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村 作者:聂茂 厉雷-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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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秋天，有一段时间，隔壁单位装修施工，我们就见识了那些农民工的生活。
高高的大楼下，一片空地，炎热的夏季里，突然就用油纸搭建了一顶大棚，仔细一问才知道是农民工在此施工。那段时间，每天上下班，都能看到农民工忙碌的样子。他们穿着又脏又臭的衣服，拉砖，拉水泥，挑白灰，很少一次见到他们闲着，中午的时候，从楼顶看下去，他们都坐在树荫里，端着饭盆吃饭，偶尔还能看到农民工赤裸着上身，站在水龙头旁，用毛巾接水，擦洗身子，而水龙头的水常常是时断时续。有一次就看到一个农民工在身上涂好了肥皂（不是香皂），却没水了，他就用毛巾把身上的肥皂沫擦干净，穿上满是泥浆的衣服就走了。有一次加班，走得比较晚，大概是接近晚上11点钟，我们从下面走过，看到一个男人，光着上身，在风口乘凉。我们特别留意了一下他们住的棚子，站在棚门口我们就嗅到一阵浓浓的汗臭味道。棚子里有几张用木版搭的床铺，没有蚊帐，床板上放着又脏又旧的褥子和衣服，棚子一角是脏兮兮的灶台，上面坐着水壶，水壶正吐着热气。一盏昏黄的灯挂在棚子里，灯光下面几个年轻人，正把头凑在一起，眼睛对着一台7寸大小的黑白电视，没有电扇，其中一个小伙子不停地抖着一张报纸，而蚊虫太多，他们不得不在头上裹一块大大的黑布。
那一刻，我们的心很酸。一个楼上，一个楼下，生活竟然有那么大的差别。更让我们吃惊的不是他们的生活有多苦，而是那么长时间，每一次见到我们，都用一种怯怯的目光迅速地扫了一眼，然后立即朝向别处，木然地垂下头。他们没和楼上的人说过一句干活以外的话。真的就是一个世界，两种存在。
的确是这样，他们在城市，却是城市的边缘，忘不了也改不了的是：他们是农民。而大部分城市人始终都无法接受他们，就因为他们是泥土里长大的。这些城里人忘记，他们原本也来自农村，至少他们的爷爷或他们的祖先原本也就是一个农民。泥土本来是农民的高贵，现在却成了他们的伤口！许多人把农民看成城市的伤疤，城市的痰液，城市的病。
另一方面，城市生活的快节奏与知识的不断更新，使处于封闭和落后的农民的落差越来越大。泥土赋予他们的淳朴、厚道、本分在城市里变成彻底的粗俗、无知、愚昧、丑陋、肮脏，他们与城市格格不入，那是农村与城市的对撞，是原始与现代的冲突。他们落到城市的最底层，成为最弱势的一个群体。
黝黑的皮肤，结实的肌肉，沧桑的脸庞，粗糙的手掌，深沉的眼睛，脏陋的衣服，凡是泥土烙在他们身上的东西，都成了城市人看低他们的原因。随地吐浓浓的痰，随处抽劣质的烟，满口脏话，夸张得有些恶心的笑声，腥臭的身体散发着狐臭的味道，盲流一样的神态，成群结队地出行，指指点点的动作，口无遮拦的恶搞，甚至更让人无法容忍的是大白天在城市的立交桥下、体育场边撒尿。
我们就曾看到过那种情形，撒尿的人对着一堵墙，脑袋不停地东张西望，结果一名女子骑着电动车经过，他也没有停止那让人呕吐的行为，更有甚者，许多农民跑进城市，人性也发生了扭曲，成了强盗，成了贼，一个珠三角地区就有许多的流氓群体横行，“飞车党”、“砍手党”屡见不鲜。
一个从农村来的朋友就告诉我们，他的一个表叔外出7年，没有回过家，也没有任何音讯，7年后他突然从深圳回来了，带着一麻袋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而笔记本他根本就不会使用，原来7年里，他一直是一个盗贼团伙的成员。
可以说，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是现代的城市不能容忍的，在城市里表现为劣根，而他们短期内不会为城市改掉这些劣根，所受的教育太少，文化水平过低。于是，他们只能成为城市里最卑贱的弱势阶层，遭到城市人的鄙视。
有一次，我们去餐厅吃饭，刚停下车子，看到几个穿西服的男人和一个打扮的很漂亮的女人在殴打一个躺在地上的人，被打的是个农民工，他正双手抱着头，蜷缩着身体，几双黑色的皮鞋和一双高跟鞋狠狠地乱蹬在他身上。周围围着几个农民工，呆呆地站着，不敢出声。打完人之后，那个女人向地上的农民工不屑地啐了一口浓痰。仔细一打听，才知道原来那个农民工不小心碰到了那个女人露在外面的洁白的肩膀，没想到招来如此毒打。
作为城市人，我们当时感到很惭愧。后来一想，可能那个女人要发泄的不仅仅是此次事件，而是经历了许多类似的事情，心中积着一股由来已久的怨气。都说在她眼里农民工的素质低下，破坏了城市文明的形象，可是，农民工真的就是城市的一块疤痕吗？如果就算是一块疤痕，那么，造成这块疤痕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很是值得人们去思考。
客观地说，有多少城市人曾经想过：农民工到底给这个城市带来什么？当年打江山靠的是农民，现在搞建设靠的还是农民工，城市离得了农民工吗？有没有人设身处地想一想：城市对农民的亏歉究竟有多少？他们的脏臭是他们愿意的吗？他们的不文明是他们愿意的吗？他们知道自己的卑贱，所以才忍受着一切，希望将来把自己的孩子们带到城市来。
悠悠苍天！在繁忙的都市，有谁在意过那无数的角落中，无数的建筑工地上，大量的体力型工厂里，农民工挥汗如雨的忙碌的身影？我们亲眼见过他们拉紧裸露的肌肉，背起一扎钢筋，推动几百公斤的货车；亲眼看见他们在几十层楼高的建筑网架上，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地来回行走；亲眼见过他们顶着烈日，挑起两筐沉甸甸的砖头。他们真的很像农村的牛，忠诚的老黄牛，这些牛被赶到没有泥土和草的城市，都是廉价的劳动力。而城市飞速地发展，庞大的公共基础建设和商业建筑建设，以及低层次的服务业，已经极度地依赖上他们。他们是建设者，生产者，更像是为别人抚育婴儿的雌鸟，当小鸟破壳出来，它们就得飞走。同样，房子建设好，城市更大、更美的时候，他们也就走了，那房子不是他们的，城市也不是他们的，他们能带走的只是一点微薄的工钱，或者一张带着体温的有血渍的欠条。
他们只是看着城市的汽车和美女而两眼迷茫的老牛。他们不属于城市，但是他们为城市默默地付出，他们的身躯和肌肉已经成为城市的骨架。有人说中国的农民是最可爱的，中国的农民也是最老实的，这是真的。农民这个骨架坚硬、忠诚，能吃得苦，能耐得累，有着最顽强的生命力，是以往的城市所没有的。
因此，请城市的人们多宽容一些，也请城市对他们仁慈一些，不只是简单的经济上的，或言语上的，更多的我们要从心灵上，从城市的文化上去接纳他们，了解他们的疾苦，解决他们的问题，让他们在城市里真正的有一种家的感觉。
也请不要把他们看作城市的疤痕！其实，他们不是城市的伤疤，是伤疤，也是乡村的，伤疤长在乡村之外，伤得深沉、彻骨。
2006年的那段日子里，我们曾经利用闲暇的时间和楼下的农民工聊过天。我们了解到，他们是长沙市近郊宁乡县农村来的，工期大概四个月，完成后，他们每人可以拿到3000块。我问到一个中年男人，问他为什么出来打工。他的回答很简单：赚钱。问其他的人，他们也都是同样的回答：赚钱！多么实在的一些人，实在地有些沉重。我追问他们赚钱为了什么？他们的回答各不相同。中年男人说为了供两个孩子上学，一个年轻人说为了盖房子，盖房子是为了娶老婆；而另一个年轻人则干脆回答：赚钱就是为了赚钱，这个世界“钱就是大爷”。
我们和那个中年男人聊了更多，知道他的老婆也在工地上，每天负责做饭，他们家里有两个孩子，儿子上初中，女儿在读小学，上面还有一个老母亲。这个农民工朋友说，两个孩子跟着老母亲生活。我问他出来以后家里怎么办？他只是笑，却是很无奈，他妻子的眼睛却红了。
农民工已经走出来很多年，社会也关注了很多年。从最早的全国关注城市流浪人员的“孙志刚事件”，到中央三令五申地要求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底层人的生活状态着实让人揪心，甚至最近又爆出“山西黑砖窑”事件。农民工问题应该是长久的过程，需要关注，但不可能一蹴而就。
然而，静下心来思考，在“农民工带来了什么”的同时，另一个问题又浮现出来。这个问题似乎长久地被人们忽略了，那就是：“农民工走了，农民工留下了什么？”
事实上，农民出去了，农村好起来。好起来的农村却同样伤了。
农民工走后的农村发出了另一声更加沉重的叹息！
等待回家的农民工
若想更全面地了解农民工的生活，了解农民工走后农村的现状，那么最好去农村走走！
有人说：要想了解中国的农村，最好去安徽的农村。安徽农村是中国农村的标本，从上个世纪70年代的凤阳小岗村的“大包干”运动，到90年代风风火火的“减轻农民负担”，在每一次农村的变革中，安徽农村都是站在风口浪尖，浓缩了全局的特征，走得深、行得远。
同样，在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迁徙运动中，安徽依然是全国的典型。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农民工的生存现状，也为了调查农民工走后，留下的农村状况、特别是留学儿童的生存状况，2005年春节前夕，我们几个同事组成调查小组奔赴安徽。之所以选择春节，主要是想了解农民工回家的情况。中国人的传统是“回家过年”，这是一种特殊的情节，无论穷人，富人，甚至流浪汉，都会成群结队，像候鸟一样，赶在春节回家，而远远在外漂泊打工的农民们，也终于可以暂时逃离锋利的城市，回归泥土，此时的农村才是完整的农村。这个特殊的时间也可以更好地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和农村留守儿童的现状。
2005年2月8日，大年29，从长沙开往郑州的2154次列车，我们买了几张座位票。这样的安排是经过缜密考虑的：首先，我们要去的目的地是安徽北部的萧县，那里离中国的交通枢纽江苏省徐州市很近，而从长沙到徐州没有直达列车；其次，这是一趟双层慢车，装的人多，价格也相对便宜，长沙回北方的农民工大部分都会选择这趟火车；另外，这趟火车直达河南省郑州，河南是中国农民工输出的另外一个大省；最后，我们没有买卧铺车票，而是买车厢内坐票，就是为了可以与农民工近距离接触，体会他们的艰辛。
下午三点半，距离火车发车还有两个小时，我们早早赶到候车厅，已经是人山人海。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民工。在中国之所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春运”，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人多，众多的人们春节前回家，春节后外出，造成这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