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皇上-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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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衍独创的三教同源说，其核心是儒教和道教同源于佛教。他认为，据他考证，老子、周公、孔子确实是佛祖释迎牟尼的弟子，释迎牟尼和老子、孔子是师生关系。他在三教同源说中把佛教比作黑夜里的月亮，把儒教、道教比作众星，彼此既有高下区别，又互相烘托，交相辉映。萧衍宣扬，儒、道之所以低于佛，是因为只能求世间的善，佛之所以高于儒、道，是因为能使人成为出世间的圣人。三教同源说以佛为主，把三者结合起来，在理论上互相贯通，在实践上互相补充，如此三者合用，对统治的稳固是极为有利的，所以，萧衍有时又把释巡牟尼、老子、孔子同称为“三圣”。这套由萧衍独创的理论没有任何史实依据，当时有真才实学者未必都认同这种师生和同班同学的说法，但萧衍以身为皇帝的特殊政治地位，加上身为大学者的权威学术地位，亲自著书立说推广这种理论，那影响是相当大的，随着梁王朝政权的稳固，这种理论也逐为士、民所接受。但三教同源说必竟是靠萧衍的威权来维系的，是以加强和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为目的的，并未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工程，因此，当萧衍亡故后，这种说法也烟消云散了。
第五章 大兴佛学
萧衍推崇佛教虽然是以维护统治为主要目的，但他的确真心对佛学的理论、教义感兴趣，早年当文学青年时，他博览群书，所学庞杂，对佛教经书也有涉猎，称帝后则对佛学愈加痴迷，他精心研究佛教理论，亲自撰写心得体会，向天下宣扬佛法，计有《制旨大涅槃经讲疏》一百零一卷、《大品注解》五十卷、《三慧经讲疏》、《净名经义记》、《制旨大集经讲疏》十六卷，《发般若经题论义并问答》十二卷等。他礼遇僧尼，极力奖励佛教义学，创建大型佛寺，盛造佛像，热心佛教教理的研究。他还时常亲自升座说法，听讲者有太子及文武百官约万余人，世人称其为“皇帝菩萨”。在他亲历亲为的带动下，梁王朝的佛教事业达到顶峰，全国民众都兴奋起来，争先恐后地跑去当和尚和尼姑，狂热的劲头一点都不输给现在报考公务员，梁王朝大地呈现出“一人为僧，全家光荣”的火热场面，据统计，梁武帝在位48年间，寺院增加了八百多所，僧尼增加了五万多人，是南朝佛教最鼎盛的时期，这种崇佛盛况放在全世界也只有印度的阿育王可以之遥相辉映，相互媲美。
萧衍对佛教事业的热爱还表现在他亲自参与对佛教的本土化改造上，这种改造的后果不同于他的“三教同源说”，而是影响极其深远，直到今天仍在汉传佛教界大行其道。其一，吃素。素食并非源自佛教，素食之风在佛教传入中土之前就已经是上流社会的流行事物，士大夫受老庄的清净无为玄学思想的影响，隐逸文人则崇尚自然，追求返朴归真，大家一致认为吃肉使人气浊，吃素使人气清。这些人一带头，普通百姓就跟风，正好一般民众也没那么多肉吃，素食就成了成本最低的追求时尚方法，就象现代流行的一种断食减肥法一样。而在梁王朝之前，佛教戒律中并无禁止吃肉的规定，禁止的是吃“荤”，请注意，此“荤”并非指现在的大鱼大肉这样的所谓“荤菜”，而是指“大蒜、苔葱、慈葱、兰葱、兴渠”这五种东西，这五样拿到哪里都是五种蔬菜，而当时佛教界认为吃了这五样大气味的东西，耗散人气，有损精诚，难以通于神明，所以禁食，而我们现在鱼、肉之类的所谓“荤菜”，佛教则称之为“腥”。对于“腥”这样的东西，早期的佛教徒（主要是信仰小乘佛教）是可以食用的，但必须是“三净肉”，何为“三净肉”？一为我眼不见其杀者（我没看见杀的）；二为不闻为我杀者（我没听见杀的）；三为无为我而杀之疑者（不是为我或怀疑为我而杀的），当然也不能放开了吃，一般是化缘时得到才能吃。有时对于生了病的僧、尼，“三净肉”之外的“腥”也是可以吃的。梁武帝是上层士族出身，又有信道的家族渊源，对素食早已身体力行，称帝崇佛后，他就从佛教“戒杀生”戒条引申开来，颁布《断酒肉文》，要求全国的出家人都不得食用“腥”物，“三净肉”都不许吃了，皇上金口一开，出家人不敢不从，何况只要食材充足，烹饪有方（这些在梁王朝是不成问题的），素食同样能够创造出富有营养的万千美味。从此以后，素食就成为汉传佛教的专有标签，一直坚持到今天。而在藏传、南传佛教影响的地区，如斯里兰卡、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肉还是可以吃的。其二，烧戒。汉传佛教和尚的光头上都有用香火烧灼出的几个疤痕，或3个、或6个、或9个，最多的达到12个，这就是烧戒。凡愿遁入空门者，剃度之后，便是烧戒，烧戒结束，即为正式的佛门弟子。 这种仪式并非佛教戒律规定，藏传、南传佛教的和尚就从不烧戒，只有汉传佛教的出家人要受这皮肉之苦。这种人无我有的现象同样源自梁武帝的独创，当年，他为了推广佛教、传播佛法，曾大赦天下囚徒，令其信佛当和尚，但又怕他们当和尚是假，逃出寺院是真，就从黥刑上得到灵感，要求有关部门在这些人头上烧上戒疤以便随时识别，加以捕获。也就是说，当时和尚头上的这些圆点实际上是曾犯过罪的标志，到后来，烧戒被认为是入佛门苦修的开始，逐渐适用于所有汉传佛教的寺院，并一直延续至今，成为出家人的标识之一（另有一说烧戒源自元代的志德和尚）。 其三，敲钟。俗语云：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佛寺必有钟楼，但在梁王朝之前，佛寺里对敲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和规矩，正是萧衍将敲钟这件事发扬光大，使得悠扬的钟声成为天下佛寺的象征。关于敲钟这件事，有个宝志和尚不得不提，这宝志历经南朝宋、齐、梁三代，是个特立独行的僧人，人称志公，据民间传说是济公的原形，他日常行事怪异、全无章法，经常光膀子光脚在街上随意行走，传说又云宝志有大神通，主要是能未卜先知，为此他与宋、齐皇室走得很近。萧衍创立梁王朝后，对宝志更是尊祟，两人相知相识，常常在一起探研佛法，萧衍对宝志十分信任，有一次，他询问宝志应如何解救地狱中众生的痛苦，宝志回答：“惟闻钟声，其苦暂息”，于是梁武帝下诏要求天下寺院都要制定完善敲钟的制度，认认真真开始敲钟，从此以后，我们才能闻听到寒山寺的夜半钟声，后来不同地方的不同寺庙还发展出一系列五花八门的敲钟文化，这也是后话了。
萧衍崇佛，著述佛经，广造寺庙、改造戒律、升座讲法，忙得够可以，但他还不过瘾，还想去庙里当和尚体验生活，公元527年，萧衍亲自督造的同泰寺建成，他几乎每天早晚都要去该寺礼佛诵经，说是给全国臣民消灾祝福，有一天他到同泰寺后就没再回宫，并放出话出他已决定舍身为僧，不打算再当皇帝了。国不可一日无君，梁王朝的大臣们只好天天去寺里恳求萧衍回宫，梁武帝在寺里住了四天，觉得体验的差不多了，便在大臣们的苦苦哀求下，回到了皇宫。两年后，萧衍的和尚瘾又犯了，第二次到同泰寺舍身事佛，大臣们照例去寺里求他回宫，但这回去了一次又一次，萧衍都不为所动，大臣们急坏了，最后，梁武帝放出话来，他已经是同泰寺的人了，要想让他离开同泰寺，非得积大德、做善事不可。怎么积德行善？大臣们思来想去，只有捐款给寺庙了，于是，由公卿以下群臣出钱一亿奉赎，当然这些钱也不会真掏自个腰包，最终还得向老百姓搜刮。钱到账后，同泰寺僧觉得差不多够花了，就默许梁武帝回宫了。第三次、第四次当和尚就隔了十几年了，当时萧衍已经八十多岁了，每次都由大臣们援引旧例花巨资将他赎出来。好端端的皇帝不当，却跑去当和尚，由此可知萧衍对崇佛可是够上心的，但从另一个方面看，萧衍三番四次去庙里体验生活，最长的一次长达37天，他也不怕有人趁机抢班夺权？反而是朝中大臣一天都离不开他似得求他回朝执政，这说不定是萧衍与同泰寺僧一起演得双簧，来考验一下大臣们，从考验结果可知萧衍至始至终都牢牢掌握着政权，当然，这些都是瞎猜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六章 不和谐的杂音
萧衍爱佛，自以为功德无量，做得够好，但却有人不识时务，出来给他添堵，还不是一般人，都是当时的知名人士。第一个名叫范缜，他是拥立萧衍称帝的两大名臣之一范云的堂兄，因父亲早死，家境比较贫穷，但他却自幼刻苦勤学，因而博通经术，学问渊博。他性格朴实直爽，好危言高论，不畏权威，早年在政治上曾遭到门阀士族的排斥和贬抑，因而形成了对门阀士族毫不妥协的反抗精神。范缜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无神论者之一，一生曾参与两次关于佛教的大辩论，第一次是在齐王朝齐武帝时期，当权派竟陵王萧子良笃信佛教，深信因果报应之说，他搞了一次佛教高峰论坛，邀请各路高僧讲论佛法，大家都聚在一起研讨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课题，并得出了主题成果：当下权贵们的荣华富贵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都是因为他们的前世修行到位而得来的。但同时参加论坛的范缜却坚决反对这个结论，他大唱反调，发言驳斥报应轮回说。在论坛上他和萧子良之间有一段著名的对话， 萧子良质问范缜：你不信因果报应，请问人世间哪来的贫贱富贵之分？ 范缜答道：人的命运就像树叶与花朵，它们随着风的吹拂而飘落，有的花叶擦着帘子幔子落到厅堂的垫子或竹席之上，也有挨着篱笆围墙落到茅坑之中的，落到垫子或竹席上的花叶，就是富贵逼人的殿下，而落到茅坑之中的就是我这样的无名小卒啊，尊贵与卑贱只是随机形成，并没有什么因果报应。范缜此言用精妙的比喻说明了贫贱富贵只是无常际遇，与来世前生的因果无关，萧子良一时无法反驳，为之气结。当时的萧衍正在萧子良幕中，对此事印象极深。此次辩论后，范缜感到有必要出一本专著来阐述自己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于是著名的《神灭论》出炉了。 到了萧衍创立梁王朝时，范缜和《神灭论》已具有相当的知名度，身为“皇帝菩萨”的萧衍对此当然很不爽，于是就有了第二次大辩论，这次辩论的反方人数众多，实力强劲，有当朝大臣及佛教高僧近70 人，主辩手为高僧法云和权臣曹思文，正方只有范缜单枪匹马一人，论题是“神是灭还是不灭”，也就是说人的精神或灵魂是否能超脱肉身永远存在。当时的佛教界都毫无例外地全力宣扬“神不灭”的观点，范缜正相反，宣扬“神灭”，他指出：人的精神附着于人的肉体，肉体是人精神的表现，肉体存在时精神就存在，肉体萎谢时精神也就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