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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部分

明成皇后-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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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完和君几岁,新生的嫡王子又几岁呢?”
  “完和君8岁,嫡王子去年出生,还不到两岁。”
  清国大臣责问道:
  “按照大清国的规矩,一般是册封长子为皇太子;贵国是要把长子放在一边,立次子为王世子吗?”
  “这个……因为一个是庶子,另一个是嫡子,身分不同。”
  “不论是庶子或是嫡子,不都是朝鲜国王的儿子吗?以我看来,要换年纪小的人做王世子,恐怕很难取得我朝的谅解。”
  闵台镐听了这话大为惊慌,赶紧闭嘴不再提这件事了。但是,闵台镐回国后发现,闵妃已经迫不及待地将王子拓册立为王世子。
  “启禀娘娘,大清国对册立嫡王子为王世子一事颇有微词,现在应尽快派遣特使抵达大清国,求其谅解才是。这可是件大事!”
  闵妃问道:
  “那么,应该派谁去才好呢?”
  “启禀娘娘,臣认为,应该要派遣元老级的特使,郑重请求大清国的谅解。”
  闵妃将领议政李儒元等元老大臣召入宫中商议此事,虽然一致认为派遣特别奏请使到大清国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但是对于能否获得大清国的谅解,人人都在心中打鼓。
  领议政李儒元突然说道:
  “启禀王上,我们与其派特使请求大清国谅解,不如找一个外国使臣先向大清国求得谅解,然后再派出特使,效果应该会更好。”

明成皇后8(6)
  高宗与闵妃相对点头:
  “嗯,是个好办法,先找一个第三者打前阵,事情即便弄僵,也还有个余地可以转圜。但是,这个中间人要找谁呢?”
  “回禀王上,日本国有使臣常驻大清国,而日本现在渴望与我国修好,我们不妨将这个 任务托付给驻在大清国的日本使臣,他们定能竭尽全力达成此事,不知如何?”
 
  “真是绝妙好计。”
  是年9月,闵氏政府命禁卫大将赵宁夏致书森山茂,声言:朝鲜政府悉知贵国善邻之谊,朝廷拟欲差官渡海布此诚意,表示要为改善两国关系而尽力。同时表达了希望日本驻北京公使能影响清廷的意思。
  日本使臣接受了朝鲜宫廷的拜托,但这只不过是骗得朝鲜政府对日本的好感而以。因为按照当时的政治情况,大清国在朝鲜问题上,是不会允许日本做仲裁的。
  此事托付给日本大臣之后不久,领议政李儒元与礼曹判书闵奎镐就以王世子册封奏请使的身分,直接访问北京。
  大清国皇帝接见朝鲜使臣,问道:
  “朕听说贵国要放弃长子,立次子为王世子,意在何为?”
  “回禀圣上,长子8岁为宫女所生,次子虽两岁,却是王妃闵氏所生,所以就以嫡子为重,想要册立次子为王世子。”
  “庶子与嫡子的身分的确不同,要继承王室的法统,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这件事就照贵国的情况处理好了。”
  大清国皇帝当场就给与谅解,但李儒元等人一致认为这件事的顺利达成,都是之前拜日本使臣交涉所赐。回国后,李儒元据实禀告,闵妃和高宗对日本顿生好感。
  炸弹事件导致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加速了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大院君原本彻底实施锁国主义,所以,一直在外窥伺的日本虽早有“通商”之意,却遭到层层阻挡。大院君下台之后闵妃掌权,韩日关系缓和,因此,日本政府把闵妃上台看成是其侵略朝鲜的绝好机会。但是大院君阴谋事件突然使日本人恐慌起来,因担心大院君重新执政,日本人决定不论用任何手段,在大院君东山再起之前,一定要和朝鲜完成“友好条约”的签定。于是,就在阴谋事件的第二年,日本派遣13艘军舰侵犯朝鲜江华岛。朝鲜虽然为此与日本对抗作战,但是,在武器方面装备极差,除了旧式毛瑟枪之外别无所有,无法抵抗日军的大炮攻击。日军迅速占领江华岛沿岸一带,强烈要求订定友好条约。朝鲜迫于战争的压力,别无他法,只能屈从,于1976年2月26日签订了《江华岛条约》—朝鲜李朝第一个开放通商的条约。以《江华岛条约》为起点,朝鲜开始沦为日本的半殖民地,并最终被其兼并。

明成皇后9(1)
  1873年11月,闵妃一派以“国王亲政”为借口,把大院君赶下台,让闵氏家族和支持他们的两班权贵独揽了中央和地方的一切要职,朝鲜李朝又开始了外戚闵氏的势道政治。闵氏一派力图使人们相信他们所推行的政策与大院君的政策迥然不同,因而在对外政策方面,对锁国政策作了变更,同日本恢复了所谓的“邦交”。朝鲜采取这种较为开放的对日外交的同时,日本国内“征韩”声浪越呼越高,以至“征韩党”经常作乱,明治政府遂决定施展“攘外以安内”的策略,先对中国台湾发动侵略战争,之后提前“征韩”。
  1874年5月,日本外务省出仕森山茂亲赴釜山刺探朝鲜“国情”;是年9月,闵妃为亲生子顺利通过清政府世子册封,致书森山茂示好;1875年4月,森山茂向国内发出信报,建议乘朝鲜炸弹事件招致内讧,大院君还未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派遣军舰“声援”他在使馆的外交讹诈,以武力打开朝鲜大门。
  根据森山茂提供的报告,日本政府决定向朝鲜近海派遣日本军舰。5月下旬,日舰“云扬”、“春日”和“第二丁卯”号,以及“孟春”、“高雄”号等舰只先后侵入朝鲜海域,以所谓舰队“航海演习”为名,在朝鲜东南沿海一带非法进行武装侦察,同时,还在釜山港口肆无忌惮地组织舰队战斗演习,进行种种挑衅,以求一逞。
  7月16日,森山茂再次致书外务卿,顿促政府放弃和颜悦色,尽快制造事端,求得口实,兴风作浪之后,强迫朝鲜与其签订协议。其侵略者的嘴脸昭然若揭。
  日舰的种种武装示威,目的在于威胁和恫吓朝鲜人民,并为发动武装进攻制造借口。但是,日本人这种非法的挑衅行为,不仅没有吓倒朝鲜人民,反而更加激起了朝鲜人民的愤慨。八道国民纷纷要求闵氏政府对日本的侵略行动采取坚决的防御措施。
  腐败无能的闵氏政府探感事态的严重,举行了现任与前任大臣联席会议,讨论对策。但是,会议拿不出有效措施,只能以“说服”和“谈判”方式应付局面,最终对日本只是停留在“严重抗议”上,并未采取积极的抗战措施,也很少关心国防。朝鲜政治的软弱、退让,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森山茂拒绝响应朝鲜的和解呼吁,拒不会见朝鲜政府派出的役官,一场预谋武装入侵已不可避免。
  1875年9月,日舰“云扬”号再次奉命驶入朝鲜水域,在朝鲜西南沿海一带为所欲为地进行测量和武装示威。“云扬”号舰长井上馨海军少佐所得到的命令是:在完成对马海湾测量后,研究由朝鲜东南海岸至清国牛庄(营口)近处的航路。当然,这是表面文章,而实际使命是向朝鲜进行武装挑衅,以制造侵朝借口,毒化日本国内舆论。
  “云扬”号在进入朝鲜东南海岸水域后,并未驶向牛庄方向,未通知朝方,它突然出没在朝鲜的月尾岛,并于20日在永宗岛附近抛锚。为了进行火力侦察,舰长井上馨率20名水兵,以寻找淡水为名,乘舢舨向江华岛草芝镇炮台逼进。这一地带是京江的入口、国都的门户,任何外国船只不经允许不得接近炮台。守卫在该地的朝鲜军队,虽然数量甚少,又末得到政府命令,但已忍无可忍,理所当然地发炮警告。升上良馨见炮台呜炮,立刻向母舰“云扬”号发射信号弹。“云扬”号随即升起一面面日章旗和信号旗,并待舢舨撤回后,向草芝镇炮台发动猛列的炮击。“云扬”号之所以匆忙升旗,是为了制造所谓污辱日本国旗的借口。这一事件,正如日本人自己后来所承认的那样,成了日本侵略者求之不得的口实。
  21日,“云杨”号向不设防的顶山岛和防御薄弱的永宗岛发动进攻。在守卫者给予入侵者以惩罚后,因有奸细策应,永宗镇于22日失守。日军陆战队入城后大肆烧杀掠夺,胡作非为,以致民家、公廨十室九空,永宗镇瞬间失城。22日晚,井上馨以掠来之猪鸡牛羊设宴祝贺大捷,然后,“云扬”号满载岛上贵重财富、山珍海味以及大小炮38门和城内所有兵器军需品,于28日返回长崎向东京政府发电“报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云扬”号事件。
  “云扬”号事件是日本明治政府蓄谋策划的重要事件,因此“云扬”号舰长的电报一到东京,日本军国主义者欣喜若狂,认为“惩罚”朝鲜的机会已经到来,狂呼发泄八年来“隐忍”的绝好口实由天而降。但是,由于事件来之急促,日本御前会议除决定向朝鲜派道军舰“保护侨民”外,对韩交涉的基本方针并未形成定案,日本最高决策者尚需进一步做出抉择。
  日本参议木户孝允在日本统治圈内被共认为是朝鲜问题权威,明治天皇于亲派宫内少辅专程赴木户邸舍征询意见,木户上书天皇诡称,“朝鲜暴击我舰,分明与我为敌。”他建议首先要设法使清政府放弃和朝鲜的“交际相亲、患难相关”的“藩属”关系;然后,以武力、问罪态势派遣大使,与朝鲜政府谈判。
  在对外关系方面既无知又无能的闵妃政权,在“云扬”号事件后都未能拿出相应的对策,1875年年末,住在倭馆的58名日本人,骑马持枪舞刀剑在豆毛浦、开云浦等处行恶,杀伤朝鲜军民12人。这一流血惨案与日本政府遣使活动遥相呼应,是对朝鲜的公然挑衅。
  1876年1月,日本政府一面把陆军主力集结在下关一带,做好出征朝鲜的准备,一面委派军阀黑田清隆为“全权代表”,命他率领使团一行30人率混成旅团助800余名,乘军舰5艘由品川出发,其先遣舰只已在釜山近海抛锚。事先派出新任驻华公使森有礼赴北京,试探大清国的态度,并设法避免中国的干涉。

明成皇后9(2)
  森有礼于1876年1月抵北京,随即到总理衙门会见恭亲王奕欣等人。森有礼狡猾地说明了日本现在派大臣到朝鲜诘问炮击日舰事件,目的是“为两国得保亲好于永远”,但朝鲜若拒绝日本要求,将有“不测之祸”。森有礼完全不涉及中朝的宗藩关系,而只谈日本和中国是邻邦,为了表示推诚无隐,才把这件事通知中国。总署大臣完全不了解日本此时已决定以武力胁迫朝鲜,攫取不平等条约的阴谋,还向日本宫使作了一番劝告,希望日本遵守1871年签订的中日修好条约,不要侵犯朝鲜。森有礼则坚决表示,中日修好条约不能适用于朝鲜事务 
。因此,引起了双方对藩属问题的大辩论。
  藩属制度是历史的产物。自清太宗皇太极祟德二年(1637)朝王李徖归附起至清世祖福临顺治元年(1644)十月朝王李徖派遣其子奉表进香,贡方物,朝鲜完成了由明属国到清属国的归附过程。象前朝一样,清王朝与属国的关系继续保持着册封、纳贡等礼制上的联系。皇太极在朝王归附时下敕令规定,朝鲜对清朝的礼贡遵循以前有清一代的历朝旧例,构成了宗主国与属国关系的基本格局。显然,封建时代中国与属国的宗藩关系与近代西方殖民主义者与殖民他的关系完全不同。宗主国完全按儒学的礼制作为规范,对藩属国进行管理,并不直接干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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