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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7部分

冰心作品集-第50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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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恶劣悲愤,就不能细说了。记得到达昆明旅店的那夜,我们都累得抬不起头来,我怀抱里

的不过八个月的小女儿吴青忽然咯咯地拍掌笑了起来,我们才抬起倦眼惊喜地看到座边圆桌

上摆的那一大盆猩红的杜鹃花!

用文藻自己的话说:“自一九三八年离开燕京大学,直到一九五一年从日本回国,我的

生活一直处在战时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他到了云南大学,又建立起了社会学系并担任了系主任,同年又受了北京燕大的委托,

成立了燕大和云大合作的“实地调查工作站”。我们在昆明城内住了不久,又有日机轰炸,

就带着孩子们迁到郊外的呈贡,住在“华氏墓庐”,我把这座祠堂式的房子改名为“默

庐”,我在一九四○年二月为香港《大公报》(应杨刚之约)写的《默庐试笔》中写得很详

细。

从此,文藻就和我们分住了。他每到周末,就从城里骑马回家,还往往带着几位西南联

大的没带家眷的朋友,如称为“三剑客”的罗常培、郑天翔和杨振声。这些苦中作乐的情

况,我在为罗常培先生写《蜀道难》序中,也都描述过了。

一九四○年底,因英庚款讲座受到干扰,不能继续,同时在重庆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工作

的清华同学,又劝他到委员会里当参事,负责研究边疆的民族、宗教和教育问题,并提出意

见。于是我们一家又搬到重庆去了。

到了重庆,文藻仍寄居在城内的朋友家里,我和孩子们住在郊外的歌乐山,那里有一所

没有围墙的土屋,是用我们卖书的六千元买来的。我把它叫做“潜庐”,关于这座土屋和门

前风景,我在《力构小窗随笔》中也说过了。

我记得一九四二年春,文藻得了很重的肺炎,我陪他在山下的“中央医院”也就是“上

海医学院”的附属医院,住了将近一个月,他受到内科钱德主任的精心医治,据钱主任说肺

炎一般在一星期内外,必有一个转折期,那时才知凶吉。

但是文藻那时的高烧一直延长到十三天!有一天早上,护士试过了他的脉搏,惊惶而悄

悄地来告诉我说:“他的脉搏只有三十六下了。”急得我赶紧跑到医院后面的宿舍里去找王

鹏万大夫夫妇——他的爱人张女士是我的同学——那时我只觉得双腿发软,连一座小小的山

坡都走不上去!等我和王大夫夫妇回到病房来时,看见文藻身上的被子已被掀过来了,床边

站满了大夫和护士,我想他一定“完”了!回头看见窗前桌上放着两碗刚送来的早餐热粥,

我端起碗来一口气都喝了下去。我觉得这以后我要办的事多得很,没有一点力气是不行的。

谁知道再一回头看到文藻翻了一个身,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迸出一身冷汗。大夫们都高兴地

又把被子给他盖上,说:

“这转折点终于来了!”又都回头对我笑说,“好了,您不用难过了……”我擦着脸上

的汗说:“你们辛苦了!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什么都慢!”

我的身心交瘁的一个多月过去了,却又忙着把他搬回山上来,那时没有公费医疗,多住

一天,就得多付一天的住院费,我这个以“社会贤达”的名义被塞进”参政会”的参政员,

每月的“工资”也只是一担白米。回家后还是亏了一位文藻的做买卖的亲戚,送来一只鸡和

两只广柑,作为病后的补品,偏偏我在一杯广柑汁内,误加了白盐,我又舍不得倒掉,便自

己仰脖喝了下去!

回家后,大女儿吴冰向我诉苦,说五月一日是她的生日,富奶奶(关于这位高尚的人,

我将另有文章记述)只给她吃一个上面插着一支小蜡烛的馒头。这时文藻躺在家里床上,看

到爬到他枕边的、穿着一身浅黄色衣裙,发上结着一条大黄缎带的小女儿吴青(这也是富奶

奶给她打扮的),脸上却漾出了病后从未有过的一丝微笑!

文藻不是一个能够安心养病的人。一九四三年初,他就参加了“中国访问印度教育代表

团”去过印度,着重考察了印度的民族和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问题。同年的六月,他又

参加了“西北建设考察团”,担任以新疆民族为主的西北民族问题调查。一九四四年底,他

又参加了去到美国的“战时太平洋学会”,讨论各盟国战后对日处理方案。会后他又访问了

哈佛,耶鲁,芝加哥,普林斯顿各大学的研究中心,去了解他们战时和战后的研究计划和动

态,他得到的收获就是了解到“行为科学”的研究已从“社会关系学”发展到了以社会学、

人类学、社会心理学三门结合的研究。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夜,我们在歌乐山上听到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那时在“中央大学”和在“上海医学院”学习的我们的甥女和表侄女们,都高兴得热泪纵

横。我们都恨不得一时就回到北平去,但是那时的交通工具十分拥挤,直到一九四五年底我

们才回到了南京。正在我们作北上继续教学的决定时,一九四六年初,文藻的清华同学朱世

明将军受任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他约文藻担任该团的政治组长,兼任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

代表顾问。文藻正想了解战后日本政局和重建情况和形势,他想把整个日本作为一个大的社

会现场来考察、做专题研究,如日本天皇制、日本新宪法、日本新政党、财阀解体、工人运

动等等,在中日邦交没有恢复,没有友好往来之前,趁这机会去日,倒是一个方便,但他只

作一年打算。因此当他和朱世明将军到日本去的时候,我自己将两个大些的孩子吴平和吴冰

送回北京就学,住在我的大弟妇家里;我自己带着小女儿吴青暂住在南京亲戚家里,这一段

事我都写在一九四六年十月的《无家乐》那一篇文章里,当年的十一月,文藻又回来接我带

着小女儿到了东京。

现在回想起来,在东京的一段时间,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文藻利用一切机会,

同美国来日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学者以及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的同行人士多有接触。我自己

也接触了当年在美留学时的日本同学和一些妇女界人士,不但比较深入地了解了当时日本社

会上存在的种种问题,同时也深入地体会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

这时我们结交了一位很好的朋友——谢南光同志,他是代表团政治组的副组长,也是一

个地下共产党员。通过他,我们研读了许多毛主席著作,并和国内有了联系。文藻有个很

“不好”的习惯,就是每当买来一本新书,就写上自己的名字和年、月、日。代表团里本来

有许多台湾特务系统,如军统、中统等据说有五个之多。他们听说政治组同人每晚以在吴家

打桥牌为名,共同研讨毛泽东著作,便有人在一天趁文藻上班,溜到我们住处,从文藻的书

架上取走一本《论持久战》。

等到我知道了从卧室出来时,他已走远了。

我们有一位姓林的朋友——他是横滨领事,对共产主义同情的,被召回台湾即被枪毙

了。文藻知道不能在代表团继续留任。一九五○年他向团长提出辞职。但离职后仍不能回

国,因为我们持有的是台湾政府的护照,这时华人能在日本居留的,只有记者和商人。我们

没有经商的资本,就通过朱世明将军和新加坡巨商胡文虎之子胡好的关系,取得了《星槟日

报》记者的身份,在东京停留了一年,这时美国的耶鲁大学聘请文藻到该校任教,我们把赴

美的申请书寄到台湾,不到一星期便被批准了!我们即刻离开了日本,不是向东,而是向西

到了香港,由香港回到了祖国!

这里应该补充一点,当年我送回北平学习的儿女,因为我们在日本的时期延长了,便也

先后到了日本。儿子吴平进了东京的美国学校,高中毕业后,我们的美国朋友都劝我们把他

送到美国去进大学,他自己和我们都不赞成到美国去。便以到香港大学进修为名,头了一张

到香港而经塘沽的船票。他把我们给国内的一封信缝在裤腰里,船到塘沽他就溜了下去,回

到北京。由联系方面把他送进了北大,因为他选的是建筑系,以后又转入清华大学——文藻

的母校。他回到北京和我们通信时,仍由香港方面转。因此我们一回到香港,北京方面就有

人来接,我们从海道先到了广州。

回国后的兴奋自不必说!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三年之间,文藻都在学习,为接受新工作

做准备。中间周总理曾召见我们一次,这段事我在一九七六年写的《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周

总理》一文中叙述过。

一九五三年十月,文藻被正式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学和其他的社会科学如心理学等,都被扬弃了竟达三十年之久。文

藻这时是致力于研究国内少数民族情况。他担任了这个研究室和历史系“民族志”研究室的

主任。他极力主张“民族学中国化”,“把包括汉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作为中国民族学的

研究,让民族学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这段详细的情况,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一九八

六年第二期,金天明和龙平平同志的《论吴文藻的“民族学中国化”的思想》一文中,都讲

得很透彻,我这个外行人,就不必多说了。

一九五八年四月,文藻被错划为右派。这件意外的灾难,对他和我都是一个晴天霹雳!

因为在他的罪名中,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一条,在让他写检查材料时,他十分认真地苦苦

地挖他的这种思想,写了许多张纸!他一面痛苦地挖着,一面用迷茫和疑惑的眼光看着我

说:“我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到国外去反好了,何必千辛万苦地借赴美的名义回到祖国

来反呢?”我当时也和他一样“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我没有说出我的想法,我只鼓励他好

好地“挖”,因为他这个绝顶认真的人,你要是在他心里引起疑云,他心里就更乱了。

正在这时,周总理夫妇派了一辆小车,把我召到中南海西花厅,那所简朴的房子里。他

们当然不能说什么,也只十分诚恳地让我帮他好好地改造,说“这时最能帮助他的人,只能

是他最亲近的人了……”我一见到邓大姐就像见了亲人一样,我的一腔冤愤就都倾吐了出

来!我说:“如果他是右派,我也就是漏网右派,我们的思想都差不多,但决没有‘反党反

社会主义’的思想!”我回来后向文藻说了总理夫妇极其委婉地让他好好改造。他在自传里

说“当时心里还是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我坚信事情终有一天会弄清楚的”。一九五九年十二

月,文藻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一九七九年又被把错划予以改正。

作为一个旁观者,我看到一九五七年,在他以前和以后几乎所有的社会学者都被划成右

派分子,在他以后,还有许许多多我平日所敬佩的各界的知名人士,也都被划为右派,这其

中还有许多年轻人和大学生。我心里一天比一天地坦然了。

原来被划为右派,在明眼人的心中,并不是一件可羞耻的事!

文藻被划为右派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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