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童年-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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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头，我们小孩子就盼望过年，盼着走亲戚拜年！过年可以吃到平时吃不着的东西，拜年可以吃到比家里更好的东西。
于是我跟着父亲走出家门，向村后走去。我知道槐山是在我们村子后面很远的那片山林中，也明白拜年的对象是“槐山公公、婆婆（爷爷、奶奶）”，还有两个叔叔。两个叔叔每年过年都要来我家给父亲、母亲拜年。每次来了他们都得住上一两个晚上，夜里总和父亲谈到深夜，胜过亲兄弟。可我好长一段时间闹不明白，父亲怎么会有两个异姓兄弟呢？我怎么会有两个祖父祖母呢？我们姓杜，他们姓章，我们家与他们家家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呢？是不是父亲在山里认的干亲呢？父亲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也不敢细问。到后来我才搞清楚，我祖父和“槐山公公”是同母异父的兄弟。因而才有两个“山里的叔叔”，后来还知道有两个“姑姑”也在这片山区。我当时并不去梳理这些关系，只是屁颠屁颠地跟着父亲走着。
走过村后大片的农田，穿过一个名为“槎市”的村镇，再走两里来地就是赣江的支流“肖江”了。江面不宽，只有二三十米的样子，水很清，汩汩地从东向西流去，一条宽宽的石板路斜斜地插入江中——对岸也一样，有一条小渡船在那儿候着，专门方便过往行人。父亲对这里的情况似乎很熟悉，他站在那儿朝着对岸喊了一声：“老四，过河啊！”不一会儿，从对岸孤零零的木板房子里走出一个人来，应了一声说：“来了。”
艄公很快把小渡船撑过来了。这是个老人，看上去比我父亲年纪大些，有60来岁吧。他头戴一顶猴头帽，身着一件肩上有补丁的蓝士林棉袄，脚上一双高筒套鞋。艄公用竹篙将船定住，朗声道：“过去拜年吧？”
我父亲说是，并合手作揖地笑着说：“老四，恭喜发财呀！”说着我们便登上了船。
老四冷笑了一声，说：“发财？发棺材！”似乎很有些怨气。怨天？怨地？怨人？我却不解。倘若怨自己撑船命苦倒可以理解：别人欢天喜地地过大年，他却要独守河边，能不叫苦吗？船到中心，艄公摇起了橹，有气无力，船行缓慢。他并不看我们父子，两眼只望着河面，有一句没一句地回答我父亲的问话，似乎有些傲慢，我很有些看不惯。
船终于靠了岸。临上岸前，父亲掏出五分硬币递给老四。老四张开犹如松树皮似的手掌接着，但并不收回手，不满意地说：“就这点？大过年的，多给点啊！”父亲就又多给了他一个两分的硬币，他才笑着把钱放进了口袋，并嗔骂我父亲“小器”。
在船上，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已知道老四是在当地队上拿工分的。他嫌工分拿得低而撑船又是辛苦活，因而常常抱怨不平。上了岸我就问父亲：“过河还要钱呀？”父亲告诉我，说平时是不收钱的，只是过年过节，老四就要向过往行人敲点小竹扛，一毛两毛不嫌多，一分两分他也要。“这个老四啊！……”父亲说。
跟着父亲进山去（二）
肖江是山里山外的分界线，河那边是山里，这边是山外。老四是那边山脚下一个大村子的人，是离我们最近的山里人，说话也带山里人口音。我在心里骂道：“好你咯山里狗啊，见人就咬一口呀！”
过了河差不多就算进入山区了，一个连着一个的小山就在眼前，就在身边。山上没有树，有树也不成林，几棵又小又矮的毛松稀稀拉拉地立在山坡上，青草枯黄，裸露出褐红色的土壤。一条青石板路沿着山坳弯弯曲曲地伸进山区深处，两旁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小块田地处在冬眠状态。
父亲在路边折了一根长长的茅草叼在嘴里，背着手自顾自地往前走，我几乎跟不上，总要落后十几步甚至几十步远。父亲不时回过头来催我跟上。路上很静，半天也不见个人影，若不是白天，晚上谁敢走？我咬着牙加快脚步朝前走去，我都快走不动了。
前面出现一个小屋，路从中间穿过——应该是“路亭”吧？说是“亭”，它又不像我们村后大路上的“四角亭”，有四根石柱四个角，旁边还有一棵大枫树。而它就像一间孤独的小屋，两个门洞一进一出，中间是路，两旁支着石板，里面空间不大，只六七个平方米。显然，它与我们村后的那个四角亭一样，也是方便过往行人歇脚、避雨的公益建筑。我正想坐下来歇歇脚，父亲却回过头来催我快走，说是快到了。我只好往前走。
这一路，每隔一二里地便有一个“路亭”，模样一般无二。我不知道这条古老的石板路还有多长，可我明白，山外人沿着这一条路可以走进山里，山里人沿着这条路可以走出山外，走出世界。我也知道，这条路和我们村后的那条路是一样的，也是由沿路各村的有钱人家出资修筑的。后来我想，其实山里人和山外人在许多方面并无多大差别；乐善好施、修桥补路做善事也不分什么朝代。中华民族的美德代代相传，不仅养育了古人也养育着今人；不仅培育着山外人也培育着山里人。
“槐山公公”的家就在村东头。这里的房子大都很低矮，且多是木质结构。我跟着父亲走进一栋木板房，迎接我们的是槐山公公——槐山公我先前见过，相貌很有点像我的亲祖父，只是比我祖父高大魁梧些。我祖父逝世时，是他亲自带着两个儿子去为祖父打造棺木的——我慌忙走上前，双膝跪下给槐山公公拜年，刚才起身，就听到身后响起一个女人爽朗欢快的说话声：“呵呵，是吉弟来了么！快坐快坐……叫你带着子女来，带来了么？” 随着声音，从左侧灶间走出一个身材高大的老女人，这显然就是“槐山婆婆”了。父亲一边答应着，一边对我说：“快给你婆婆拜年。”我车转身，也不分东南西北，走到她跟前就“咚”地一声双膝跪下。
她抚摸着我的头问我父亲：“这是老几呀？”
父亲说：“是老二。”
“老二呀！二黑，好孩子，快起来！”老人笑呵呵地说着把我拉起来，然后走进房间，很快便端出一个大茶盘，里面堆满了好吃的糖果点心：花生、红薯片、各种各样冻米糠（有芝麻的、糯米的、豆子的）……她说，“快吃吧，孩子！”脸上溢满了和蔼慈祥的笑容。我想，她年轻时一定很漂亮，黑白掺半的头发梳理得平整光滑，在后脑勺挽成了一个圆月般的发髻，一双大眼睛清澈见底，脸色红润，几乎不见皱纹。这令我感到惊奇，这么大岁数了（怕有六十多吧），肤色还保养得这么好，在我们村是极少见的！
说话间，从外面进来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进门就给我父亲拜年，说“哥，你来啦！”父亲点着头，立即向我示意说：“这是你二婶。”我忙站起来给二婶拜年。二婶有些不好意思，说：“不要不要……”扭身就去给我们泡茶。二叔是年前成的亲，结婚后就参军去了，这我听父亲说过。可二婶这么漂亮却出乎我的预料，她完全不像是山里妹子，比我们山外的姑娘还水灵。
大叔大婶不在家，带着孩子做客去了，屋里只有婆媳二人忙上忙下的。父亲和槐山公公坐在一旁拉家常，我却守着那盘糠果又吃又喝，满口留香。
这些东西，家里不是没有，逢年过节的也能吃上一点，只是太少，打打牙祭而已。特别是那油炸的红薯片，我可是第一次吃到，香甜嘣脆，真是好吃爽口。我们家也有少量红薯片，可都是用沙炒的，哪敢用油炸呀？那些年月，家里的食用油都是紧巴巴的，炒菜见不着油花儿，就这样也还经常接不趟。每回在灶前把火看母亲炒菜，我都要站起来看着母亲往锅里放油。母亲总是愁眉不展，我也常常皱起眉头；我担心母亲放的油太少，而母亲则担心自己倒的油太多了。有油的时候，从油罐里倒出来的油成一条线；没油的时候，从油罐里半天才渗出一滴、两滴，这时母亲便用一两根干净的稻草蘸着油滴在锅里擦一擦——这几乎是“吃红锅”。所谓“吃红锅”就是炒菜不放油，完全是水煮。我们那地方，水田多旱地少，不允许用更多的土地去种油料作物。而山区则以山地为主，可以种花生、芝麻之类作物，山上还有茶油树……物产自然比山外丰富得多，人也活得比山外人滋润得多！
吃着香脆的花生、红薯片、芝麻片，喝着醇香的清茶，我打心眼羡慕起山里人来。
“吃吧二黑，想吃什么自己拿！别客气……”槐山婆婆从灶间走出来，一边说一边伸手在茶盘里摸索着，“你这个婆婆啊，没得用！是个睁眼瞎，什么也看不见……这是芝麻片，拿着吃。”她终于摸到了芝麻片，递给我。
我恭恭敬敬地接了，而心里却“咯噔”一下：我竟然没有看出婆婆是个瞎子！父亲没有对我说过，而她的行动举止以及外貌神态也不曾泄露她的秘密，那双眼睛是那样清澈，明亮，怎么可能什么也看不见呢！？
“我这叫‘清光眼’，中看不中用！”婆婆爽朗地笑着说，然后又到灶间忙活去了。
看着她颤巍巍的背影，我不由地肃然起敬。她既热情好客又开朗乐观，举手投脚与常人一样，若不细心观察，丝毫看不出是个有眼障的老人。显然，这是在生活中磨练出来的本领，是在痛苦中磨砺出来的精神。
后来我才知道，槐山婆婆患的“青光眼”病就是“白内障”。
后来我再也没敢把山里人叫做“山里狗仔”了，也不再鄙视山里人。因为那里有我令人尊敬的婆婆，有和山外一样美丽的二婶，还有一条和山外一样的弯弯曲曲的石板路……
名讳的尴尬
我小时候很笨，笨拙得不知道怎么叫人，笨得分不清“尊称”与“名讳”的区别，长到十四五岁了还把长辈叫得不高兴，弄得自己也十分尴尬，十分狼狈。
那是夏天的一个大清早，父亲把我从床上叫醒，要我去娇娇家借个长梯子，说是要上房顶“捡漏”。上房顶当然要用很长的梯子，而有这么长的梯子的人家，全村大概只此一家。向人家借东西当然也要向这家的主人借，小孩是作不了主的——也就是说，我必须找娇娇的母亲借梯子（她父亲在公社的供销社上班，不常在家）。我到了娇娇家，家里没人，都上早工去了。打听到在乡场上打禾，我便那到了乡场。这时太阳还没出来，打谷场上却人声鼎沸，十几个妇女一字儿看在眼里排开，手捧着稻把往禾板一上一下地上砸着，嘴里却不忘嘻嘻哈哈地说笑，就像一群炸了窝的麻雀叽叽喳喳的好不热闹。娇娇的母亲也在其中。她扎着白头巾，露着白净的鹅蛋形脸庞，四十多岁了仍风韵犹存。
我天生就脸皮薄，不喜叫人，更不懂怎么叫人。按年纪她比我父母小，叫她“婶娘”是不会错的。可禾场上这么多妇女，不加区别地叫一声“婶娘”，人家知道你叫谁呀！我想起我的同年好友兰如对她的称呼，我想我像他那样称呼这个女人是不会错的。于是我站在不远处叫了一声“四婶仔”，然后说：“我爸说想借您家的长梯子用一下。”
谁知这个女人却瞪着眼睛看着我，板着佯装生气的脸说：“你叫我什么呀！？”我以为她没有听见或听错了，就赶紧申明说“叫‘四婶仔’呀！”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