乱子。
  我们在一九六六年以后的遭遇,那是众所周知,不必多说了。可是,像他这样一位不求闻达,埋头做学问的人,居然也下放到河南息县去劳动改造!我们再次相见,是在一九七七年的何其芳的追悼会上,那时,我的“问题”还没有做出“结论”,去参加追悼会的时候还拄着双拐,这是我“文革”以后第一次在公共场合露面,人们都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我。而他却从人群中挤出来,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凝视了一会之后,只说了一句:“见到你,太高兴了!”他依旧是那样豪放、爽朗,丝毫不把我当作“不可接触的人”。我鼻子有点发酸,这种友谊实在是太可贵了。
  不久,大概在一九八○年,我偶然在《陕西戏剧》上看到他的新作《一棍子打出个媳妇来》,单看题目就知道是一出喜剧,更使我高兴的是长期的折腾没有挫折他的勇气,他还是那样乐观,他还是那样勤恳!
  健吾离开我们已经快两年了,讲一句套话,这种损失是难于弥补的。每次在报刊上读到空对空的文艺评论,就禁不住想起他,我们真需要能写出刘西渭的《咀华集》那样的文艺评论家。
  正像一个演员死在舞台上一样,他是在每天写作的书桌上放下笔,而溘然长逝的。工作了五十年,写作了半个多世纪,千千万万的读者不会忘记他,他也该安息了。
  一九八四年七月此书未出,文章发表于《文艺研究一九八四年第六期。)
 
 让西湖更美
                 
  ——《西湖旧踪》代序
                 
  西湖就是美。
  从古以来就美,现在和将来她应该更美。
  不说盛唐,南宋偏安,临安是繁华的京城,西湖是被打扮得很美的。到了清朝,乾隆数下江南,在这里留下了许多“御笔”,看来直到那个时期,西湖也还是很美的。到了十八九世纪,西湖的光景就和有清一代的国运同步衰微了。
  本世纪二十年代我在这儿生活过,西湖的确是败落了,但“西湖十景”还在,春天的桃李,夏日的荷花,秋天的丹桂,冬日的梅花,乃至几处别具风格的园林,衰落了,但是她风致依稀,还会使人发思古之幽情。这之后,兵祸连绵,外敌入侵,西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衰落是慢性的,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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