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样，在我和卓娅之间就第一次谈到：什么是贫、什么是富和什么是不公平。
对６岁的孩子解答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很不容易。如果认真地给她解释这些事，就必须说到很多她还不能理解的事。可是生活逼着我们很快地又回到这段谈话上来。
这是在１９２９年。在我们区里富农打死了７个农村中的共产党员。这个消息很快地传遍了西特金村。７口棺材在街上运过的时候，我正在台阶上站着。乐队在灵柩后边走着，慢慢地，但是庄严地奏着“你们牺牲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了”。在乐队后边是洪流一般的送殡的群众，每个人的脸上都表现着哀恸和愤怒。
我忽然无意地看了我们的窗户一眼：卓娅的苍白了的脸紧贴着玻璃，她惊惧地看着街上。一秒钟后她跑到台阶上握着我的手，紧紧地靠着我，很久地张望着丧葬队伍的后影。
“为什么把他们打死了？富农是什么人呀？你是共产党员吗？爸爸是共产党员吗？不能把你们打死吗？杀人的凶手找着了吗？”
不只是卓娅，连小舒拉也不停地提这些问题。７个共产党员的殡葬，在我们的记忆里留下了擦不掉的印象。
……还有一桩忘不掉的事。
在西特金的农村俱乐部里，时常放映电影，我有时候也带着卓娅和舒拉到那里去。但是我和孩子们到俱乐部去并不是因为有电影吸引我们。
每次大厅里人满了的时候，总有一个人拉着长声问：“我们唱一段吧？”
于是马上有几个人同声回答：“唱一段吧！”
他们唱得很动人：激昂、热情，唱的多半是西伯利亚的老调和内战时期的歌。
在这些拉长了的豪放而流畅的调子里，复活了遥远的过去，在我们的眼前重现了那些惊天动地的事件和坚决勇敢的人们。
嗓音都是沉重和有力量的。在这和谐的大合唱团里，有一个嘹亮的青年男高音特别清楚，有时候也许是一个真正的西伯利亚原野居民特有的雄壮的男低音，像浪涛一般地奔鸣着，他们那样真诚动人，有时候令人不能不流出眼泪来。
卓娅、舒拉和大家一起唱。我们特别喜欢一个歌。现在我不记得全部歌词，只记得调子和词的最后四行：
黑夜过去了。吹着柔和的微风。
晴朗的阳春到来了。
在黎明的温暖的阳光下，青年游击队员牺牲了。
男子的低音缓慢地，悲哀地重复着：
在黎明的温暖的阳光下，青年游击队员牺牲了……
远行
一年过去了。春季并未发生水灾，孩子们在知道了他们无须逃往山上的时候，似乎很失望。他们心中曾深深地希望河水把一切都冲毁了，淹没了，而他们就驾着一叶小舟或徒步逃到山上去，信步漫游，期望遭逢各种奇遇。
大地重新披上了绿衣，芳草中出现了鲜艳的野花。在５月里，我接到娥丽嘉姐姐和谢尔杰哥哥由莫斯科寄来的一封信。
他们在信里写道：“你们到莫斯科来吧，暂时和我们住在一起，以后你们再找工作和住所。我们很想念你们，我们想和你们见面，我们一定要把你们叫到这里来。”
我们也很想念故乡和亲人，学年刚一终了，我们就离开西伯利亚。我们决定暂时把孩子们送到杨树林村外祖父和外祖母那里去。
又是熟悉的宽阔的道路，长满了黑麦的田地，村边的峡谷，菜园中孤单的白柳，和父亲的屋旁丛密的丁香，带窟窿的老桦树和笔直的白杨。看着这亲近的，难忘的一切，我也了解了一年的时间在小孩们的生活上有多么大的意义：我们的老房子，窗前的草地，小溪和人们，他们全忘掉了，全要重新认识。
外祖母不住地看着孩子们欣喜地说：“他们长得多么大了哇！你们这些西伯利亚人还记得我吗？”
“记得。”他们虽然这样回答，可是尽可能地要挨我近一些。
舒拉很快地熟悉了环境：在我们来到不久之后，他就在街上和以往的小朋友们一起跑着玩了。可是卓娅在很长时间以后还觉得生疏，总是寸步不离地紧随着我。
秋天，在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决定到莫斯科去的时候，她绝望地问我们：“不带我们吗？”在这句话里包含着惊恐，疑虑，非难，第一次离别使我们全都感到很痛苦。可是在自己未找到工作和住所之前，我们不敢往莫斯科带孩子。
我们不得已地离别了。
一年之后
“卓娅，舒拉！你们跑到哪里去了？快来吧，妈妈回来了！”
我听到了谁的高兴和欣欢的声音。
玛夫拉·米海洛夫娜外祖母搂着我说：“我们以为等不来了。孩子们很想念你们，特别是卓娅。长大了，你不认识她了。她老是不放心，怕你不来。”
“怎样，路上好啊？”
父亲又像是问我，又像是问那正在卸牲口的马车夫说。
“路上很好，就是雨淋了我们一道儿。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也被淋湿了一点儿。可是我很想把您的女儿快快送到家，一路上使劲赶这牲口。
齐莫菲·西门诺维奇，你应该请请我呀。”
在这忠厚的爱说话的车夫卸牲口的时候，父亲已经解下了我的简单的行李，而邻人的一个男孩子却跑去寻找卓娅和舒拉去了。这时姥姥已经把水壶烧开了，并在桌子旁边张罗着。邻人们听到由莫斯科来了齐莫菲·西门诺维奇的女儿，就是那个曾在小学校教农村儿童的女儿，就也都来了：
“在莫斯科生活怎样？
您自己健康啊！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怎样？……我们现在在集体农场里，差不多全村人都参加了。剩下的个体农民很少了。”
“你们的生活怎样？”
“好哇。只要劳动，就有饭吃！”
新闻一项接着一项在报告着，使我来不及对每一项个别地表示惊讶。一切都改变得多么迅速呀！我刚迈进老家的门坎，就听到这么多新闻！不久以前，人们还当作奇迹传说的拖拉机出现了，联合收割机也出现了。人们说，第一天全村人都到外边来看这些新奇的机器怎样工作。
我听见他们这样说：“这样的机器，真令人欢喜不完！用这些机器一天的工夫就把地里的庄稼都收割完了，听着好像是笑话似的！”
“你们老是讲新闻，你们让由远路来的人休息一会儿吧！”
父亲嫉妒地插嘴说。
“对呀，你休息吧，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我们以后再来看你，咱们再好好谈谈。”有人难为情地这样回答说。
老实说，无论新闻怎样惊人，我也没有好好地听。我着急要知道我的孩子们在哪里。他们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走到门外去。因为刚下过雨，我就看见窗前树上的每一枝、每一叶都颤动着，洒着残存的稀零的雨珠。我站着，四面张望着，回忆着……我们的老房子在１９１７年被火烧了，这是新房子，并且在村子里算是最美观的房子。它是用木板包着的，涂了深紫色的油漆，窗户和高台阶都是用雕刻装饰了的。我们的房子显得特别高，因为它筑在高坡上，门前的台阶是十几层。近几年来房前的树木都长大了，在槐树和丁香树丛的缝子里略微现出一点儿褪了颜色的墙壁。我所喜欢的杨树和桦树在两旁长得更高了。现在它们被雨冲洗得很洁净，非常美观。太阳露出来了，在叶尖上挂着的雨珠现出了虹的光彩。
大约１３年以前，当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我曾亲手浇过这些槐树和丁香。现在认不出它们来了，树丛稠密得像墙壁似的。我也是成年人了，我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可是，我的孩子们究竟在哪里呢？
这时候我看见他们了。
路上跑着一群孩子，卓娅在最前头，舒拉在最后，勉强能追得上。
卓娅最先看见我。
“妈妈！妈妈来了！”
她边喊着，边跑到我这里来。
我们紧紧地相互搂抱了。
以后我就转过身来看舒拉。他正站在远一些的一棵小树下瞪眼看着我。在碰到我眼光的时候，他忽然双手用力地抱住一棵小树摇撼起来。
水珠落在我们身上了。这时舒拉完全手足无措了，于是他放下树，双手搂抱了我，把脸钻到我的衣裳里。
那些女孩子和男孩子们团团地包围了我们。他们的脸都晒红了，有黑发的，有银发的，有满脸雀斑的，也有没雀斑的，也有擦奇了手脚的。一见就知道这是一群淘气的，不安静的，喜欢跑跳、游泳、上树的孩子。这全是邻家的孩子——波得莫夫家的叔珞，菲拉托夫家的萨娘和瓦洛嘉，柯日利诺娃的胖姑娘淑拉和她的弟弟瓦学克，波良斯基家的耶日克和万尼亚。他们全很腼腆地好奇地打量着我。
“今天我不玩啦！因为妈妈来了！”卓娅欢喜地声明说。孩子们就像鹅一样，一连串地走向街上去了。
我拉着卓娅和舒拉的手回到屋里，到姥姥和姥爷那里去了，他们正等待我们回来吃饭。
……和自己的孩子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他们身上的变化是不易被发觉的，也是不太使人觉得惊奇的。可是现在，在久别之后，我总是看不够我的孩子，并且每分钟我都在他们身上发现了和过去不同的地方。
卓娅长大了很多。她现在变成细高的了。灰色的大眼睛在微黑的脸上闪烁着。
舒拉也长高了，瘦了，可是如果用他的６岁的年龄衡量，他是很有力气的，他能完全不吃力地由井里把水提回来，在姥姥洗衣裳时候帮助姥姥把盛着衣裳的洗衣盆送到河边去。
“他是我们这里的大力士。”姥姥骄傲地看着外孙子对我说。
最初几天孩子们处处跟着我，一分钟也不离开。
“我们跟你一起走，是不是？你不再把我们丢下呀？”他们每天十几次地看着我的眼睛这样问我。
“难道你们在这里不好吗？”
“好，可就是想念你，也想念爸爸。不行，你别再丢下我们啦！你把我们带走，行不行？带走吗？”
在冬季里卓娅和舒拉全害了腥红热。他们约有３个月没能和小伙伴们接触；陪伴他们的只有外祖父和外祖母。
难怪孩子们学会了像成人一样讲话。卓娅的庄重的和说教式的讲话态度，令人听见发笑。
她完全像姥姥一样郑重地，一字一板地对邻家的孩子们说：“小孩子不可以吸烟，很容易惹祸，你们能放起火来呀！”
另外一次我听见她劝她的小女朋友：
“巴兰娘，你为什么像列赞人那样说话：‘巴知道’，‘木有’？你听听别人怎么说，‘不知道’，‘没有’。”
有一次舒拉打了一个碗，可是他不承认。卓娅用眼睛盯住他，皱着眉说：
“你为什么说谎话？不可以撒谎！”她虽然还不满８岁，但是说得很有信心、很庄严。
……那一夏天我们并未离开。我们一起到田野里去，到河边去，一起帮助姥姥处理家务，并且彼此挨着睡觉。可是话总是说不完。
“秋天我上学吗？”卓娅问，“上莫斯科的学校吗？不能因为我读得不好笑我呀？
他们一定说，看这乡下孩子读得多么不好！你能告诉他们说我害了一整冬病吗？你别忘了，一定说呀！”
“我也上学。”舒拉重复着说，“我不愿意一个人，我愿意和卓娅在一起。”
这一年来他们更亲近了。在以往他们相互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