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神之妻 [美]谭恩美-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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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读了纸,然后用非常仇恨的目光看看我。他用力地签了字,几乎把纸都捅破了。然后他把纸扔到地上。我捡起这张对我来说十分宝贵的纸。
“你瞧,你已经离婚了,”他用一种古怪的声音说,“一钱不值了。你没有丈夫,没有家庭,没有儿子。”
我抬起头,惊呆了。我没想过这对淡若意味着什么。我真傻呀!
我只想到我的身体是属于自己的,无论是失去还是保护,都只考虑到自己。我永远不能离开他。我不能做出我母亲对我做过的事情。
他对我挥舞着手枪。“好了,现在求我不要休掉你吧。”他说,“求我亲手撕掉这张休书吧。”他说着,把枪顶在我的头上,他的嘴又丑陋又野蛮,像个疯子似的,但他的眼睛是清澈的。“求我!”他吼道,“跪下,求我!”
一下子我明白了,他是想要看我受苦。他想要随心所欲地支配我,使我再也没有力量按自己的方式行事。他要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他已经完全征服了我,要不他是决不会罢休的。
我的精神崩溃了,我的斗志垮掉了,我的口中只能发出大声的哭泣。于是我脸朝下趴在地板上,哀求他。
“响一点!”他喊道,“说你是一个奥婊子,说你对不起我。”
我照样说了。
“磕头,说你保证做个听话的老婆。”我磕头,照样说了。
他高兴地笑了,“说,你离开我这个丈夫就活不下去。”我说了这些讨厌的话。
文福笑得更开心了,“我喜欢这样,非常喜欢这样。”然后他安静下来了。他走上前来,从我手中夺过那张体书。我以为磨难结束了。他等我抬起头来。他的脸很难看。他摇摇头,看看我,又看看那张纸。
“太迟了,”他说,“我不能把婚姻还给你了,你还得离婚。”
然后他把那张纸扔在我的头上。“起来!”他喊道,“上床。”
“杀了我吧,要是你愿意。”我哀求说。
“我当然要杀你,”他说,“你要是不服从,我要把你连同这屋子里的另外男人一起杀了。上床。”
那天晚上,他用枪逼住我的头,强奸了我。还说,我已经失去了做妻子的名分,只能尽一个妓女的义务。他叫我干了一件又一件可怕的事。他要我喃喃地感谢他。他要我求他更多的惩罚。我一一照办了,直到失去知觉为止,我又哭又笑,感到整个身体已经不属于自己。
第二天早上,文福上班后,我捡起那张丢在地板上的离婚书。我找出了自己的箱子。现在我得赶紧走。我只收拾了几件东西。我找出了我能找到的所有的现金,大约还有两百元钱。我去抱淡若。下楼的时候我碰到了胡兰和杜阿姨。从她们的脸上我猜出她们已经听到了昨晚的吵架。
“每个女人的丈夫都有坏脾气,”胡兰说,想尽力劝我,“你的情况并不特别。”
我给她们看了离婚书。
“这是什么?”胡兰问。
“我的离婚书。昨天晚上,我丈夫跟我离婚了。所以你瞧,现在我得走了。”
“唉!”杜阿姨喊起来了,“作孽呀,作孽呀!”
“谁是你们的证人?”胡兰问,看看纸,她把眼镜凑近了脸,“我没见到有盖章嘛。”
“没有证人,”我说,“昨晚上,我们来不及请证人。”
胡兰高兴地拍手了,“那就不能算离婚!他不能叫你走。现在坐下来,吃点早饭。静下来,别担心。不过是个误会嘛。今晚,他会很难受,他脸上会流下悔恨的眼泪,你瞧吧。”
“你什么也不懂!”我喊起来了,“是我要求离婚的。我干吗非要赖着不走!”我开始发抖了,“不光是因为他的脾气。他是个魔鬼,他比你想象的还要凶狠。”这时我有了个主意。“正好,你们两个可以给我做证人,”我很快地说着,“你们的印章在哪儿?要是你们帮我这个忙,我一辈子都欠你们的情。”
“我怎么能干这个!”胡兰说着,躲开了。
“她说得对,小人,”杜阿姨说,“你怎么能叫你的朋友做你悲剧的见证人呢?再想想吧。想想你的小儿子吧。”
“就是为我的儿子着想,所以我才要离。不管离不离,我们走走了。”
杜阿姨哭起来了,“哎呀!哎呀!你能上哪儿去呢?想想看,小人。缅甸公路,铁路──全都断了,四面八方都有危险,一个比一个糟,土匪、蚊子、小日本。”
“我宁可冒这种危险也不愿回到丈夫身边。”我说。
“没用了!”杜阿姨说,摊开双手,“我们劝不动她。她气得发疯了,什么话也听不进去。她是非走不可了。”
这时胡兰用一种非常平静的口气说,“既然到这个地步了,我们就必须帮助她。没别的办法了,”她向我转过头来,“我不能做你离婚的证人。我敢肯定,家国也会反对。但我能帮你逃走,如果我们俩都守口如瓶的话。”
我扑上去抱住胡兰,就像孩子抱住自己的母亲那样。我感动得哭了,弄得她很不好意思。“现在没时间说这些了,”她说,“我们得想想,你该怎么办,该往哪儿走。”她走到她的针钱筐边,把手伸进去,抽出一些钱,放在我的钱包里。杜阿姨叹了口气,然后进厨房找了些鱼干、蘑菇、干面、茶叶,然后把这些东西分别包在一张干净的纸里。
那天上午,她们帮我在湖边靠近市场的地方,找到了一间没人住的房子。这是一间破草房,就像我的处境一样糟糕。但我没有一句怨言,能住在这种地方我已经够满足了。
胡兰说我会安全的。她说回去给我找辆卡车来把我带走。
下午我和淡若就在地上玩。我用筷子把床垫里的虫子赶出来。淡着追上它们,然后用碗底把虫子碾死。我们就这样玩着,一直玩到没有虫子,一直到我们把肮脏的地面收拾得干干净净为止。干完后,我就为我们的胜利向他表示祝贺。我们吃了点东西。然后我们俩就睡着了,他的小身体安全地蜷缩在我身边。
我们被文福的粗嗓门吵醒了,“她在哪儿?”他像一头公牛般吼着,准备破门进来。我坐起来,躲在暗角落里。
“安静,不要发出声音。”我悄悄对淡若说。他真乖,他明白了。他信任我。他没哭,也没吵。他紧紧地抱住我,一声不响。
“她在哪儿?”我们听到他又在吼了。淡若把脸更深地埋进我怀里。
然后我听到了胡兰低声说,“可你答应要好好待她的。”
你瞧,胡兰就这样帮助文福找到了我。当然,后来她很后悔。她看到他的诺言一钱不值。他没有好好待我。我也不必告诉你后来发生了什么。
所以,许多年过去了,愤怒永远无法完全消除。你可以从我的口气里听出这一点。现在一提起他,我还怒从中来。要是你以为这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时候,那你就错了。最糟糕的事总在后面,一个接一个而来,没完没了。最糟糕的就是你永远不会知道何时是尽头。
过了一个月,我发现我又怀孕了。我去找了医生,把孩子打掉了。两个月后,同样的事又发生了。又过两个月,又是同样的事。我们没有节制生育,那时还没有。有没有孩子,文福不在乎。
所以现在你或许会认为我杀死了很多孩子,我也不在乎。这个坏男人在玩弄我的身体。每天晚上他都要用,好像我是一台机器!
今天你可以教你女儿对一个陌生人说,“我的身体是我的身体,别碰我。”一个小孩子都会这么说。我是一个成年女人,我就不能这么说。我只能不让孩子出生。
我独自哭泣,这是犯罪呀──给一个孩子这么苦的命!可怜的淡若,他信任我。所以我让另外那些孩子死去。在我心中,我是爱他们的。
现在瞧瞧我的脸。那时我还是个年轻女人。但已经没有了希望,没有了信任,没有了天真。有好多次我差一点就自杀了,我恨透了自己,因为到头来我还是没能自杀。
所以我问你:你怎么想?还有什么可留恋的?我干吗那么想活下去?
第十九章 软弱与坚强
我已经跟你讲过我结婚开头那些日子,这样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我既软弱又坚强了。或许,在你们美国人心目中,一个人是不可能同时具有这两种矛盾的东西的。但从我自己的生活来看,我不得不具备这两者,只有这样我才能活下去。
情况是这样的:在战争后期,我过着一种没有希望的生活。但虽然没有希望,我却不再绝望。我不再反抗我的婚姻,但我也不顺从。
这就是我的生活,一切总是徘徊着──没有希望,也没有绝望;没有反抗,但也没有顺从。所以,你瞧,就是这样,既软弱又坚强。
我不要你欣赏我。这不是与自然合为一体,没这回事。我说这话的意思是只不过要你明白,我就像一只关在笼中的母鸡,无知无党,不再梦想自由,但也从来不担心什么时候脖子被砍断。
但是,当然,哪怕是最笨的鸡也会趁笼子破的时候飞出去。现在我就要告诉你,这事最后是怎么发生的。
我不得不等到1945年的仲夏。我还记得那一天,我吃了些什么,杜阿姨说了些什么,胡兰穿了件什么样的衣服。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打那以后,一切都变了,可为什么我对那个时刻的琐事还记得这么清楚。总之,我们挤在小方桌边──胡兰和家国、文福和杜阿姨,还有淡若,坐在我身边的一只小凳子上。我们在吃早饭,很平常的一顿早饭,──用小米煮的稀饭,一种像小蜗牛那样的酱菜,冷莴苣,是前一天晚上的剩菜,很粘的臭豆腐,还有像小孩牙齿般大小的炒红豆。我们的早饭很平常,我们对饭菜的好坏也不费口舌加以评论,只有在菜丰盛的时候,我们才会评论哪道菜做得好,哪道菜做得不好。
当然,现在我一想起这些饭菜,就要赞美这些美味──所有这些味道你在美国都是尝不到的,真可惜。比方说,莴苣,像萝卜那么粗,又脆又甜,很好吃。还有臭豆腐,每天早上总有一个人推车从我们家门口经过,口中喊着,“臭豆腐!臭豆腐!”我们就是从他那儿买的。它的表皮是脆的,你一把它咬破,就会发现里面像奶酪那样软乎乎的,一股好闻的粘乎乎的味道直冲你的鼻子。
但是就像我说的,当时这些东西都是家常菜,每天都能吃到,就像你在商店里买的麦片一样。不管怎么说,因为是在夏天──你们这儿是八月──我们吃东西没什么胃口。
我还记得那天早饭桌上另外一些事情。胡兰吃了一颗红豆,吃得很慢,就像这样。她从盘子里搛起一颗,然后在空中抖动一下,好像是一颗苍蝇卵,摇摇晃晃送进嘴里。当时她已经发福了,穿的衣服又太小,就是我送她的那件桃红色衣服,把她的胸部都绷紧了。
“我当姑娘那会儿,”她说,“村子里只有我一个能一下子搛起一百粒豆子,一粒都不会掉下。”她又把一粒豆子丢入嘴里。
当然,我明白她说的意思,这是一种古老的风俗,当着未来婆家的面表演你有多么文雅,多么有教养。你得用最不像样的筷子搛起最小的食物,不留下一点垃圾。“在你的村子里,”我取笑她,“难道女人没事好做,光会数吃进嘴巴里的豆子有几颗?”
“你不信?”她说着,又嫌起一颗,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