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无疆-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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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出现过一个俏丽的身影，那就是洪钧公使的夫人赛金花，当时她还非常年轻。
那时中国人在德国屈指可数，因此每个人都成了一种代表。本来代表性形象已经大体固定，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女人，德国人吃惊不小。柏林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的外交使团，赛金花也就成了西方外交家心目中的中国高官夫人的形象代表。中国官僚的家眷一般不参加社会交际，包括外交官的家眷在内，但洪钧公使明达洒脱，他既然敢于与赛金花这样一位曾经落迹烟花场所的女孩子结婚并让她随职而行，当然也会鼓励她参加西方外交界的交际应酬。
我大体可以肯定，赛金花这么一位江南民间女子，虽然也不熟悉西方交际，但要比熟悉本国官场的复杂礼仪，反而觉得方便。她的年轻、机灵，再加上丈夫的职位和对她的宠爱，使她很快进入角色并游刃有余。
然而这正是她的不幸，不小心成了一种象征，而且象征了一个特别善于象征又特别挑剔象征的群落。
象征需要有身份，而她的身份似乎有点不妥。
原以为与洪钧结婚就是身份，原以为前一任公使在这幢白楼门口以隆重的礼仪欢迎就是身份，原以为在盛大酒会上被各国王公贵族恭敬地一遍遍呼叫公使夫人就是身份……但中国人，包括洪钧的老家亲人，要的是另一种身份。
那是一种在漫长人生履历中最初始的身份，一种在升沉荣辱过程中最低处的身份，一种在隐显明灭的多重结构中最隐晦的身份。如果找不到这个“地窖”，周围的人们都不会安心。而赛金花的“人生地窖”，并不隐蔽。
于是，她进出这座楼房的全部风姿，都为今后的人生种下了祸根。作为一名公使夫人，她的风姿具有了远远超越个人的含义，那么她也就不能再是一个背负着自己喜怒哀乐、甜酸苦辣的具体生命。难怪一切具有一点儿象征地位的人物都要学会掩饰，但她已没有这种可能。
试想如果她当年从良，嫁的是一位普通官僚，从此隐匿府院，不再抛头露面，前途会是怎样如果她许身于一名商贾，或一介书生，过着寻常的日子，景况将会如何当然也会有流言蜚语、指指点点，未必圆满幸福，但凭着她的器识和聪明，也极有可能平静安康，事实上与她起点相同的小姐妹，大多也是这样。
遗憾的是，自从她踏进了这幢白楼，今后再也无法躲进人世的荫凉处悄然度日。那盏照亮她今日风采的灯，将终生跟随着她，照亮着她不愿被照亮的地方，包括照亮她的衰老、丑陋、死亡。灯光前后的观念，永远不会缺少。
但此刻她完全没有意识到，只害怕礼仪不周。懂得了一点礼仪，就开始学德语。
她的德语到底学得怎么样不太清楚。齐如山先生写文章说她的德文稀松得很，还经常要找齐先生帮忙。但又有学者认为齐如山的说法很不可信，因为他从来没有去过德国，只在国内以一个普通艺人的需要自学了一点德文，应该难于评价在德国住了三年的赛金花的德语水平。我想，赛金花的德语用于一般交际场合，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的公使夫人能用德语参加交际，已经非常不容易。语言问题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一直是一个魔障，开始只能请一些传教士和商人帮忙，错误百出，后来有些翻译人员还因被官府怀疑“通番”而被杀，外交上产生了疙瘩，也总是把责任推到翻译身上。这种情况，直到民国之后开始起用留学生做外交人员，才有根本的改变。赛金花学德语，是超前地把自己放到了与外国人直接沟通的第一线，但后来，人们根据那些编撰的传奇故事，还是怀疑她有以语言和色相在北京“通番”的可能，因为这才符合她的早期身份。
……
对这个女人来说，有太多辩说不清的问题，于是她也就不说了，在世人的笑骂中渐渐苍老。
老年的赛金花日子过得很潦倒，还一直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但她偶尔遇到一两个够水准的人，也能讲出一些够水准的话。例如她在六十多岁之后曾接受过一次北大教授刘半农先生的访问，在谈到社会现象时便说：“革新应由思想上革新，不应该从外表上革新，学些外国皮毛，骨子里还是老腐败，究有何益”这就不是当时一般的中国妇女说得出来的了。
我想，她说这段话的时候，脑海里一定浮现过这幢白色的楼房。
有口难辩
慕尼黑啤酒节，比我预想的好看。
醉态，谁都见过，但成千上万人醉在一起，醉得忘记了身份和姓名，忘记了昨天和明天，实在壮观。
醉态其实就是失态，失去平日的常态。常态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从众惯性，这种惯性既带来沟通的方便，又带来削足适履的痛苦。更可怕的是几乎所有人都会对这种痛苦产生麻木，渐渐把囚禁当作了天然。因此，偶尔失态，反倒有可能是一种惊醒，一种救赎。
但是，普通人没有失态的勇气，只能靠酒来遮盖和帮助。只是这种帮助大多越出原本希望的界限，失态常常变成出丑。这真是人类的一大悲哀，维持惯性不行，失态出丑也不行。那就只能权衡轻重而取其一了：一般情况下天天惯性，特殊机遇中自我放纵。
啤酒节，让这种自我放纵变成了群体公约，于是成了连最刻板的人也不反对的特殊机遇。
我在挤得密不透风的人群中边走边想，虽然还没来得及抢到一杯啤酒，却已被感染得醉意陶然。
好像一进那个区域，所有的人都兴奋起来了。我们的摄像机前一刻安静不了，一张张怪脸冲着镜头又喊又叫，充满了自我表演的疯狂欲望。那一刻他们都才华横溢，滔滔不绝的演说词喷泻而出，关于德国与中国，关于人类和啤酒，等到被别的怪脸挤走，便在旁边论述起“他人就是地狱”。他们感谢摄像机，顺便也感谢起摄像机边上的人，我们的一位小姐已被那批人拥抱亲吻得满脸油腻，只能逃上高空旋转车去凌空翻腾。
端庄行走的老太太把吹气纸龙戴在头上，一伸一缩；满脸责任的老大爷顶在头上的是小酒桶，一步一颠。见了熟人高声呼叫，像是死里逃生、劫后重逢，又哭又笑地抱在一起，其实他们只不过是办公室的同事，或住宅的邻居，上午刚刚见过。很多年轻和年长的男女当街以热烈的动作倾诉衷肠，看情景不像是恋人和夫妻，也许是隐情突显也许是旧情复萌由于酒的存在，看起来一半是真，一半是假。
几个年轻人躺在街边睡着了。更可佩服的是几位老汉，笔挺地坐在人声喧嚣的路口石凳上，鼾声阵阵。一个穿着黑西装、打着考究领带的胖绅士，猛一看应该是部长或大企业家，一手向上伸直，以一个偏斜的角度举着黑礼帽，不摇不晃，像端着一个盛满水的玻璃盅，两眼微闭，正步向前，别人都为他让步，他就这么一直走下去。
我身边走着一位风度很好的中年男子，戴着眼镜，笑容慈善。从外形看应该是大学教授，而且好像还没喝酒。但很快我就发现错了，是不是教授不知道，但一定已喝了不少，因为他突然感到了热，想把裤子当街脱掉。
他轻声用英语嘀咕：“抱歉，真热”便解开了自己的皮带，把裤子脱了下来，露出了三角内裤，但他忘了先脱皮鞋，两条裤腿翻转过来紧紧地缠住了他的脚踝，把他绊倒在地。我们周围的人都想搀扶他起来，谁知他突然生气，觉得堂堂男子汉脱条裤子怎么还要人侍候，便挥手把我们赶开。
两位上了年纪的妇女估计是虔诚的教徒，满脸同情地靠近前去不断询问：“你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吗”这使他更火了，从喉咙底吼了一声，只顾狠命地拉扯裤子，把裤子的一个口袋底子给拉扯了下来。这时有一群同样喝醉酒的年轻人上前围住了他，嘲笑他的酒量，猜测他的职业，他几次想站起身来把他们赶走，但每次都重重地绊倒。
这条路上本来就很拥挤，他这么一闹几乎堵塞了人流，于是很快，有七位警察把他围住了，五位男警察，两位女警察。男警察七手八脚把他从地上扶了起来，只听一位女警察在说：“你怎么可以在大街上脱裤子你看有多少人在看你”
这话使他恼羞成怒，向着女警察一扬手：“谁叫你们女人看了”但毕竟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动作，这手扬到了女警察的肩膀。
“好啊你还动手”女警察正想找理由把他架走，这次顺势抓住了他的手，只轻轻一扭，就反到了背后。别的警察合力一抬，就把这位只穿三角内裤、又拖着缠脚长裤的体面男子抬走了。男女警察都在笑，因为他们知道他只是喝醉在啤酒节上，与品质无涉，甚至也未必是酒鬼。
正在这时，一辆鸣着警笛的救护车戛然停下，跳下几位白衣医生，去抬另外两位醉卧在街心的壮汉，和一位因喝多了而哭泣不止的女郎。
我突然发现，脚边有一副眼镜，是刚才教授模样的脱裤男子丢下的，便连忙捡起来去追那群抬着他的警察。我想，如果他真是教授，明天还要上课，没有眼镜挺麻烦。
“喂———”我终于追上了他们，正要向警察递上眼镜，但犹豫了。因为这支抬醉汉的警察队伍此刻已被更多的醉汉簇拥着，那些醉汉正兴高采烈地向警察递上一杯杯啤酒和别的吃食，像是在慰问辛劳，警察们又好气又好笑地一一挡回、推开。我如果在这种热闹中挤进去递上一副眼镜，在一片嘈杂声中又说不清话，结果会是怎样没准儿警察会说：“这个东方人醉得离谱，居然送给我一副眼镜”
我只能向警察说明我没醉，但“我没醉”恰恰是醉汉的口头禅。
于是明白，在这里，不存在醉和没醉的界限。啤酒节的最高魅力，是让没醉的人有口难辩。
那就干脆取消自我表白，我快速地把眼镜塞在一位警察手上，指了指被抬的醉汉，说声“他的”，便转身离开。
也许，唯一能表示我清醒的，是简单和干脆。
盔甲里的善良
人人都说波恩美丽，却又说不出它有什么名胜古迹。走了几圈终于明白，真正的美丽不需要历史来帮助，正像真正的幸福不需要故事来描述。
做了几十年大国的首都却几乎没有高楼，市政广场摊贩林立，最靠近市政厅的是一个酱菜铺。
首都搬走了，剩下的最大荣耀可能就是贝多芬狭窄的故居。贝多芬弹出惊人的琴声时还十分幼小，但反倒是这座城市感到了自己的小，催促孩子到维也纳去。
贝多芬走了。维也纳有大师，也有一大群似听众似批评家的贵族。他们成了贝多芬的新环境，而贝多芬，却长久地把波恩带在自己身上，故意让他们不舒服。
曾经有不少文章记载，贝多芬脾气很坏，鄙视一切没有共同语言的人。他身矮体硕，皮肤黝黑，头发蓬乱，愁眉苦脸，乡下口音，用语粗俗，举止缺乏教养，衣着寒伧肮脏……但是，据贝多芬长期的“义务私人秘书”申德勒最权威的详细回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贝多芬虽然生活比较朴素，但讲究体面和清洁。那些见诸文字的恶意歪曲，是维也纳的贵族目光在作祟。
贝多芬其实早就读懂了他们的眼神。他最初也曾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