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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金针度与人-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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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是那几十种书。”对俞大维这些话,你有何看法?

□我觉得夏曾佑的感慨是很有见地的,难怪陈寅恪后来和他同感。他们两位,都是博极古书的人,最后竟有这种高明的觉悟,是很可注意的。苏雪林《文坛话九》中记闻一多,也有类似的情况。苏雪林说:“别人钻故纸堆,愈钻愈着迷,终于陷溺其中不能自拔,便要主张中国文化是世界第一。闻一多早年时代何尝没有这种冬烘臭味?可是,现在的他却是奇怪,竟与从前的自己走着完全相反的道路。三十三年五四前夕,联大一部分学生举行了一个历史晚会,张奚若、吴晗、雷海宗均有演说。闻氏曾说:‘刚才张先生说辛亥革命是形式上的革命,五四是思想革命,正中下怀。中国这些旧东西我钻了十几年了,一个一个字都弄透了,愈弄就愈觉得“要不得”,现在我要和你们“里应外合”地把它打倒。’他又在某一次对友人说:

人家见我终日读书,‘以为我是蠹虫,却不知我是杀蠹的芸香’,‘你想不到我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正因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夏曾佑、陈寅恪、闻一多的觉悟,都是真正深知“中华文化”后的觉悟。陈寅恪说:“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俞大维“懊悔”当时没问陈寅恪“到底是那几十种书”。我想,我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的问世,已代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由于我的精挑细选,我的确已“把中国的东西整理出一个定品”,我化朽腐为神奇,终于给中国人提供了一点披沙拣金的好处,“集”旧中国“天下之书为一书”,这真是源远流长的大功德了!

(一九八四年一月三十日下午)

总类

纪昀:《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纪昀(一七二四一一八○五),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河北献县人。他是生在官宦之家的小神童,在三十岁前,他“讲考据之学,所坐之处,典籍环绕如獭祭”。他的功力,是非常过人的。三十岁后中进士,“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骤”,极负盛名。四十五岁时候,因为亲家做官亏空,要被抄家,他秘密通知亲家准备,事发被谴戍,在新疆住了三年。

一七七三年清朝乾隆皇帝开四库馆,成立了全世界最大的编书抄书阵容。由皇六子永瑢做正总裁,纪购为头牌编纂官,动用四千三百零三人,编出每部九亿八千万字的《四库全书》,共编了同样的七部。

纪购从四十九岁到六十二岁,十三年间,把他一生学问都贯注在《四库全书》上。其中有八年时间,他写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是研究中国图书的空前绝后名著。为了给这部提要做部名著精华部表现;宇宙是无限的,有无数的世界在形成、发展和消灭。,在提要没出版前,他先写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也是一部名著。

纪昀八十二岁死去,留有《阅微草堂笔记》等书。他的一生“目逾万卷,胸有千秋”,所以反倒很少写别的书了。

阮元:《揅经室集》

阮元(一七六四~一八四九),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他二十五岁就中了进士,做官时提倡学术,在浙江完成《经籍纂诂》、在江西完成《十三经注疏》、在两广完成《皇清经解》。

阮元认为“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训诂不明”,“古今义理之学,必自训诂始”,这是很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阮元八十六岁时死去,他在提倡学术的影响上,既深且久。在浙江立诂经精舍,有教室五十间之多;在广东立学海堂,也是有名的学术重镇。

《四库全书》在开馆编书抄书的时候,曾由清朝乾隆皇帝下令,叫各省于半年内搜罗书籍集中中央,当时光浙江一省,就送上四千五百二十三部书。阮元比纪昀小四十岁。在纪购死后,他在浙江,又陆续搜集《四库全书》没收的书一百七十五部,写成了《揅经室经进书隶》(也叫《四库未收书提要》、也叫《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五卷,以补《四库全书》的不足。

他这部未收书提要,原未分类,后经傅以礼于一八八二年加以重编、补正,成为四库提要后第一名著。

英廉等:《禁毁书目》

一七七三年,清朝乾隆皇帝开四库馆,成立了全世界最大的编书抄书阵容。他动用四千三百零三人,花了八年的时间,编出第一部九亿八千万字的《四库全书》(文渊阁),后来又编了同样的六部。(四库全书)是包含三千四百七十种、七万九千零一十八卷、三万六千三百册的丛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丛书。

在编《四库全书》以前,首先要人民提供藏书做底本,但是人民怕文字狱,都不敢提供。经乾隆皇帝保证,‘书中即有忌讳字面,并无妨碍”。千方百计,劝诱人民提供藏书。可是一旦提供出来,乾隆皇帝就露出真面目,就一边发扬文化,一边摧残文化了。一七七六年乾隆皇帝下谕:“明季诸人书集,词意抵触本朝者,自当在销毁之列”;一七七八年又下谕:“如有收藏明末国初悖谬之书,急宜及早交出。”随着就展开一波又一波的禁书运动。估计全毁书目在二千四百五十种以上,抽毁书目在四百种以上。这些书目今天都不全了,但从残余之中,还可看到一片杀气,足令我们猛省。

这部《禁毁书目》,就是统治者统一思想迷梦的一部清册,后代的中国人,别忘了祖宗做的孽!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

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九),字香涛、香岩、孝达,号壶公、无竞居士,河北南皮人。他是清朝进士,任督抚大官三十多年,在两湖最久,曾经创办京汉铁道、萍乡煤矿、汉阳铁厂等,很有成绩。光绪未年,他做到军机大臣。七十三岁死去。

张之洞是清末名臣,他感于世变日亟,不能不努力以求突破,他设立学校、提倡实业、鼓吹放小脚,都是他求新求变的一面。他在义和团闹事的时候,甚至违抗清廷杀外国人的乱命。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等成立“东南互保”,更表现出他的头脑,要比当时许多封疆大吏高明多了。

虽然这样,张之洞仍旧为格局所限,在《劝学篇》里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谬说,成为文化思想上的一种反动主流,流弊直到今天,还没停止。

张之洞为告诉初学者“应读何书”和“书以何本为善”,特由缪荃孙帮忙,写了《书目答问》。这书有刻本颇多。

一九三一年,范希曾把《书目答问》补正(包括补正原书的错误和遗漏),是为南京国学图书馆铅印本,最为实用。

胡应麟:《少室山房全集》

胡应麟(一五五一~一六○二),字元瑞,号少室山人,又号石羊生、明瑞,浙江兰溪人。他小时候就喜欢歌诗。二十六岁中举人。三十八岁已写了十八部书、一百五十卷。他从十五岁起,到五十二岁死去,除了花部分时间照料亲人、应考科举、小事游历外,都集中于著述。

胡应麟在读书风气不高的晚明时代,是朱彝尊所说的“读书种子”。晚明读书风气不高,一方面是“束书不观”高谈“实践”的性理派;一方面是不读汉朝以后的书的复古派,相激相荡之下,学问是不扎实的。胡应麟在这种风气里挺身而出,主张又精又博的学问,是很难得的。他呼吁:“凡著述贵博而尤贵精,浅闻吵见,易兔空疏;夸多炫靡,类失卤莽。博也而精。精也而博,世难其人。”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不敢以鸿硕自居,不致以空疏自废。”他写《四部正讹》一书,上承宋濂的《诸子辨》,扩大检讨重要的古书,为古书辨伪,就是功力极深的一部著作。古书辨伪工作早发于刘知几、柳宗元,由胡应麟、姚际恒接了力,最后光辉后照,直到今天,他们的功劳,我们应该长记。

姚际恒:《庸言录》

姚际恒(一六四七~一七一○后),字立方、善夫,号首源,安徽徽州人。他是清朝康熙、雍正时代的一位学者,一位倒媚的学者,他“一生坎坷”,虽然“手著几等于身”,但是他的名字。却着存若亡、半明半显。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没有好评,纪昀说:

际恒生于国朝初,多从诸耆宿游,故往往剽其绪论。

其说经也,如辟“图”“书”之伪则本之黄宗义,辟《古文尚书)之伪则本之阎若璩,辟《周礼》之伪则本之万斯同,论小学之为书数则本之毛奇龄,而持论弥加恣肆。至祖欧阳修、赵汝梅之说,以《周易》十翼为伪书,则尤横矣。其论学也,谓周、张、程、朱皆出于禅,亦本同时颜元之论。

至谓程、朱之学不息,孔孟之道不著,则益悍矣。……(杂家类存目六《庸言录》)

这是很不公道的。姚际恒就在这种“别黑白而定一尊”的局面下,给挤出局了。直到清末张之洞出来,把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视为“简便易看,为读诸子之门径”,他才死后走运,被人肯定起来了。

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

陈梦雷(?~一七四一),字省斋,福建福州人。他是清朝进士,“读书五十载”“涉猎万余卷”,这种渊博,被皇家王爷看中,叫他编了全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

《古今图书集成》这书是根据中国一万五千多卷经史子集的典籍编成的,花了四年半(一七○一~一七○六),共有一万卷、六汇编、三十二典、六千一百一十六部,初版本有五千零二十大册,一亿四千四百万字,分装五百七十六函。

陈梦雷可说是苦命的人,他在三藩之乱时,正赶上回家探视,被靖甫王耿精忠胁迫造反,不干就杀他爸爸,他没办法,只好合作;不料造反失败,又被他的好朋友李光地出卖——不肯证明他的清白;又被误会成“行贼伪命”的陈昉,所以罪上加罪,被发配到东北做奴隶。过了十六年后,赶上康熙皇帝东巡,把他召回来,叫他陪皇帝的第三个儿子诚亲王读书,在优游的岁月里,他“目营手检,无间晨夕”,终于编出了这部体大思精的名著。

康熙皇帝死后,苦命的陈梦雷又开始苦命了。他的靠山皇三子失势,继位的是皇四子——雍正皇帝,自然对哥哥的亲信们大加整肃,陈梦雷首当其冲,又被“发遣边外”,这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了。他死在乾隆六年,活了八十多岁。

永瑢等:《四库全书》

一七七三年,清朝乾隆皇帝开四库馆,成立了全世界最大的编书抄书阵容。他动用四千三百零三人,花了八年的时间,编出第一部九亿八千万字的《四库全书》(文渊阁).后来又编了同样的六部。(四库全书》是包含三千四百七十种、七万九千零一十八卷、三万六千三百册的丛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丛书。

为了编四库全书,数不清的人付出了血汗的代价,文字狱接二连三,文字麻烦也此起彼落,甚至总纂官之一陆锡熊,为了到东北校书,冻死在关外;总校官陆费墀,为了“书有伪谬”,被下吏夺职,还要死后抄家,赔装订费。——给皇上办事,事岂好办哉?

《四库全书》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丛书,但因为只有七部,流传不广。所以只见其大,不得其用。中国知识分子用的,还是其他的丛书。张之洞《书目答问》说:“丛书最便学者,为其一部之中,可该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巨。多读古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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