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皇后-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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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森有礼为避免中国的干预，坚决否认中朝的宗藩关系，他照会总署说：“朝解是一独立之国，而贵国谓之属国者，徒空名耳。……因此凡事起于朝解日本间者，于清国与日本国条约（指修好条规）上无所关系。”总署大臣当即复照声辩：“朝鲜实中国所属之邦之一，无人不知。……合照修好条规所属邦土不相侵越之意，彼此同守。”森有礼看到这样辩论下去是永无休止的，于是改变了辩论方式，单刀直入地向总署提出中国对朝解交涉事务是否负责的问题。
森有礼的这个照会可触到了问题的核心。因为根据西方国际法学中对殖民地宗藩观念的规定，朝鲜若为中国属国，中国就要承担朝鲜炮击日舰事件的责任。森有礼看透了清朝官场畏葸怕事的心理，直接提出中国是否“自任其责”问题，这一着确实把清朝总署大臣们难住了。他们在给日使的复照中，除了重复声明朝鲜为中国属邦，并非空名而外，对是否“自任其责”的问题，合糊其辞的回避。森有礼见清政府态度软弱，于是紧逼一步，追问清朝认朝鲜为属国，究竟有何实质内容。
和日使辩论到这种地步，东方式的传统宗藩关系碰到了新的难题，清国总署知道已不能用空泛的名义来做说词了。经过缜密研究，再复照日使，具体的申述律中朝宗藩关系的实质内容。但是，森有礼以西方国际法的宗藩观念为护符，一口咬定中国与朝鲜的宗藩关系是徒有空名，根本不理会大清国官方对的解释。
在这场论争中，体现了中日两国对朝鲜政策的根本冲突。日本的政策是积极的，侵略的，其第一个步骤是否认中朝宗藩关系，阻止中国干预日朝谈判；而中国的政策是消极的，保守的，但绝不放弃“宗藩关系”，以维持对朝鲜的统治。
森有礼在北京与大清国总署交涉了一段时间，已知道了中国除了作表面的劝告外，不会采取积极干涉的行动。摸清楚了中国的底牌，森有礼遂片面宣称朝鲜非中国属邦，中国不得以此为借口，干涉日本与朝鲜的交涉。同时，他又拜访了在北京外国使团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英国驻华公使威德，获得了威德对日本行动的谅解和支持。日本外务省也把日本与朝鲜交涉订约的事通知英、美等国驻日公使。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各国都赞成日本行动，这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情，能够借助日本之力打开朝鲜大门，列强已经期盼律很久。
日本的这些外交活动，有力的支持了对朝鲜进行的交涉。黑田清隆一行于2月抵达江华府，无视朝鲜政府的抗议，非法侵入江华岛一带，进行武力威胁，并向朝鲜政府施加压力。倭馆代理馆长奉命通知朝鲜：“日本国全权大臣将前往江华岛与贵国秉权大巨会议。如若大臣不出迎，将直近京城”。蛮横地要求朝方立即派出全权代表，按照他们的要求进行缔结条约的谈判。日本武力示威使闵氏政府惊恐不已。
闵氏政府对于日本的侵略行动，起初只作消极反抗，随后分成主战与主和两派，争论不休。这时清政府又劝告说：与日本作战对朝鲜不利。结果，闵氏政府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不顾人民要求抗倭的强烈呼声，终于采取了对日妥协的态度，派御营大将和礼曹判书尹滋承为全权代表，去江峪府同日本人开始谈判。
朝日会谈在江华府内练武堂开始举行。实质性谈判一开始，黑田清隆便采取蛮横的强压态度。当朝鲜代表对日本所拟“修好”通商条约草案表示反对时，黑田当场威胁说：如果不按日方要求，两国立即断交。2月30日，黑田为胁迫朝鲜迅速承认和签署日方所拟条款，再次威胁说：朝鲜若不答应，在江华海峡待机的日军将在汉江下游的仁川、富平登陆并加以占领。
朝鲜国内各阶层对这次会谈也施加了影响。隐退的大院君致书政府要员，竭力反对向日本妥协；受流刑而后又被赦免的巨儒崔益铉亦大声疾呼反对签约。被日本武力要挟激怒的爱国军民无比愤慨，强烈要求政府立即拒绝日本的要求，并将其击退。许多地方的人民代表和儒生，几乎每日都进京向国王上疏，要求击退矮贼。一部分士兵和人民群众，还想自发地组织起义兵队和敢死队，抗击日本信略者，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强大的“击退倭贼”的集结和斗争。
明成皇后9（3）
在内外压力不断加强的形势下，在连日举行的御前重臣会议和原任大臣会议上，各派政治力量出现严重分歧，多日得不出正确结论。朝廷大臣金炳学、洪淳穆等持斥和论，仪朴珪寿与吴庆锡等认为开国是大势所趋，持稳和论；李最应与诸闵要员闵奎镐等实权派人物从派阀的立场出发，虽趋同开国论，但也是在屈服于日本压力而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作为权宜之计而主张与日本签订商约。
显然，中国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对朝鲜最后的抉择起了重大影响。清朝的统治阶级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很害怕和外国发生纠纷。当时，清政府正面临着沙俄对中国西北边疆的觊觎，中俄双方为伊犁问题进行着紧张的外交谈判，对于朝鲜问题不愿多予过问。左右清廷外交的李鸿章此时也希望朝鲜保持“和局”、作“息事宁人”之计，对朝日交往采取悉听自主的态度。李鸿章“息事宁人”的态度正是清朝统治阶级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态度，于是清廷同意了李鸿章的建议，遂由礼部向朝鲜表态，而听其自行处理。
从宗藩关系的体制上说，清王朝主张“云扬”号事件可由朝日自了，自有其根据，不能说错。但清政府知日本有觊觎朝鲜之心，却“息事宁人的理由劝说朝鲜与日本订约，这不但自动放弃了宗主国有权保护属国免受他国侵害的道义责任，而且也反映出，处于边疆危机时期的清王朝，不借以牺牲属国利益换取海疆安定的自利主义意向。
朝鲜见中国做息事宁人状，显然不会在谈判中给朝鲜以积极的支援，慑于日本采取军事冒险，诸闵的开国论便占了上风，朝鲜代表终于原封不动地承认了日方提出的条约草案。1876年2月26日，朝鲜与日本在江华岛练武堂正式签署了《朝日修好条约》，即《江华岛条约》。
《江华岛条约》全文12条，其中主要有：
1、规定“朝鲜国乃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宜先将从前交情阻塞之患、诸例规一切革陈，务开扩宽裕弘通之法”（第一款）。
2、陈“釜山草粱项有日本公馆……凭准新立条款，措办贸易事务”外，朝鲜国政府须在20个月内，在本条约规定的沿海五道，“再开两口，准听日本国人民往来通商，就该地赁借地基，造营家屋，或侨离所在人民屋宅，各随其使”（第四、五款）。
3、“朝鲜沿海岛屿岩礁……准听日本国航海者随时测量……编制图志”（第七款）。
4、日得在朝鲜指定的港口派驻领事，日本人在朝鲜犯罪，“皆归日本官审”（第八、十款）。
《江华岛条约》是个极其不平等的条约，在国际条约中是少有的。在这些诸多条款中，第一条最重要；该条款的要害是，在自主、平等的幌子下，否定中国与朝鲜间的传统关系，确立日本在政治上对朝鲜的独占权。此外，《条约》规定朝鲜单方面向日本开放通商口岸，准许日本在约开口岸建立带有租界性质的居留地，而日本方面不承担任何义务；日本人可以任意在朝鲜沿海测量的规定，赋予了日本自由进入朝鲜海港、要塞的特权，朝鲜从此完全丧失了领海权，使整个朝鲜半岛置于日本海军的威胁之下；日本单方面在朝鲜指定口岸有权派驻领事和享有领事裁判权，是日本在朝鲜拥有治外法权的特权，这是朝鲜丧失国家主权的重要标志。因此，以《江华岛条约》为起点，朝鲜开始沦为日本的半殖民地，并最终被其兼并。
对于《江华条约》最值得注意的第一条，当时清朝统治者完全没有意识到个中含意，当英使威德将条款送知中国政府，而日本也将《江华岛条约》抄送大清总署时，总署未向日本抗议，礼部亦未能诘问朝鲜。因为按照传统的观念，只要朝鲜承认中国为宗主国，第三国的承认与否是无关重要的。并且这时候，朝鲜依旧向清廷礼部呈报朝日本交涉开港的事宜，不曾因《江华岛条约》而有所改变。但是，按照西方国际法的解释，两国间的宗藩关系属于内政问题，国际的承认与否并不直接影响其宗藩关系；如果与第三国引起外交交涉，第三国的承认便属必要。日本已承认朝鲜自主，那么将来日朝间发生纠纷，日本利用该国际法的解释，便有反对中国干涉的“权利”。在日本外交家处心积虑的计划下，以后的朝日交涉都是直接谈判的，中国果然无法国参与其中。
日本侵略朝鲜的急进行动，必然迫使中国采取新的对朝政策。但是，腐败愚昧的清政府既不能及时的考虑这个问题，改弦易辙，后来竟采取了更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错误政策。
清政府对朝鲜的基本政策，一向是维持传统的宗藩关系，既不愿意朝鲜独立，也没有余力来设法加强“宗主权”。换句话说，就是一切保持原状。但时势迫使中国必须改变传统的对朝政策。
对朝的政策问题，直接联系到对日外交。在中日交涉之中实际主持事物的李鸿章，自从1871年中日签订《修好条约》之后，对日本一直采取一种联络羁縻的政策，希望借“中日修好”条规之力，约束日本的行动，并抱着“联东方形势”的幻想。这显然是对日本的侵略政策毫无所知导致的。其实，在签订修好条规时，日本就要求“相同西例”，也就是要分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攫取的权益。其后，日本于1872年派使至中国要求修改条约，尤其着重取消《修好条约》第二条有关两国友谊相助的规定。这些迹象表明日本来者不善，而洋务派官僚还被蒙在鼓里，继续做着“联东方形势”的白日梦。直到后来中日间发生种种不愉快事件，日本侵略的野心暴露，李鸿章才开始转变态度，逐渐地从联日变为防日。
明成皇后9（4）
1876年7月，日本再次派遣舰队抵达朝鲜，为迫使朝鲜政府立即开放釜山港和保证日本人在朝鲜扩大贸易，强行逼迫朝鲜政府签订条约。大清国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授意其幕友，起草了一份致朝鲜执政李裕元的书信，信中说：“西洋英美诸国专务通商，地球以内几无不到，兹日本既导先路，诸国或思步其后尘。”希望李裕元注意“操纵机括”。
于是朝日缔结了所谓《朝日修好条规附录》和《朝日贸易规则》。由于朝鲜代表昧于国
际法，他们所关心的仅是诸如日本公使久驻汉城、日使进京路线与开放口岸、日本侨民活动范围等政治问题，而对通商贸易问题很少注意，甚至对关税、金融货币等重要经济条款，从未认真进行过讨论。
根据这两个条约的规定，日本商人在朝鲜通商口岸除交纳为数不多的船税外，一切商品可以免纳关税（输出输入税），日币可以在通商口岸自由流通，朝币可以由日本人随意带回日本。这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