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村 作者:聂茂 厉雷-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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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性质来看，留守儿童问题和农民工问题一样，都可以归入“三农”问题，因为它深深地扎根在农村的土地上。从问题的表现来看，留守儿童则完全是崭新领域的问题，甚至连这个概念也只是去年才固定、并通行下来的。但是，它应该早就存在，伴随着农民工的产生而产生。
看不到，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
司空见惯，并不意味着它不是问题。
从改革开放开始，到现在农民工产生约20年的历史，人们也很早就给予它足够的关注，那么相应地留守儿童也应该产生了20年，然而直到去年才正式被发现，并被最终定义。这样的出场，本身就说明了它严重的滞后性。面对这样的问题，人们不能逃避。因为有双干净的眼睛在看着你，渴望你能为它拂去覆盖着它的厚厚的尘埃！
这是一项很大的工程，也是一条很长的路。我们已经走在路上，正在走在路上。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为留守儿童问题奔走。一路奔走，一路忧思，从2005年的“皖北之行”拉开序幕，从“涟源洪水”开始，沉重的忧思一直萦绕在我们的心头。
第二章 月亮——触不到的情感与思念
会说梦话的“哑女”
因为“涟源洪水”事件的原因，从2005年9月到2007年3月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们调查组成员多次返往于湖南省娄底市涟源市（县级市），与当地村民同吃同居，跟踪留守儿童，深入了解他们的生存状况。我们承认，许多触目惊心的事情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但是很幸运，我们没有把它们丢掉。
例如，在涟源市白马镇竹山村里一座低矮的泥房前，我们遇见了她。
当地人叫她哑女，不是因为她哑，是因为她不说话。她叫梁妮，10岁。我们见到她时，她正一个人蹲在家门口，蓬松的头发，脏兮兮的小手，玩几个石头，把石头摆来摆去。一会儿堆成一个人的模样，一会儿又闷闷地打碎它。她玩得那样专注，仿佛那些石头就是她的“芭芘娃娃”。
我们站了好一会儿，忍不住走过去，问她在玩什么游戏。她没说话，迟疑了一下，抬起头，一双大大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们，脸上除了一层灰垢，几乎没有任何表情。
但是，她的眼神里明显流露出一种恐怖，那是大劫之后阴影，让人脊背发凉，有些忧郁，有些心疼。这样的阴影不应该留存在她这样花季一样的年龄里。
见她不愿意搭理我们，我们蹲下来，以十分温和的样子，试图赢取她的信任。
她心灰意懒地看了我们一阵子，然后低下头，继续玩弄着手中的石头。
我们骇然地发现：她的手腕上有很多疤痕，有一块烫伤，也有很多像是刀片留下的。我们轻轻地问她：手上的疤痕怎么来的？她又抬起头，看了看我们，显得有些冷漠。似乎在问：你们想干什么？我为什么要回答你们？
尽管有一些不情愿，或者有一些抵触情绪，但我们送给她一瓶可乐时，她猛地停止了手中的玩弄，抓过可乐。这一次，我们发现她脸上的肌肉有些微微抽动。当我们拿出照相机要给她拍照的时候，她突然站起来，跳进家门。我们很纳闷，便跟着进到屋里。
屋子里很陈旧，散发着一股发霉的味道，四面是泥砖砌成的墙壁，砖头之间残漏着一块一块的白灰。门口放着炉子，炉子上放着一个黑乎乎的水壶，斜斜的，像要跌向地面。后墙上挂着一张巨幅灰白的毛主席画像，画像上落着厚厚的灰尘。
梁妮的外婆王金花从侧门走进来，撞见我们。老人听说我们是省城来的，立刻叫丈夫孙贵出来接待。
我们说想见见梁妮。
孙贵老人说：“她就在里屋，刚才看见她从外面进来。”
我们和孙老汉推开门，却找人不到。孙贵老人喊了几声，没人回应。“奇怪！刚才明明在屋里的，又没见她出门——肯定又钻到床底下去了！”
孙贵老人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说。
果然，我们在床底下发现了梁妮，她蜷缩在最深处，抱着双腿，像一只受伤的猫，正瞪着大大的眼睛往外看。
孙贵和王金花两夫妇轻言细语地劝了半个小时，梁妮都没有出来。
孙贵老人告诉我：“这外孙女就这样，见到陌生人靠近就会躲藏起来。”
接着，他告诉我们更多的事情。
梁妮已经两年没有说过一句话！谁和她说话她都不理会。拿好吃的哄她，她不说话；说笑话逗她，她也不说话；即便是吓唬她，骂她打她，她还是不说话。不仅不说话，她也不知道笑，不知道哭。村里人都叫她“小哑巴”，连三岁不懂事的孩子也都这么叫她。
那么，梁妮遭遇了什么事情？她幼小的心灵为何扛不起生命之轻？
孙老汉搓了搓手，声音浑浊地说：几年前，老伴得了一场大病，为老伴看病家里欠下一屁股债，本来只有女婿在外打工，但是为了还债，两年前女儿和女婿双双出去了广州，把刚上幼儿园的梁妮丢给了两位老人。梁妮从小就和爷爷奶奶亲，外公外婆家来得少，少有的几次也是刚到就吵着要回去。但是，奶奶头几年过世了，爷爷又跟她叔叔过，所以她才跟了外公外婆住。
“那天，她爸爸妈妈一走，就哭个没完！”王金花老人说，“就哭过那一次，打那以后就再也没见她哭过。每天，叫她起床，她就起床；叫她吃饭，她就吃饭；叫她换衣服，她就换衣服；叫她上学，她就上学。叫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像个机器人。不让她做事，她就发呆。就是不说话，和我们一句话都不说。”
孙老人提到：有一次吃饭，梁妮打碎了一只碗，人就怔怔地站在原地不动了，钉子一样，推都推不走。外婆唠叨她那么不小心，她没有任何表情。老人把碎了的碗捡起来，让她再盛一碗饭，她照旧拿碗，盛饭，放到桌上，然后又呆在那里。老人又让她吃饭，她失神老半天，才坐下来一点点地把饭吃完。
我们问：“和她爸爸妈妈说话吗？”
两位老人表示：不说话！
梁妮的父亲只在春节回过家，母亲倒是经常回来，因为梁妮经常受伤，一受伤母亲就慌忙跑回来看她。但是，不像平常家的孩子一样和父母亲近，也不像平常的留守儿童一样见到父母惊喜，她也不和父母说一句话。父母来的时候，她站在旁边看着他们，给她带礼物，提不起她的精神，抱着搂着，她也没反应，父母让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父母走的时候，她也不出门送，跑到床底下躲藏半天。等外公外婆叫她出来，一切还是老样子。
王金花老人说：“我怀疑丫头的脑子是不是出了问题？”
我们问：“她身上的伤是怎么来的？”
两个老人顿时沉默了，良久，王金花老人说：“都是她自己割的。起初我们不知道，还是她的老师告诉我们的。”
后来，我们见到梁妮的老师吴子牛。
吴老师反应，梁妮在学校，基本上不和任何人来往。上课的时候她会准时到，下课时，一个人坐在位子上发呆，放学背着书包回家，没见她和别的孩子一切玩过。但是，她从不违反纪律。但是，也就是不说话。
梁妮刚进班不久，有一次，他让梁妮起来读课文。结果，她站起来，半天不出声。全班的孩子看着她乱作一团，吴老师也很纳闷，细心劝解她“文章很容易读，不用害怕。”可是，直到快下课，她也没念出一个字。
下课后，他把梁妮叫到办公室，面对着面，问她为什么不读课文。她不回答。吴老师说要见她家长，她立刻跑掉了。
她的“小哑巴”的绰号从那时开始在校园里不胫而走，越传越广，整个村子都知道了。村里的孩子远远看到她就喊：“小哑巴！小哑巴！小哑巴不会说话，真可怜。”别人这样喊，她低着头，一言不发地走开。
吴老师告诉我们，她经常撕书，撕作业本。每次她的书和作业本交上去，都会少几页，书和作业本被她撕得只剩一半了。放学后常常能见到她的桌子里，放着一堆碎纸片，上面画着乱七八糟的东西。有小鬼、男人、女人、孩子、石头、树、河流等等，画得不像，残缺不全。但往往写着一些歪歪斜斜的钢笔字。
后来，吴老师无意中在她的书本里看到一叠练习纸。纸上都是梁妮笨拙的钢笔字。那是她写的日记和一些给爸爸妈妈写的信。
在我们的请求下，吴老师寻找了好一会儿，终于给我们看了那些笔迹。
“爸爸妈妈；（她甚至不懂得用冒号）
昨天晚上我又梦见小鬼了，小鬼很下（吓）人，我叫你们，可是看不见你们。爸爸妈妈，我好害怕。”
“爸爸妈妈；
你们是不是不回来了？不要我了，我好想你们。今天老师让我们写‘我的爸爸’（引号系书作者所加），我一个字都没写出来。
妮子。”
“我的手又（烫）伤了，妈妈立刻就着机（急）地赶回来了，我很高兴，但是，看见妈妈，我说不出话，就是说不出，其实我很想妈妈。”
“爸爸妈妈；
昨天我梦到奶奶了，奶奶死了。奶奶为什么会死呢？奶奶活着，你们很疼我，奶奶死了，你们就不要我了。我想奶奶，也想你们。”
“我想，如果我的手受伤了，妈妈可能会回家，因为上次我的手（烫）伤，妈妈就回来了，还买了好多好吃的东西。所以，我要经常伤我……”
我们轻轻地抚平这些信纸。这些有着错别字的不规范的信是热的，比眼泪还热！我们可以抚平这些皱巴巴的纸片，可又怎么能够抚平梁妮那颗受伤的心？
梁妮写了信，但是，她不知道怎么寄信，更不知道爸爸妈妈的地址，她只能把信天天藏着！
她用刀片划破了手臂，等着妈妈回来，妈妈果然回来了。妈妈前后回来了五次。但是，此后再受伤，妈妈就没有回来。这就是“狼来了”的效应。是否，当梁妮真的伤得很重，她的妈妈还不回来吗？可是，纵使回来，也就是那么几个小时，最多一二天时间，这对于长期渴望与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梁妮来说，又来弥补多少呢？
而王金花老人告诉我，小梁妮半夜里经常会抓她的胸口，狠狠地抓。那样的时候，她开灯总会看见小梁妮满头大汗，浑身发抖。她在做噩梦！
后来，我们走出他们家，王金花老人从门里追出老远，认真地说：“我想起来，她说过话！夜里经常能听见她说梦话！”
王金花老人着急想证明的或者是：我的外孙女不是哑巴。其实，对于这一点，我们早已知道，不光是她的老师可以证明，陪同我们的村干部也可以证明。
在当天的调查手记里，有个调查成员写下这段话让我们感慨良多――
“我的母亲是一个伟大的人！虽然现在她不在我身边，但是她陪我走过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母亲’这个词在我心里是私密的、温暖的！至今我仍旧常常能梦见她坐在故乡的老槐树下为我缝补衣服的场面。直到现在，母亲都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