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童年-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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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是找鹃花谈他不能和她结婚。他说他和鹃花结婚他就要回家种田，那他的大好前程就要毁了！曾彪子已经升到连长了。曾连长春风满面，威风凛凛，他在家摆了一桌酒席，请了大队干部、生产队队长，当然也请了鹃花和鹃花的父母，当面锣对面鼓地提出解除婚约。
彪子振振有词：“我与鹃花是指腹为婚的，这是封建婚姻！是不符合婚姻法的！再说，我与鹃花还没有成亲，我和她都有重新选择的自由。所以我今天正式提出与鹃花分手，还望在坐各位能够理解和支持。当然了，我要对鹃花说一声‘对不起！’鹃花哩，你也别怨我恨我，我们实在有很多方面不合适。有道是‘强扭的瓜不甜！’……”
鹃花滴酒未沾，也不动筷，强打精神坐在一旁，像一只任人宰杀羔羊。这时却忍不住地说：“我不恨谁！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说着站起来走出去了。
“妈的，事情就这样解决了。”黄毛说，“想当初，我们真的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保卫，保卫个屁！他自己主动放弃了，倒让林大会计捡了一个大便宜……”
我说：“就是嘛，要知今日，何必当初。”
黄毛用箫敲了一下墙角，说：“不谈它了。走，找大罗去，咱们上井台。”
我说：“又吹箫啊！”…… 。 想看书来
苦菜人生
养猪是每家农户必不可少的家庭副业。我们家当然也养猪，但养的不是肉猪，而是母猪。这是父亲的偏爱。他总认为养母猪比养肉猪更赚钱，而不顾母亲的反对。母亲总是皱着眉头说：“养什么母猪！母猪的食量多大哟，超过养两头肉猪。人都没得吃，拿什么喂它哟……”
是啊，那个时候人的吃食都很紧缺，哪有富余的粮食喂养牲畜？
可在父亲眼里，母亲当然是“头发长见识短”，他还是坚持养母猪。
我们家的那头花母猪，不仅能吃而且嘴刁，糠粗了它不沾，潲水清了它不吸，整天“吭吭”的吵死人。也真苦了它！那时连潲水都没稠的，不见米色；糠粗得如谷壳，细糠都让人掺着蔬菜充了饥。可有什么办法呢？人都吃不饱，也只能委屈你了！有好几次，母亲要我到池塘提水当潲水喂猪，我都为花母猪感到可怜：这叫人家怎么吃得下哟？池水中加几勺煮熟的苦菜，再撒上一点糠皮，这就是猪食！猪怎么会吃呢？我把它舀入猪斗，花母猪只用嘴在水中拱了两下就抬起头来望着我，根本不理猪斗里的苦菜和池水。我没有办法，只得又往猪斗里添了一层糠皮。然而它还是不感兴趣，只用鼻子嗅了嗅，便抬起头“吭吭”地望着我。我简直要对着它哭了……我说：“你真是猪啊！你还想吃什么呀？我知道苦菜不好吃，有点苦，可我也吃过呀！你就不能将就一点么？你知道为了给你挖苦菜，我连捉蟋蟀、斗蟋蟀的时间都没有了么？你这呆猪！”我用铁勺对着它的脑壳狠狠地拍打了一下。它甩了一下头，也知道主人生气了，也知道没有什么指望了，就又把长长的嘴巴伸到猪斗里拱几下，做个吃食的样子，结果只是把里面的清水拱出一些来，给我腾出了添加“猪食”进去的空间而已……就这样打着骂着哄着把一桶所谓的猪食喂完，没有耐心是办不到的。
不知为什么，那时候学校常常只上半天课，上午上课，下午放假。因此，我们常常下午外出挖苦菜。挖苦菜成了我们课外生活的主要内容和乐趣。
油菜花开了，田野一片金黄。我们拿着镰刀、挎着土箕或菜篮钻进油菜田，淹没在金黄色的世界里。有时是三人一伙，有时是五人一群，我们蹲在地里像一只只田鼠，用镰刀把一棵棵苦菜挖起来放进自己的土箕或篮子里。苦菜有大有小，有老有嫩；墨绿色的小叶，紫红色的脉径，七八上十片簇拥着葡伏在地，就像一把把张开的小伞儿散落在田间地头。老的已经开出黄色小花，我们并不嫌弃；嫩的还太娇小令我们怜悯，就让它留着。当然，我们并不拼着命儿地一味挖苦菜，我们免不了喜闹和玩劣。看看苦菜挖得差不多了，我们就会停下来玩一下子。有时也去捉蟋蟀，有时就玩赌博——赌苦菜：在地里挖个小坑，一人出一把苦菜放在一起，然后站在几米开外往坑里扔石子，谁的石子先入坑苦菜就归谁。黄毛这方面是高手，我和大罗不是他的对手。我输了苦菜或是比别人挖的苦菜少时，就会自欺欺人地把土箕里的苦菜抖动抖动，往上拢一拢，这样看上去会显得多些。然而有几次，还是未能逃过父亲的法眼。父亲说，你一下午就挖这么一点苦菜呀，还不够猪吃一口！你是不是又捉蟋蟀去了呀？表子崽，你这么偷懒，过年还想不想穿新衣呀？……我不敢解释更不敢强辩，只有低头站在那儿挨骂的份，只有把怨气转移到那只母猪身上。
如果不养猪，不养那只花母猪，我就不要天天去挖苦菜，挖那么多苦菜，不挖苦菜我就有更多时间去捉蟋蟀。捉蟋蟀是我的强项。我曾有一只蟋蟀打遍全村无敌手，我把它取名“西楚霸王”，可惜后来被父亲摔死了。为此，我偷偷地哭了一夜，连做梦都江堰市在哭。
我讨厌我家的花母猪，过潲时我都要敲它几下，敲得它嗷嗷直叫。父亲听到猪闹就跑过来看，说：“表子崽，该发情了吧……”这声“表子崽”是指母猪而言。
我不知道“发情”是什么意思。
过了两天，父亲请来了邻村的“猪古佬”。“猪古佬”是个胡子拉碴的老头，他手挚一根破竹竿赶着一只白公猪走进我家。这时我才隐隐约约领悟了母猪“发情”的意思，也明白公猪和母猪之间将发生什么事情。公猪高大却不壮实，也许是和人一样饥一顿饱一顿的缘故，这才显出削瘦来，但两颗镣牙出奇的长，像一对弯钩似地突出嘴外，挺吓人的。“猪古佬”把它拴在我家的杂物间，然后走到厅堂在一条板凳上坐下，似乎在等待什么。父亲装上一窝旱烟递给他，与他闲聊着。母亲走进灶间生火煮蛋，我跟了进去。
一般来说，主人待客人是要煮三个荷包蛋的，可母亲却往沸水里磕了四个蛋。我有点不解，问母亲为何打四个，是不是搞错了。母亲笑笑说：“没错，人吃两个，猪吃两个……”我心里说：“猪还有蛋吃？我还不如猪啊！”可说出口的却是：“给客人不是三个蛋么？怎么……”母亲说：“他是‘猪古佬’，所以只能煮两个。”哦，原来是这样！难怪人们开玩笑时说到“煮两个蛋”就哈哈大笑。
母亲将四个鸡蛋分成两碗，一碗叫我端给了“猪古佬”，一碗由父亲端去倒在木槽里喂了公猪。吃饱唱足之后，“猪古佬”这才把公猪赶进了我家猪圈。那公猪也许是 “见的多了”，面对我家的花母猪并非急不可待，而是磨蹭了好一会才猛然扑到花母猪的背上……
这以后，花母猪的待遇有所改善，不再吃池水、粗糠了，也不只吃苦菜，增加了一些精细饲料。父亲也特别关心它的变化，常常端着饭碗站在猪圈外观察，看着、看着就将半碗米粥倒进猪斗……看着花母猪的肚皮一天大似一天，我们的希望也一天大似一天。
三个多月后，花母猪产下了十六只猪仔！这可把父亲高兴死了，虽然他披着棉袄守在猪圈过了一夜，但看着一只又一只生下的猪仔就像看见一个又一个白花花的元宝，让他兴奋不已。第二天一大早我也跑进猪圈一只一只地数数儿，数着那一只只活泼如鼠小猪仔，心里充满了许多美好的憧憬。
这一窝猪仔相继死了三只，只存活了十三只，八只公的五只母的。父亲自我安慰说这已经很不错了！
一个月后，父亲开始自己动手劁猪。我真佩服父亲的胆量，为了省钱他竟然自己给小猪仔动刀子！当然，他只能劁小猪公，小母猪还是得请公社兽医站的人来做。父亲把自己的剃刀磨得雪亮，用小碗装了一点菜油调上烟屎，然后找一件破衣服、搬一个小凳子放在猪圈外的场地上，一切准备停当，这便开始劁猪。这时候的父亲活像一个钉鞋匠，膝盖上垫着一件破衣服，把小猪仔夹在两腿间，用剃刀在小猪屁股上划开一道口子，取出两个小*，然后往伤口上抹点油烟屎，这就把小公猪变成小太临。父亲让我当助手，把劁好的小太临放回猪圈，再找出一只小公猪提出来递给他。父亲的刀法精准而动作敏捷，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学来的这套本事。
六十多天后，这窝小猪仔开始出售了，村子里卖了几个，家里留下一个，其余的都让父亲挑到十五里外的经楼镇去卖了；卖了多少钱，我不得而知，大概有好几百吧！不过到年底，我们家请来了裁缝，给全家人每人做了一件过年的新衣服，这倒不假。
大年初一，我穿上了新衣服，父亲微笑着说：“表子崽，穿上新衣服就是不一样！可不挖苦菜，不勤快点，你能穿上新衣服么……”
我无言以答。我说不清挖不挖苦菜与穿不穿新衣服之间是否有必然的联系。我抚摸着崭新的衣服跑出了大门，村子里大街小巷响着“劈劈啪啪”的爆竹声…… 。。
秤的别称
那天我一个人在家，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在屋子里打转转。忽然从门口走进一个老太婆来，笑容可掬地对我说：“二黑，借你家的‘和平’给我用一下。”我愣住了。我当然认识她是谁，她是住在老祠堂的“地主婆”——我同学学海的伯母。可我不知道她说的“和平”是什么。
我愣愣地看着她：“您说要借什么？”
她笑了一下说：“哦，就是秤呀！在不在？”
我这才明白她是要借秤，便转身摘下挂在屋柱上的秤递给了她。
她说：“用完我就还来。”便提着秤杆笑眯眯地走了。而我则像被钉子钉住了一样，呆呆地站在那儿，看着她瘦小的身影消失在大门外。
我好生奇怪，她为什么把“秤”叫做“和平”呢？我们那地方没有谁这么叫的。她是不是不认识那个“秤”字，而把它拆开来读作“禾平”呢？“禾”跟“和”读音相同，“禾平”跟“和平”听起来也就没有什么区别。可她为什么非得把一个字拆开来念呢……真真是怪人一个！
她不是本地人，住在老祠堂的兄弟两家都不是本地人，他们是从几十里外的村子遣散到我们村的地主。尽管后来纠偏时改正为中农成分，也难以改变人们脑海中的印象，就像我的同学学海，和人吵嘴时总免不了背着“地主”的骂名，尽管他一口咬定“我家不是地主是中农”。村里人把这两家人叫做“祠堂老大家”和“祠堂老二家”，这两家以种菜闻名村里，在吃大食堂其间，兄弟二人都进入了蔬菜组，为食堂种植蔬菜。食堂解散后，他们和其他农民一样参加生产队劳动，所不同的是他们自己地里种的蔬菜总比别人的好，比别人的多，隔三差五的总要挑些蔬菜到街上去卖。可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把“秤”叫做“和平”。
后来，我碰她的大儿子，就是那个从水中救起娇娇的毛仔。我说：“毛仔哥，你妈怎么把‘秤’叫做‘和平’呀！弄得我半天没有反应过来……”
毛仔用手抹了一把嘴唇和下巴，笑着说：“嘿嘿……叫‘和平’就对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