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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金针度与人-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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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张之洞《书目答问》说:“丛书最便学者,为其一部之中,可该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巨。多读古书,非买丛书不可。”丛书的重要,由此可见。从版本上看,《四库全书》并非佳构;但从卷佚上看,它却是天下第一。

刘勰:《文心雕龙》

刘勰(?~四七三),字彦和,山东莒县人,是梁朝人。他“家贫不婚娶”,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晚年并舍身出家,改名慧地……他这部《文心雕龙》,引论古今丈体及其作法,又和唐朝刘知几的《史通》、清朝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并称中国文史批评三大名著。

《文心雕龙》凡五十篇,可以分为三部分:前五篇,瞩于通论;次二十一篇,属于文体论;未二十四篇,属于修辞学。这部书全出以骈俪文,但用不善说理的骈俪文写出这种作品,真非易事。

《文心雕龙》写成以后,大家并没重视。刘勰乃去找《四声谱》的作者沈约,请沈约推荐,可是无法见到。乃等在沈约家门口,装作卖书的,引起沈约的注意。最后终蒙加以揄扬,才变成名著。

《文心雕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精密的批评的书,它“体大《体统》、《纰缪》、《弛张》三篇已亡佚外,尚存四十九篇。计关于研究法者共三十四篇,编纂法者共十三篇,此外尚有自叙一篇,为全书旨趣所在。而虑周”,全书重点有两个:一个是反对不切实用的浮靡文风;一个是主张实用的“摛文必在纬军国”的落实文风。刘勰把全部的书都当成文学书来看,所以本书的立论,也就极为广泛了。一般人把它看成文学的书,是不对的。

刘知几:《史通》

刘知几(六六一~七二一),本名刘子玄。五十岁时,因为玄字要避唐玄宗的讳,所以以字行,江苏铜山人。他小时候就聪明过人,十二岁就读完《左传》,十七岁的时候就把历史书读光了。他在自述中回忆道:

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共责,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者,于是赧然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

以这样一个聪明绝顶、心境孤独的人,终于在他五十岁的时候,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史学方法的巨著——《史通》。

中国有“史”书很早,可是有“史学”却是后来的事。第一部开山的“史学”专书就是这本《史通》。全书共五十二篇,除《史通》因为大胆批评到有关圣人的传说不可信等主题,一直被封杀,直到宋朝以后,才慢慢抬头。名著之不幸,有如此者!

章学诚:《章氏遗书》

章学诚(一七三八~一八○一),字实斋,浙江会稽人。他生在清朝乾嘉考据的盛世,但却超出考据国外,提倡新的史学和方法。

中国古代有史官、有史书,但却没有什么史学和方法。最早的史学方法,姑且可说是孔丘的“约其文词,去其繁重,以制义法”。在这些原则下,出来了《左传》跟《史记》。孔丘以后,唐朝的刘知几(《史通)作者)、宋朝的司马光(《通鉴考异》作者)、李心传(《旧闻证误》作者)、清朝的章学诚(《文史通义》作者)、崔述(《考信录)作者)等出来,相继给史学方法加深了枝叶,其中最有成绩的,就是章学诚。

《文史通义》出版在一八三二年(道光十二年),分内篇五卷,外篇三卷。内容包括易教、书教、诗教、经解、言公、史德、方志等。全书的重点是“六经皆史”说,并指出单纯的编纂和考证不算史学,史学得有个人见解才成。章学诚认为六经不过是些古史史料,并不是“载道之书”,这种见解,根本推翻了“守六经以言道”的传统的错误观点,给九十年后的国故整理与疑古风气,提供了理论基础。

章学诚主张“学为实事,而非为空言”。所以他的见解,“颇乖时人好恶”,直到他死后,才更被人重视。

俞樾:《春在堂全书》

俞樾(一八二一~一九○六),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他是清朝道光年间的进士,咸丰年间因为“命题割裂”,被革职为民;又因为“故里无家”,就在江苏苏州住下,后来到各他讲学三十年。他“生平专意著述”,每一年下来,都“有写定之书,刊行于世”。中国像他这样勤勉而每年有成绩出来的作者,实在少见。他活了八十六岁。

俞抛的名著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等。《古书疑义举例》出得最晚,写得也最炉火纯青。这书共七卷,把古书疑义分类写成八十八条,用前无古人的科学方法,使人们知道如何认识古书。刘师培说这书“发古今未有之奇”,可谓定评。这书后来引得刘师培、杨树达、马叙伦、姚维锐等的仿作补作,影响极为深远。

俞樾的高足有章炳麟、陈汉章。章炳麟后来搞革命,故意写信向他“谢本师”,免得他被牵累。俞樾说:“炳麟,吾徒也。吾爱炳麟深,此炳麟之所以报恩欤?”陈汉章后来是北京大学教授。俞樾的学生很多,《清史稿》说“日本文士有来执业门下者”,可见他的拉风情况。

章炳麟:《章氏丛书》

章炳麟:(一八六八~一九三六),字枚叔,曾改名章绛,字太炎,以顾炎武又名顾绛也,浙江余杭人。他是俞樾学生,国学造诣奇高,后倡革命,以“苏报”案坐牢三年,同案的“小弟”

邹容庾死。出狱后,东渡日本,主编《民报》,有功革命极大。民国成立后,又被袁世凯软禁,绝食几死,并谓“吾死以后,中国文化亦亡矣!”一九二二年,组织联省自治促进会。一九二五年,创刊《华国》杂志。一九三四年,迁居苏州锦帆路,与李根源、金松岑等组织国学会讲学。一九三五年另设章氏国学讲习会,发行《制言》月刊,提倡读经救国,一时从者甚众:

章炳麟的有名学生很多,如黄侃(季刚)、朱希祖(逖先)、钱夏(季中、玄同)、周树人(豫才、鲁迅)、周作人、沈兼士、汪东等。影响所及,至为深远。他实在是学界的大龙头。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章炳麟是,‘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这五十年是中国古文学的结束时期。……

恰好有一个章炳麟,真可算是古文学很光荣的结局了!”章炳鳞的地位的确如此。中国国学与古文,在被时代三振前,在败部的萧条里,章炳麟做了最精彩的个人演出,他死以后,真有许多东西随他“亦亡矣”!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

梁启超是神童,十三岁就考取秀才,十六岁就中了举人。十九岁起拜比他大十六岁的康有为做老师,学于广州万木草堂三年,对中学西学,有进步性的看法。二十二岁到北京,热心文化、政治活动。二十三岁联合各省举人一百九十人上书论时局、请变法。二十四岁在上海办《时务报)。二十五岁到湖南讲学于时务学堂,做蔡锷等老师。二十六岁戊戌政变失败,逃往日本,几年之间,前后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等,把古文体裁解放,文字生动感人,笔杆影响之大,无人可及。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回国,北京万人空巷式的欢迎他。他创办《庸言杂志》,参加进步党,做过总长。一九一五年冒大险反对袁世凯称帝,参加护国战役。一九一七年又参加再造共和之役,虽与他老师康有为敌对,在所不惜。一九一八年后,专心在思想学术上归根,在导向工作方面,成绩极高。先后在北京高等师范、清华大学、天津南开大学、南京东南大学讲学。一九二九年误于庸医,死在北京。

哲学类

李耳:《老子》

春秋时候(前五七○左右),一位“名耳,字聃,姓李氏”的哲人,被称为老子。

英国哲学家罗素到中国来的时候,有人向他介绍“老子”,并翻译了几段给他听,他听了大为惊叹,几乎不相信中国古代思想家竟有这样的奇妙言论!

《老子》言论的奇妙,有思想史常识的人,都一致同意。但是《老子》一书,行文大古奥,造句大离奇。其中许多高深的哲理认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于我们正确地认,都蕴藏在这种古奥与离奇之内,想要对哲理登堂人室,必得先通过这一关不可,这下子就难倒许多人,使许多人望而却步,不得其门而入。

历来想打破这一关的人很多,有的从文字学入手、有的从训诂学入手、有的从校勘学入手、有的从文法学入手、有的从笺注入手、有的从义理入手。……各类解老、喻老、说老之书,历朝各代都有。但真能适合现代人读,且用新方法加以阐述者,倒不多见。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到一九七四年初,中国大陆出土了帛书《老子》两种,提供了极好的帮助。它们证明了过去的许多校勘学、训诂学,都错了,这倒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孔丘:《论语》

孔丘(前五五一~前四七九),字仲尼,山东曲阜人。他被尊为孔子。

《论语》主要是记录孔丘言行的一部书,也附带记录他的弟子的言行。它的成书,不在一时,也不成于一人。班固《汉书》艺文志说《论语》是“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而来的;赵翼《陔余丛考》说:“语者,圣人之遗言;论者,诸儒之讨论也。”先秦古书中引孔丘的话,引就引了,但不提《论语》。《论语》两字的出现,是以后的事。崔述《洙泗考信录》列举《论语》累积成书的证据,是可信的。

《论语》传到西汉时候,已经有三种本子,就是“古论语”、“齐论语”、”鲁论语”。后来前两种失传了,“鲁论语”也残缺了。最早的《论语》本子,已经如此,后代本子的失出失入,当然更不消说了。

《论语》既然不过是孔丘的语录、孔门师徒的谈话录,所以它的形诸文字,就不可只就字面上拘泥,而该想到谈话当时的情况。当然那种情况我们不能深知,记录也容易有错误,所以我们读《论语》、研究《论语》,应该带着闲适的心情去看它的真与伪、它的一致与矛盾,而不该抱着严重的读经态度,去想“道贯”它。

列御寇:《列子》

列御寇,被称为列子,是春秋后期人,比孔子晚七八十年。比庄子早一百年。他住在郑国,郑国宰相子阳曾送他吃的,他不要,后来子阳为人所杀。他好像是跟当道不合作的。

《汉书》艺文志中有《列子》八篇,但是现在传下来的《列子》八卷,却不是《汉书》艺文志着录的,而是魏晋的人伪造的。当然伪造的时候,也会根据一些流传下来的古代材料,所以它的内容,就是一部“大锅炒”。在它里面,有先秦各家的思想、有秦汉时代的名物,甚至还有一点佛书故事,很是驳杂,但它的主调还是老庄思路。它在《杨朱篇》中所表现出来的杨朱思想,甚至比《孟子》中的“为我”、比《吕氏春秋》中的“贵己”、比《淮南子》中的“全生保真”还激烈,已经超出《庄子》盗跖篇之上,所以《列子》在了解中国思想,尤其是魏晋思想上,有它重要的地位。

《列子》被归入道家,道教把它统战成自己的经典。唐朝时候,尊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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