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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

伤村 作者:聂茂 厉雷-第10部分

小说: 伤村 作者:聂茂 厉雷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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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你知道我们干活多累,工地太乱,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砸死了,让孩子去太危险。”“我告诉孩子,我打工的地方很好,吃的好,睡的好,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像个熊一样累的样子。”
  一个农民工的话对我们的触动是最剧烈的。他说:“你要知道,我们是去打工的,不是去工作的!带着孩子?可能吗?!”
  当然,农民工的处境只是留守儿童存在的一个方面的原因。与此同时,城乡本身又存在二元壁垒。这种壁垒首先是生活环境上的:乡村很简单,到处是山、水、泥土路、原野、草地,而城市是复杂的,是钢铁、焰火、楼房、公路、川流不息的车辆,这些都是农村孩子生活在城市的潜在危险。一个农民工坦率地告诉我们:“说实在的,我很害怕孩子会被马路上的车撞死,我宁愿不让孩子来城市。”
  其次,城市与乡村在文化理念上也存在太大差异,乡村人的衣着、行为、语言、甚至长相都和城市格格不入,农民工自己有着深切的体会,他们已经在城市承受着歧视,承受着最底层的卑贱。城市人干净、体面、进高档餐厅、穿名牌衣服、开小车,这种生存的差距孩子是很难承受的,农民工担心免不了孩子也会受歧视。“我自己都成了孙子还不够,还要让我的孩子去遭人白眼?”一个农民工气愤地说。而这种担心并非是多余的。
  我们曾亲眼见过,一个城里的孩子向农村的孩子炫耀嘴里的“麦当劳”汉堡,一个站在店里,一个站在店外,中间隔着玻璃。那个农村的孩子一直盯着城里孩子满是油腻的嘴,直到最后哭出来。
  还有,在二元结构壁垒中最大的障碍,是二元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现有的户籍管理制度由于种种原因很不完善,但是不完善的制度却有绝对的效力。于是形成了一种“现实中的农民进了城,制度中的农民没有进城”的尴尬局面。现有的户籍管理制度,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汇集多种功能于一体,主要表现在户籍制度与就业、社会保障、教育、住房等制度相结合。农民工作为农业户口人员,在城市存在就业、保险、教育、住房等各个方面的制约,由于这些原因,特别是教育制约,令农民工不能带子女进城。
  一位农民工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我又不是城里人,带孩子进城怎么办。”这个“城里人”应该是包含多重含义的,“怎么办”也同样含有复杂的成分。说这话的农民工未必能够完全明白其中的不公平,但是已经有所察觉。
  由农民工产生留守儿童,相应地农民工问题也带来了留守儿童问题。留守儿童问题的表现是和农民工问题完全不同的。一个是走出去,一个是留下来,一个在发生在城市,一个扎根在农村。
  农民工走了,但一双眼睛留了下来。
  下表列出了我们对湖南省农村留守儿童调查的部分基本数据。
  有一双眼睛一直睁开,无论生死,都一直挂牵;
  有一种心痛一直伸展,无论去留,都一直顾念。
  父母走后的世界
  人们常说:“父亲是山,母亲是水!”山庇护着孩子,水滋润着孩子。那是父母还活着,父母在身边。如果父母走了,没了山的庇护,孩子就要面对一切的危难;没了水的滋润,孩子就要遭遇成长的艰险。
  “以前有什么事情,我都和爸爸妈妈说。打从爸爸妈妈走了,我不知道和谁去说。”“爸爸在家的时候,谁都不敢欺负我,爸爸一走,谁都来欺负我。”“以前爸爸在家的时候,总是说我这,说我那。他不在家,我就自在好多,但是心里总是害怕,。”这都是我们在对留守儿童问题调查中听到最多的话,也是最简单的话,司空见惯,简单地容易让人忽略。
  作为一个儿童,其成长生活环境总体概括就是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对应于农村儿童来说家庭由父母和其他近亲构成,学校由老师和同学构成,而社会环境主要就是农村社会大环境。这些本来是一个整体,整体产生推动力使儿童健康的成长。但现在的整体破碎了,至少是残缺了。
  父母的离开,看上去只是少了一部分,其实是少了全部。农村有句老话叫“谁的孩子谁知道疼!”对孩子的爱,没有什么角色比父母更深、更真、更义无返顾、更有理由。父母应该是孩子最安全的保护伞和最忠诚的卫士与向导。孩子是最依恋母亲的,是最听父亲的话的。虽然父母未必不会给孩子带来负面影响,但是,用心绝对是好的、无私的(极少数父母排除在外)。因此,父母的角色是一切的基础,是最强有力的。
  父母走了,孩子的世界本身就遭遇了危机。调查显示:离婚和死亡导致的单亲家庭里成长出来的孩子,出现问题的几率要比正常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孩子高出很多。
  据四川省凉山州西昌市第三小学州级课题2003年发布的《单亲家庭子女教育问题研究》记载:
  “近年来,在学校教育过程中,存在着一部份后进学生的群体,他们在校内外的不良表现尤为突出。不思学习、任意逃学、欺小凌弱、吵嘴打架、损坏公物、偷窃剐钱、野宿不归家……。虽经老师多次教育帮助,仍屡教屡犯,引起学校和老师的关注。经过深入调查、了解、分析后,知道这些学生中大多数来自于不健全的家庭。据我们对全校1093名小学生家庭调查来看,属于父母离异的家庭学生有60人;在父母中有死亡的家庭学生有28人;父母因违法犯罪被劳改、劳教的家庭学生有6人;母亲被拐卖或失踪的家庭学生有6人;寄养在亲戚家里的学生有3人;共计103人,占全校小学生总人数的9。1%。其中,学习差的有33人,表现差的有13人。再从家庭教育看,属放任不管或粗暴型教育的家庭学生就有41人,占单亲家庭学生的40%。”
  这里的单亲家庭是传统意义上以婚姻关系作为分水岭的单亲家庭。而农民工走后,在农村产生了无数的另一种畸形的“非离婚、非死亡”的单亲家庭,甚至是“孤儿家庭”,规模之大,分布之广远远要超过正常的“单亲家庭”。这本身就埋下了留守儿童问题的潜在不安全因素,加上农民工又并非离婚,并非死亡,还活着,却不在身边,对留守儿童心理上就造成更大的冲击,也势必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农民工一走,便在孩子的心灵上留下阴影。调查中很多孩子就说:“爸爸妈妈不要我了,不疼我。”“我觉得是我太不听话了,爸爸妈妈躲着我,我可以很听话,但是爸爸妈妈还是不回来。”“看着别人的妈妈给他带好东西,我总是想,为什么我的妈妈不在我身边呢?妈妈真狠。”“我躲在旮旯里哭,但是哭没用,哭妈妈也听不见,也不会回来。”“爸爸说他过年就回来,可是什么时候才能过年呢?”“有时候我就想,要是我跟人打架妈妈会不会回来?以前我和人打架,妈妈总是会去学校。”“妈妈是个坏妈妈,爸爸也是坏爸爸,他们不要我,我也不要他们……” 
  那么父母走了,并因此已经产生心理阴影的留守儿童又由谁来疼爱呢?又去依靠谁呢?只能依靠成长有机体里的其他角色。其他的一切角色里又有太多不稳定因素,甚至是不安全因素。
  父母走了靠亲近的监护人?
  监护人不会像父母一样在孩子身上花那么多时间精力,即使监护人肯,留守儿童也未必乐意接受。监护人说:“管不了,也懒得管。”孩子则说:“他们不管,管我也不听!”而有些监护人甚至对孩子伤害,虐待,施暴,甚至* 
  污。那么靠老师和同学行不行?老师是园丁,是蜡烛,但是老师也是人。首先,那么多学生,老师不可能也没用精力完全照顾到每个儿童身上,许多老师更是喜欢优秀的孩子,看低没人过问的顽劣的留守儿童。老师说:“他们太不听话,所以没法管。”而专家说:“没人管,孩子自然就更不听话。”这造成恶性循环,而作为“人”的老师,同样具有不可避免的人性的劣根,伤害留守儿童,打、骂、甚至性骚扰都是存在的。靠同学则更是靠不住。他们本身都是留守儿童,往往碰到一起,会产生更加恶劣的后果。而完全靠社会就更不现实,社会本来就鱼龙混杂,是要他们去适应的,而不是去依靠的。
  就这样,留守儿童成了谁也靠不住、谁也管不了的难题。时间越长,出现的问题越多。如情感危机,成长畸形,道德滑坡,违法犯罪,安全隐患等等,都在他们身上出现。学习很差,孤独、怪癖、阴郁、行为越轨、暴躁、说谎、盗窃、伤人、被侮辱、被殴打、被恐吓等也时常发生。更严重的甚至出现火灾、溺水、交通事故、离家出走、吸毒、抢劫、杀人、被强* 
  、被拐买等极端情况。
  由于留守儿童问题是农民工问题的派生,相应地它也就具有许多农民工问题的特征。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严重性、艰巨性,它都具有。
  农民工总规模达到2亿,其中离乡离土的农民工目前估计有1。2亿。仅仅湖南目前就有900万之多,而目前全国保守估计的留守儿童人数为2200万左右。最新调查显示,湖南的数量估计在240万左右。农民工分布在全国东南西北中,各省市自治区,各地市、各县区、各乡镇,几乎每个村,都有农民工,特别是湖南、安徽、河南、四川、湖北、江西最多。
  同样,留守儿童也是遍布全国,上述各省也是居多数。而由于改革的进行,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发展,农民工的数量势必继续快速增加,新成长出来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同时,农民工带子女进城的壁垒还不能完全有效的消除,这也势必带来更多的农村儿童。而因为留守儿童问题的产生不仅仅涉及家庭,还包括教育、地方、监护人、政府、乃至整个社会,这些角色的责任相互交织,使得它具有了和农民工不一样的复杂性。虽然问题是复杂的,但留守儿童问题和农民工问题一样,需要关注,需要解决,还要好好解决,妥善地解决,尽快地解决。问题解决不好将影响到农村的发展,影响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因为是儿童问题,所以,更加需要注视,它关系着未来整整一代,不同于父辈的一代。这些孩子将决定着中国的未来农村是什么样的农村,中国的未来是什么样的中国。
  然而,像农民工问题一样,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人群,它的解决注定是一个长期的,必须逐渐摸索、逐渐发现、逐渐实施对策的过程。
  除了上面讲过的困难外,留守儿童问题解决的难处还在于有与农民工问题完全不同的特征,那就是个案性。首先,他们是一个个的孩子,孩子不会像大人一样遵循什么规矩和制度,往往不会主动接受什么理念,而必须要灌输,这就增加了难度。又因为是“个人”,所以各个步骤都要处理好,不能有纰漏,否则,“救”,还不如“不救”。其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环境,能影响到他们的社会构成因素太多,随便的组合都会使小环境不同,问题截然不同,这和农民的大环境工普遍相同形成对比,解决的方法,无论是观察、教育、保护,还是援助,都没有固定的模式,“没有万能钥匙”,必须“一对一”地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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